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右）与法国维琪政权领袖贝当见面握手。图／美联社
今年是二战结束80周年，当年参战的各国纷纷纪念为自由献身的将士们，缅怀民主战胜独裁的史诗。然而，也有一些值得后人警惕的历史必须反省，例如1940年选择向纳粹投降、成立维琪政权的法国。作为西方民主的先驱，维琪法国以“民主自杀”（Democracy's Suicide）的方式背弃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甚至沦为纳粹的帮凶，参与迫害犹太人的暴行。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法国人堕落至此？让我们先回到1940年5月间，当时德军对西欧发动闪电战，迅速占领了低地国家，开始进攻法国。随着德军挺进与英法军敦克尔克大撤退，法国败战近在眉睫，6月中巴黎沦陷，法国第三共和政府被迫投降，和德国签署停战协定，将法国分为德国占领区与自由区。
仅仅数周，法军被德军全面击溃，对法国社会造成极大震撼。这种沦为阶下囚的挫败感，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法国人民对国家和民主的信心，给了有心人士借题发挥的舞台。当法国陷落，有少数政府官员如总理雷诺（Paul Reynaud）认为应该继续战斗，但内阁与国会大多倾向投降，雷诺只能辞职并受到拘禁。
此时，副总理贝当（Philippe Pétain）接任总理职务，这位一战英雄主张向德国投降以保全法国，赢得了相当程度的支持。1940年7月，法国参众两院以569票对80票的悬殊比数，决定终结第三共和国，并授予贝当无上权力，启动修宪程序——实际上等同于废除第三共和国宪法。
于是，在自由区的维琪，法兰西国（État français）作为纳粹的傀儡政权正式成立，贝当出任首位国家元首。尽管法兰西国的合法性备受争议，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维琪政府确实透过民主程序产生，且获得绝对多数支持:两院907名议员当中，获得569张赞成票，约占63%，且横跨保守派与中间派各政党。
投票结果反映了当时法国的深刻分裂：保守派和中间派大多认为只有赋予贝当全权，才能拯救法国。许多投赞成票的议员相信贝当能带来稳定，尽管他们未必完全预见其后的专制转向。反对的左派如社会党等大部分议员则坚持共和制度，并在日后成为贝当政权的打压对象。
1941年法国维琪政权领袖贝当（中）迎接纳粹德国党政军领袖戈林（右）。图／美联社
▌崇尚工作、家庭、祖国的“社会秩序”
成立维琪法国后。贝当政权提出“工作、家庭、祖国”的口号，用以取代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因为许多法国民众厌倦了第三共和的政治僵局，也对军事惨败感到震惊，愿意在贝当的威望下尝试新政体。可以说，法国的民主自杀并非自上而下的革命政变，而是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的普遍心态。
对内，维琪法国采取了高压手段：大力鼓吹“民族革命”，并透过铺天盖地的宣传来强化贝当元帅的个人崇拜，教育体系也彻底改造，以灌输爱国主义为核心。这些做法获得了众多企业主与中产阶级支持，他们担忧社会动乱和共产主义威胁，并认为维琪政权是维护秩序与保护私产的较佳选择，进而营造出一个充满威权色彩、天主教保守主义且排他性民族主义的社会秩序。
为了洗刷第三共和国的颓靡之气、重塑传统美德，维琪法国特别成立了法国青年工作营（CJF），主要目的是向青年灌输“维琪价值观”，如遵守纪律、服从权威等。由于当时法国被迫废除义务兵役制度，而纳粹德国也不乐见法国重新武装，劳动营因此成了控制青年的手段。更令人发指的是，营内的青年后来甚至被迫送往德国进行强制劳动服务，沦为免费劳工。
作为一个警察国家，贝当政权除了动用军警力量监视反对者、镇压抵抗活动外，甚至与激进分子合作，成立了臭名昭著的法国民兵团（Milice Française）。民兵团名义上的首领是当时的总理拉瓦尔（Pierre Laval），他是标准的变色龙政客，其立场由左转右、从反德到亲纳粹，号称贫民律师却靠职务累积了大量财富。这样的人领导民兵团，不难想见该组织后来犯下的种种恶行。
1944年法国民兵团俘虏了一批自由法国的抵抗成员。图／维基共享
▌主动的反犹太狂热
然而，民兵团的实际指挥者是达尔南德（Joseph Darnand），这位前法国军人后来成为狂热的纳粹合作者，更加入纳粹党卫军。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民兵团逐渐发展为一支准军事化的政治警察力量，主要目标大致可归为三类：抵抗运动成员、犹太人和共产党员，常残暴对待俘虏，并未经审判就地处决嫌疑人。
令人讶异的是，即使没有纳粹的要求，维琪法国便自行制定了一系列严苛的反犹太法律，例如限制犹太人工作权、没收犹太人财产、关押犹太人等。执行者除了警察，还有民兵团，尽管它并非正式的政府组织，但在贝当政权的默许与纵容下，执行了许多惨无人道的种族主义政策。
之后，纳粹要求贝当政权协助驱逐法国境内的犹太人，总理拉瓦尔为了维持法国自主性而同意配合。在法国警察的主导下，1942年8月发生了冬赛馆抓捕（Rafle du Vélodrome d'Hiver），将超过1万3千多名犹太人，包括4千多名儿童，强制分离家庭关押，随后送往德国集中营，最终仅有数百人幸存。
1942年11月，德军因应盟军在北非的登陆行动而占领法国自由区，维琪法国的自主性进一步受限。虽然贝当政权保留了行政架构，但在政治上愈发依赖纳粹德国，其决策空间大幅缩减。随着冬赛馆抓捕等反犹行动暴露维琪政府的合作本质，部分法国民众，尤其是教会和知识分子，开始质疑其合法性。
贝当试图通过与德国合作避免法国沦为全面战场，但其政策导致经济掠夺和犹太人迫害，未能实现民众期望的稳定与和平。1943年初，德国强制实施劳工计划（STO），要求法国提供大量劳动力，促使许多年轻人逃避征召，加入抵抗运动。此时，民意逐渐转向反对维琪政权，抵抗组织的影响力显著增强。
位于法国巴黎的大屠杀纪念馆石碑，刻着上万名受害者名字。图／路透社
▌战后的选择性记忆
1944年，德国在东线和西线战场的连续失利使其军事力量显著衰弱。以美英为首的盟军于6月发动诺曼地登陆，这一决定性战役加速了法国的解放进程。自由法国领袖戴高乐自1940年起在伦敦领导流亡政府，其率领的自由法国军参与登陆及后续战斗，特别在巴黎解放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德军在法国节节败退，维琪政权的统治基础彻底崩溃。1944年8月，贝当及部分维琪官员被德军强行带往德国锡格马林根，成立名义上的流亡政府，但该政府毫无实权，无法有效对抗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巴黎解放后，维琪政权正式瓦解，其存续时间从1940年7月至1944年8月，只有四年寿命。
战后，戴高乐领导临时政府，重建法国的共和制度与国际地位。为促进内部团结与稳定，戴高乐政府有意淡化维琪政权的罪行，大力推广“抵抗神话”，强调贝当政权并非法国的正统代表，真正的法国自1940年起便由伦敦的自由法国政府延续。这一论述刻意将维琪时期的罪责归咎于少数领导人，借此减轻法国整体的道德负担。
战后的“净化”（épuration）行动虽然对维琪高官与附随组织进行了审判，如贝当被判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拉瓦尔被处决、达尔南德亦被判处死刑，但对广泛的合作者如公务员等，处罚极为有限，未能彻底清算维琪政权的结构性问题。这种选择性的历史记忆建构延续了数十年，为后来历史修正主义提供了土壤。
直到1995年时任总统的希拉克（Jacques Chirac）在冬赛馆抓捕纪念仪式上发表历史性演说，首次承认法国在犹太人迫害中的责任，声称法国犯下不可挽回的罪行，打破将维琪政权与法国共和割裂的抵抗神话。此演说标志着法国开始正视维琪时期的历史责任，并启动转型正义进程。
▌赔偿、教育与历史否定主义复辟
于是法国成立马特奥利委员会（Mattéoli Commission），调查维琪时期财产掠夺，并推动相关档案的解密工作，虽受隐私法规限制，部分档案已开放供公众查阅。1997年，前维琪官员帕蓬（Maurice Papon），因参与组织犹太人驱逐被控反人类罪，被判10年徒刑，此案成为战后清算维琪罪行的标志性审判。
1999年，受害者赔偿委员会（CIVS）成立，处理维琪时期财产掠夺的赔偿请求，截至2000年代中期，赔偿总额约数亿欧元，具体资料因隐私法规未完全公开。2000年又颁布赔偿法，规定因反犹政策被驱逐并在集中营死亡者的孤儿可获得赔偿等措施。
此后，法国持续通过纪念活动，如每年7月16日的维尔迪夫仪式（Vel' d'Hiv'，即冬季单车赛事馆Vélodrome d'Hiver的简称）、成立诸多纪念馆，如德朗西集中营（Camp de Drancy）纪念馆、推动教育改革及赔偿措施深化转型正义。但极右派政客如勒庞（Jean-Marie Le Pen）以反犹言论而遭政党除名、其女则紧抱戴高乐论述以否认法国责任，显示历史共识仍存争议。
至此大致可以理解，维琪法国是政客利用外敌入侵之际制造出的反民主产物。然而，即使政客们毁宪乱政，整个过程却完全符合民主程序，这正反映了代议政治的致命缺陷。那么，难道没有制衡方法吗？
有人或许会说，应该运用复杂的数学公式进行制衡，例如设立需四分之一国会议员提议、四分之三议员出席、再加上四分之三议员同意票的修宪门槛。这类机制在承平时期或许有效，但面对敌军兵临城下、又有内贼通敌的危急情势，任何严密的计算都显得苍白无力。
也或许可用直接民权对抗代议政治，例如实施罢免权制度，让人民能够直接罢黜失职政客。倘若第三共和国拥有罢免权，人民是否会让那些向纳粹投降的政客下台？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当时的社会氛围普遍倾向投降主义，政客不过是迎合民意；即使进行国体变更的公投，以贝当为首的保守派也极可能获胜。
说到底，以民主制衡民主的方式不适用于已经迷失方向的国家与人民。维琪法国所奉行的民族革命，实际上承继了法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反犹太情绪，更蕴含着反对法国大革命理念与自由民主制度的反动思维。这些保守派人士认为，第三共和国的颓废风气正是导致法国败于德国的主因之一；目睹纳粹德国的兴盛，他们更深信民主制度已走向末路，只好选择附随纳粹。
当维琪法国开始推动一连串不合理的政策时，绝大多数法国人选择沉默以对、逆来顺受。更有甚者，出于对国家暴力的恐惧和对社会动荡的厌倦，法国人以正义道德之名为政府的极端言行进行辩护，再次证明了平民极易适应独裁专制，这些平庸之恶的表现，正为日后的犹太人大屠杀奠定了社会基础。
在至暗时刻，面对残暴的纳粹铁骑，以及维琪政权的打压，仍有人挺身而出、无惧被像被蟑螂般捏死（据估计大约有2％的法国人参与抵抗运动、也有1%是纳粹协力者），还有如戴高乐等不怕被视为是叛国者的顽强抵抗。这些人当然无法预知同盟国终将战胜轴心国，只能凭着对自由的信念投身战斗，纵使面临死亡威胁也在所不惜。
维琪法国的教训告诉世人，民主制度不需要强大的外敌摧毁，只要内部存在对于自由法治等价值的犹疑与曲解，国家即有可能通过完全合法的民意自决途径“自杀”。当混沌未明之际，难免面临内外力量的拉拢或胁迫。身为民主国家的一员，我们必须谨记历史教训、保持高度警觉，时刻准备捍卫民主价值与自由未来。
1997年，高龄87岁的前维琪官员帕蓬（Maurice Papon）因与纳粹共谋驱逐犹太人被控反人类罪，被判10年徒刑。最后因高龄只坐了3年牢。图／美联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