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媒上周日（8月3日）发出一则500来字的消息，披露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侧面证实中共高层又进入一年一度的“北戴河时间”。

地处河北省秦皇岛市的北戴河，距离北京约300公里，是中国北方的一处避暑胜地。1953年，中共高层决定夏天集体到北戴河办公，正式形成中央暑期办公制度。

1966年文革爆发后，这个制度一度废止，直到1984年恢复。中共一些重要的决策曾在北戴河制定，包括在五年一次的全国党代会前，在北戴河酝酿重大人事决策、推敲党代会报告等。

2003年中共在胡锦涛时代决定取消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北戴河的政治色彩淡化。不过党内高层，包括一些已退休的领导人，每年7月底至8月上旬到北戴河集体疗养的安排一直保留。

虽然不再有正式会议，但高层仍会在疗养期间，就各种重大问题交换看法。在“老人政治”和派系政治褪去前，北戴河期间的酝酿是交换信息、协调彼此关切、达成妥协的经过。过去这些年，中共领导人树立“定于一尊”的个人权威，在重大决策上有完全的主导权，但即便如此，北戴河期间的讨论，还是继续发挥协调和统一党内立场的作用。

今年北戴河时间围绕的话题，预计避不开中美贸易战、中国经济，以及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

中美第三轮贸易谈判上周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落幕，双方同意推动展期在日内瓦达成的“休战”共识，但展期决定还有待美国总统川普拍板。

中美在关税问题上的立场差距仍然巨大，越到后面骨头越难啃，上半程用“稀土牌”逼退华盛顿后，哪些可以妥协，哪些需要交易，又要向华盛顿换取什么，这些都是下一次谈判开启前，中国高层需要斟酌的问题。

中美贸易战的前景始终是悬着在中国经济上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虽然取得5.3％增长，国内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也拉高到50％以上，但经济回暖的根基并不牢固。官方上周公布的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仅录得49.3，已是连续四个月低于荣枯线。

关税谈判的不确定性叠加上半年出口透支，外贸预计会回落；以旧换新政策退坡后，内需复苏未必能持续；“老大难”房地产还在震荡探底，新兴产业的拉动作用又不足以替代，中国高层相信对经济不敢掉以轻心。

进入北戴河时间前，中共政治局按惯例在7月的最后一周开会，除了讨论经济形势，也决定10月在北京召开第二十届四中全会，研究关于制定“十五五”（2026年至2030年）规划的建议。

用官方的话形容，“十五五”时期是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官方也研判，这会是中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更直白地说，抵御美国带来的风险冲击，以及应对内部经济转型曲折，将是这五年的着力点，而做得好不好，将决定中国能否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方向怎么定、蓝图怎么画，高层需要有充分的共识。

四中全会预计也会涉及的一些重大人事问题，也可能在北戴河期间进行讨论。目前中共高层人事中，还有几个悬而未决的案子。例如一个多月前卸任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马兴瑞，将会如何“另有任用”还未揭晓；去年11月落马、已被免去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职务的苗华，还未被正式官宣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

更瞩目的是身兼政治局委员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已有近五个月未露面，所涉问题至今没有消息。官方很可能在完成“九三阅兵”后，在四中全会前连同苗华案一起揭蛊。如果何卫东如外界猜测般凶多吉少，扣除已落马的前防长李尚福和苗华，二十届中央军委将从2022年10月的七人减少至四人；24人的中共政治局也会因何卫东的落马而少一人。

官方是否会在四中全会调整中央军委，例如将刘振立或张升民从中央军委委员，提拔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或是把之前已出任防长的董军提拔为中央军委委员；以及少一人的政治局是否也会罕见地出现增补，都会是四中全会的看点。从近20多年的历史看，中共中央全会期间调整中央军委的概率大于增补政治局委员，但目前的节骨眼上，解放军反腐风暴持续，军队“流毒”没有全面肃清，领导人未必会在没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急于提拔人员填补空缺，而北戴河时间也会让高层放下日常事务，对人事部署和用人问题，谨慎酝酿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