阿波罗网王笃若报导/旅居悉尼的自媒体人司马库，8月14日在节目中从司法的角度分析了杨兰兰可能面临的法律制裁。

司马库认为，杨兰兰在8月15日的首次庭审中，最明智的选择是直接认罪，而不是坚持无罪辩护。他强调，早期认罪不仅可以获得新州法律允许的最高25%量刑减免，还能让法官感受到她的悔罪态度，从而在量刑时给予更轻的处罚。按照他的推测，如果杨兰兰没有案底，积极赔偿受害者，并配合庭审，很可能只会被判缓刑，吊销驾照几年，外加罚款或社区服务。由于罚款在不入狱的刑罚中属于最高等级，他认为法庭倾向于选择罚款。同时，她还会被强制安装酒精连锁装置，防止再次酒驾，这样基本就能回归正常生活。

但司马库也提醒，如果选择无罪辩护，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几乎肯定会输，还会失去认罪减刑的机会。法官会认为她缺乏悔罪之心，从而判得更重，甚至可能被立即收监9到18个月。当然，除非出现重大程序错误、发现车辆机械故障、酒测仪器失灵，或者有新证人证明受害者也在酒驾，否则无罪辩护几乎没有胜算。

司马库自称，从高中起就义务为中国留学生提供法律援助长达十年，与澳洲警察、检察官“斗争”，帮学生们“脱罪”。

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分析，然而，这一判断存在明显风险。首先，受害者George Plassaras的伤情极其严重——骨盆粉碎、脊柱重伤、多根肋骨断裂、脾脏破裂且可能截肢。这类“毁灭性伤害”在新南威尔士州司法惯例中，往往推动法院判处即时监禁，即便初犯也难逃实刑。其次，杨兰兰拒绝呼吸分析，根据NSW法律，该行为等同高浓度酒驾，不仅构成量刑加重情节，还会被法官解读为缺乏悔罪态度，与司马库设想的“积极配合”条件相矛盾。第三，案件已引发国际关注，涉案人身份与财富来源充满争议，在舆论和司法公信力双重压力下，法院轻判的操作空间将被压缩。

王笃然指出，此外，司马库的长期法律援助经验，主要集中在帮助中国留学生处理轻罪或初犯案件，与当前这种涉重罪、高曝光度案件的可比性有限。他自述的“帮人脱罪”经历，虽然显示出法律实务的操作技巧，但其立场天然偏向辩护策略，而非中立的法律风险预测。公众在参考时，应认识到该案存在不可控的政治、舆论及个案变量，仅依赖新州量刑惯例和辩护视角，可能低估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