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30日，德裔美国人同盟曾在纽约市东86街进行纳粹游行（维基百科）

一年多来蓝白两党配合中国攻台野心，在立法院疯狂“作乱”，导致台湾众多民间团体群起发动罢免“舔共卖台”的立法委员，让他们无法继续担任中国政府的传声筒。这些国会里的败类固然可恶，但我们要知道他们不过是中国在台“协力者”的极小部分，就像“冰山一角”的体积只是整座冰体的十分之一，至少还有90%的“匪谍”潜伏在水面下，要靠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体认“保密防谍、人人有责”的重要，才能去除这些更隐密的“杂质”。

根据国安会一份“共谍案渗透手法分析”报告，近两年破获共谍案件数屡创新高，2021年3件、2022年5件，2023年14件、2024年15件；而人数上，2024年已达64人（其中现役与退役军人分别占28人与15人）；今年更热闹，1月收押前陆军官校曲宏义中校及其吸收之6名退役军人、2月有航特部3名现、退役军官及前立委张显耀、3月破获总统府宪兵211营及国防部资通电单位4名士兵、5月爆出5名民进党高阶党工被中共吸收的丑闻、另案收押各军种军士官兵8人、6月除了扯铃教练鲁纪贤案，另收押空军官校2名校级军官及国防部军事新闻社1名中校，还有1名国民党民代助理。最震撼的是在7月初以叛国罪逮捕退役陆军中将高安国；官阶突破早先捕获的罗贤哲少将、刘圣恕及邵维强上校等人。无怪乎赖清德总统在今年3月中宣布中共是“境外敌对势力”，并恢复军法审判制度，否则各级法院单只处理违反“国家安全法”与“反渗透法”等匪谍案件，恐怕就难以招架。

赖总统事后澄清，军法审判限于现役军人，因为《宪法》第9条明订“非现役军人不受军法审判”；这令人忆起美国在二战期间为遏止纳粹德国的间谍行动，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先后两度设立军事委员会（Military Commission），将捕获的间谍交付军事法庭，以期速审速结。其实美国的《宪法增订条文》第6条也明订一般平民享有“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而这些纳粹间谍大多是德裔美籍人士，无一是现役军人。似此平民受军法审判，之前只出现在刺杀林肯总统的“南军”间谍审判上，经过近80年才再度发生，遂引起国内政治与法律人士争议，为此还闹上最高法院；所幸几经波折，最后联邦大法官们判定军事法庭审理不违宪，但此事也成为联邦法院极具争议的“隐藏版案件簿”（shadow docket）事例之一。

对今日台湾而言，重提这个美国司法史上的故事或许有学术价值，但更值得关注的可能是重温该案件的历史背景，也就是纳粹德国历次对美国进行谍报渗透的过程和结果，因为可以做为台湾对付匪谍侵门踏户的“他山之石”，也让国人更了解极权国家的侵略野心无所不在、无时停止。

首先要说明，希特勒发动二次大战之前，并没有想要与美国为敌，他在1936年邀请美国飞航英雄林白（Charles Lindbergh）出席其主持开幕的柏林奥运、并且开放他参观德国空军基地与飞机制造厂，致使林白对德国的强盛既惊又惧，回国后盛赞希特勒“是个伟人”，能“让德国伟大复兴、重建欧洲秩序”，甚至公开表示美国军事能力不是德国对手；二战开始后，他与反战人士筹组“美国第一委员会”（American First Committee），为纳粹主义辩护声援，获得70%以上民意拥戴。所以即使1938年11月纳粹开始拘押犹太人、1939年9月纳粹入侵波兰、捷克、奥地利、北欧诸小国、1940年6月占领法国、荷兰、比利时，不敢得罪民意的罗斯福总统也不顾英国首相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低声下气再三恳求，始终没有具体支援行动、更不对德宣战。1941年6月2日纳粹大举进攻苏俄，罗斯福还是不愿直接和希特勒撕破脸；甚至在同年8月，3艘美军驱逐舰在大西洋为货轮护航时被德国潜艇（U-boat）击沉，美国也没有采取报复行动。一直要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次日美国对日宣战后，德国和义大利才主动翻脸向美国宣战，罗斯福终于放弃姑息政策。

[page]

必须注意的是，尽管一开始希特勒或许还没有侵略美国的决心，美国也一直没有得罪希特勒的举动，但这并不代表希特勒会把美国晾在一边，就一个法西斯政权而言，有朝一日吞并对方的想法永远不嫌过分、渗透对方社会的准备也绝对不嫌太早。1933年时，在美国的德裔人士应有超过200万人，大多是一次大战前的德国移民及第二代，国会中也有德裔的议员，有见于这一块“沃土”，纳粹副元首赫斯（Rudolf Hess）就指示在纽约市的德国领事馆成立一个“新德国之友会”（Friends of New Germany），针对一些非政治性的德裔人士社团进行颠覆，并宣传反犹主张。不过这引起美国众议院“归化与移民委员会”（Committee on Naturalization and Immigration）犹太裔主席的注意，设置所谓“非美活动”（Un-American Activities）特别小组进行调查，最后宣布该组织是纳粹党在美国的一支，逼得赫斯下令组织解散，所有干部召回德国。

但纳粹并不罢休，1936年又催生了一个“德美联合会”（German American Bund），该会广招取得美国身份的德裔会员，将全美分成3大区，69小区，另在各州设有“训练营”。该联合会高调主张反犹与反共，却矢言效忠美国、强调爱国主义，确实增加取缔的难度。例如举办活动时，大玩两面手法：一方面展示纳粹旗帜、但一旁又挂有美国星条旗；一方面向希特勒照片抬臂敬礼、一旁却挂着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画像。这种表面上双重效忠与国家认同的技俩，起初很管用，直到1938年初美国国会制定“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案”（Foreign Agent Registration Act），纳粹政府觉得该联合会行事高调，开始引起一些美国人民的反感，渐渐变成麻烦制造者，开始切割，并收回纳粹标帜使用权。1939年2月该会在纽约市著名的麦迪森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举办2万支持者的盛大集会，主持人开场就说：“如果今天华盛顿总统还在，他会要和希特勒做朋友”。接着讲员轮番攻击小资产阶级犹太裔领袖、狂骂罗斯福总统、吹捧纳粹主义；最后还和周遭更多的抗议民众爆发大乱斗，结果引发主流媒体群起谴责。这可说是该会的颠峰之作、但也是急遽败亡之始。

二战爆发后，该会首任会长却因逃税及掏空公款丑闻而获罪，在狱中被撤销美国籍，战后被遣返德国；更扯的是，1940年他的继任者又因教唆会员躲避征兵而被判间谍罪，短暂逃亡墨西哥后遣返入狱。1941年底美德正式宣战，该会被美国国会宣布为非法、遭到解散。

几乎在组织瓦解的同时，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宣布破获一个货真价实的纳粹间谍网，最后被起诉判刑的33人中，除了全部都是德裔美籍、而且不乏上述“德美联合会”成员。这个间谍网以一个老手杜凯尼（Frederick Duquesne）为首，他在纽约住了30年之久，开设一家空壳企业，一战期间就曾暗中成功破坏盟国海运船只；另一个主要成员费塞（Paul Fehse）在德国受过间谍训练，负责召开会议、协调分工，但其表面职业只是在货轮上做厨师。细细一查，这群人当中厨师竟然有4人，还有理发师1人，都在货轮上工作，另外水手和服务员，也有7人；再加上码头工人、卡车司机、轮船油漆工等，显然当时纳粹最重视的是大西洋两岸港口物资运送的情报，顺便利用工会制造纠纷。另外有6名工程师与制图员，分别在福特汽车、西屋电气、燃气发电厂、精密材料研发公司、甚至在军方任职。值得重视的是，这些技术人员中，仅有1人是受金钱收买，其他成员应该都是被纳粹主义洗脑成功。

这个集团在美国对德宣战才第6天，就全员就逮，当然不是拜美国民众保密防谍意识之赐，而是因为其中一位关键人物施勃得（William Sebold）是双面谍，盖世太保认为其年迈母亲在德国形同人质，吸收他应该不敢“乱来”，不料他自始就和FBI合作，其他成员每回与他接触都被录下完整影音，所以被一网打尽后，很快就认罪受审。由于他们卖力取得的“机密”其实是FBI“喂”的，根本无三小路用，因此无人判死，刑期10年以上13人、2年以下9人，首脑杜凯尼判了19年，他的美国情妇露易丝（Evelyn Lewis）1年又1天。这件“团灭”大案真正敲醒纳粹高层的美梦，企图以郷情、血缘、族裔来策动内应、颠覆美国，风险比想象高得多。

但是开战后对敌国的谍报工作当然更不可或缺，于是纳粹秘密在外交部长李本楚（Joachim von Ribbentrop）的授命下，亲卫队（SS）总部决定安排经过谍报训练的人员潜入美国工作，命名“帕斯托利亚行动”（Operation Pastorius），由纳粹陆军军官卡培（Walter Kappe）负责训练，这就连结到本文前述美国以军法审判纳粹间谍之事。

包括卡培本人，这次的人选都是曾经移居美国多年、但战前又重新回归德国的纳粹主义份子，只遴选了8人，在“布兰登堡破坏任务学校”（Brandenburg Sabotage School）集中训练。于1942年6月中旬，他们分乘两艘潜艇，携带武器与够用两年的爆裂物，分别在纽约与佛罗里达州大西洋岸边，趁着浓雾与夜色上岸。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破坏重要交通枢纽、公用设施、及国防工业生产单位，例如纽约市的地狱门（Hell Gate）铁路桥、纽华克（Newark）的铁公路总站、纽约的自来水净水厂、费城的炼铝工厂、密西西比流域的水渠通道等等，用意在制造社会混乱、民众恐慌。两批人上岸随即再分成4个小组，就等卡培到来展开行动。想不到当一切看似就绪，竟然又出了和上次同样的大纰漏：年龄最大的队长达许（George Dasch）竟然决定投诚，私下向FBI供出所有组员的行踪，再一次“团灭”。其实纳粹上级行前早已吩咐：“任何人若显示意志薄弱，其他人可以将其格杀勿论”，但恐吓收到反效果；达许警告他的伙伴博格（Ernst Burger），如果不从就别想活命。于是两周后全数被逮。

这个案件不是FBI主动破获的，这让罗斯福总统与FBI局长胡佛（J. Edgar Hoover）心虚又生气，纳粹间谍搭潜艇换橡皮艇在国土南北两处海岸长驱直入，显示国家安全有大漏洞。罗斯福总统一怒之下，下令组成1865年以来第二次军事法庭审判“非现役军人”，8名被告都不认罪，辩称是为了可以到美国才会答应指派，而且并没有破坏任何设施，仍然全部被判死刑；直到检察总长求情，最早投诚的达许和博格才获减刑免死，其他6人在8月8日被送上电椅。1948年两人被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特赦，并遣送回德国。

[page]

这个案子还衍伸出另一个联邦重大刑案，被告是8人中第二资深成员郝普特（Herbert Haupt）的父母、叔父、姑母、以及另一成员弗井（Wolfgang Wergin）的父母，共3男3女，罪名是“叛国”，陪审团判定有罪。法官坎贝尔（William Campbell），量处重刑。男生死刑、女生25年刑期；并宣读了一篇长长的重刑释明，寓意很深，节译几段如下：

…本法庭认为陪审团的有罪判决是建立在充分的证据上。本席必须考虑到，目前我们国家及每一个男女老幼正面对一场前所未见的生死存亡之斗争，要打倒独裁及邪恶。…

在我们奋力对抗敌人时，国内防线就和战场前线一样重要；所以危害家园的举动。就像在敌人面前破坏我们的布署一样，都是叛国。…

量刑必须能成为及时且严肃的警告：任何人企图做出不论多微小的破坏、或与敌人勾结，都给我小心；重刑也是要警告敌人，别想再把德裔美籍人士当做渗透颠覆这个国家的棋子，这种自以为聪明的计谋必定失败。…

…公道要还给成千上万忠诚的德裔美国人，他们的爱国心和忠诚度是无庸置疑的，本庭从不相信这些囚徒丝毫能代表我们所有出生于德国的美国公民；你们无需担心因为本案这些被告的行为而受到骚扰、不公、歧视。…

这位坎贝尔法官的重惩当时受到广大支持，不过案件经过上诉之后，死刑没有执行、女性改判轻罪或无罪；战后则多人被释放并遣返德国。然而或许是这次的严刑峻罚，也可能因为侵俄战事陷入胶着，有一段长时间纳粹没有再积极渗透美国。但随着1942年6月的中途岛之役（Battle of Midway）与1943年2月的史大林格勒之役（Battle of Stalingrad），轴心国在太平洋和欧陆两大战场相继败退，纳粹无法继续忽视美国的存在，尤其1944年6月联军在诺曼第（Normandy）登陆成功，纳粹终于像一个走投无路的赌徒，决定再赌一把，进行“麻雀行动”（Operation Elster），这是对美国最后一次进行间谍渗透。

于是在1944年11月底又有一艘德国潜艇在美国东北角的缅因州海岸送上2名间谍，一是柯尔保，在美国土生土长，上过海军学院，也曾进过麻省理工学院（MIT），并曾短暂加入美国海军；他被遣退后，转往里斯本（Lisbon）的德国大使馆投奔纳粹，在海牙（The Hague）接受密集电报与武器训练；另一名是金培（Erich Gimpel），一名资深地下工作者，精通无线电操作，二战一开始是在其他南美国家做间谍；不过后者说英语有浓浓德国腔，需要前者当掩护。他们的任务除了搜集美国民情之外，重点在飞机与火箭制造情资，甚至包括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或许觉得有行贿的需要，这个行动的特色是两人除了携带手枪、特殊照相机镜头、隐形墨水和显影剂、微点软片之外，还备有大笔现金及98颗钻石做“盘缠”。

两人上岸后直奔纽约市，住进旅馆。柯尔保离开美国太久，想先体验大都会的奢华夜生活，金培只能跟着他走，两人花天酒地、“不务正业”半个月，足迹遍布高级餐馆、酒吧、夜总会、剧院、服饰店，甚至召妓买春。等到玩够了，不可思议的事又发生了，柯尔保干脆抛下同伴，卷款而去；他联络上一位中学老同学，坦白自己的间谍身份，打算自首。这次FBI早已收到数起民众报案，目睹有可疑人物在雪地步行前往车站后消失，FBI很快就确认属实。圣诞节次日，FBI就到同学家逮捕柯尔保，金培则在除夕前一天被捕，又是一次“团灭”。

罗斯福总统再次下令军法审判，金培自知死路一条、多辩无益，所以侦讯中完全不合作；柯尔保则把责任推给金培，说自己早已后悔投奔纳粹，会答应做间谍是为了回到美国，而且早就想要自首，但受金培监视难以脱身。这些鬼话当然没有屁用，两人都判了死刑。幸运的是，二战已近尾声，杜鲁门总统把两人减为无期徒刑，战后10年两人都假释出狱。同样的“叛国罪”，但国家处境大不同，命运自然也不同。

纳粹德国渗透美国的行动，自战争爆发前到战争结束前，历时10年以上，结果无功而退。究其原因，多数美国人民只是短暂被纳粹的极端种族偏见所迷惑，随即看清野心独裁者的真面目，回归民主自由理念，拒绝“与魔共舞”；再者，尽管希特勒借着令人震慑的军事优势崛起，美国人民不是被吓大的，保家卫国的意志始终坚定；第三，正如坎贝尔法官的感慨，军人在战场报效国家、平民在后方守护家园，同样重要。总结而论，美国能安然渡过纳粹渗透，“人民素质”是最可靠的护国基础。

所以当前台湾第一要务，应是巩固台湾内部民心、培养爱护家园的情操，这在此次“大罢免”行动已经可以看见曙光。至于重启军法审判，当然会有一定的吓阻作用，但属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