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前阵子我讲新书《雨烟雪盐》，有所谓“一本书包涵著环环相套的双重性：第一重：两大叙述手法、第二重：书写的循环、第三重：“历史的重复”，也即李泽厚一再感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圆圈游戏”（习*近*平不正在从思想上回到毛泽东、从制度上回到文革以前、从经济上回到大锅饭嘛）、第四重：历史事件与人物的两次出现：老佛爷（西太后）——邓小平；光绪——胡锦涛，近日北京政坛频传彭丽媛如何如何，让人联想起半个世纪前的那位“文革旗手”，几年前有分析，说彭有可能走向前台，2018年同时传言“习只信老婆女儿两个女人”，这个集权特色，习还真的酷似毛，孤家寡人的时候，再不济还有老婆嘛，那就是“江青故事”重演，当年江青染指政治，老毛是费了很大劲的，这个故事要重演，便是“历史同构”了。】
一、两个顶级女人
先讲两个女人：江青和王光美，两个民国女学生，四九后皆成为“领袖夫人”，却因夫君之间的恶斗而成仇，吊诡的是，“女皇”反而上吊自尽，“国家主席夫人”曾经斑斑凌辱，活下来之后，竭尽韬光养晦之能事，宽容宴、泯恩仇，难道是民国教育恩泽于她的？或者说，枭雄既坑了天下人，自己的老婆也跑不掉，而“叛徒工贼”死得飞灰烟灭，倒是积德于妻儿？中国政治还在中世纪，这两个顶级女人的遭遇就是证明。
北京政体谣言、传说、故事疯传，却全部是太子党们的皮影儿戏，早期的王军、陈元、陈小鲁、邓朴方、薄熙来、刘源、刘亚洲，死的死、栽的栽、隐的隐，现在已经是第二轮，好像只有两个“陕北帮”在耍，即习*近*平、张又侠，此“二人转”，究竟是互坑还是互帮，无人可以解读，荒诞中竟又传出“江青再现”，那个“彭旗手”又是杀克强、又是通奸，只能当“黄段子”听，猜度则是天下恨习已极，拿他婆娘出气，颇有些七六年“粉碎”之后的“三公一母”，一母便是上述“两个顶级女人”之一，当年颇有些故事，却是今日旗手不可望其项背的。
二、忠叛之辨
老少咸宜的《北京晚报》，1963年8月2日突然刊文介绍学术刊物《历史研究》第四期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戚本禹称《忠王李秀成自述》是"叛徒的自白书"，挑战了史学界的传统观点。我虽然只是一个中学生，却已经在家中的《历史研究》上读到戚文，却比较赞成罗尔纲，即戚本禹的对立面，觉得被俘的天平天国李秀成的确是在跟曾国藩搞"苦肉计"。然而我怎会知道，这场关于"忠叛"的文字之争，背后有巨大的政治阴谋，跟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如出一辙，正是"文革"的两场前哨战，所以这一类文字讨伐所挑起的，才叫"文化大革命"。
我当时莫名其妙地关注这场史学诉讼，一开始着迷的，是《李秀成自述》稿本的神秘性，全文应该五万余字，却只剩二万七千余字，曾国藩亲自删改原稿，并撕毁原稿第74页以后的内容，命人抄写送军机处，名为《李秀成亲供》，原稿则藏于湖南湘乡老家。明清史大家孟森的北大讲稿《清代史》说：
‘当时随折奏报之《李秀成》亲供，相传已为曾国藩删削，今真本尚在曾氏后人手，未肯问世。或其中有劝国藩勿忘种族之见，乘清之无能为，为汉族谋光覆耶？闻亲供原稿尚存之说甚确……，’
1936年孟森为北京大学影印曾国藩刻本《李秀成供》作序，再谈这个说法。1944年吕集义在湖南湘乡曾国藩后人家中，见到原稿，拍下十五张照片，而研究太平天国的史学家罗尔纲依据这个蓝本，作《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继续沿着孟森的思路，论证李秀成诱劝曾国藩取清廷而代之。我觉得这事也很简单，曾国藩不把这个俘虏的《自供》上缴朝廷，自然是因为原稿有不可告人之处，觉得对他不利才如此。戚本禹横空里杀出来说李秀成"变节"，哪儿跟哪儿嘛，纯粹是瞎搅和。
然而学界的争论，是家常便饭，怎么会惊动中宣部，连我这个住在沙滩大院里的小孩子也觉得奇怪——九月份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了一个批判戚本禹观点的会议，史学界的大佬、名流如侯外庐、翦伯赞、尹达、吴晗、刘大年等，和宣传官僚大阵仗出席，摆出一副权威、正统的架势，周扬说："这个不全是学术问题，而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应当提交中央宣传部讨论，开部务会议，还应当请中央考虑。"听这口气，就知道这位文艺界总管的厉害，然而连学术界也是由他管着的，是这次才知道的，而且他开会还得到总理周恩来批准，敢情他们也是"政治第一"的，后来文革里批判"学术权威"，就是他们这号人，所以我多少觉得有点活该。
究竟这个戚本禹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原来中南海里有一个"政治秘书室"，是专门为毛泽东处理文书业务的，成员都是一些老红军、老八路，文化程度低，据说胡乔木曾经向毛泽东建议找一些大学教授来，遭到拒绝，因为毛只看重忠诚。1950年"政秘室"从中央劳动大学选了三个毕业生，其中有个从上海来的山东威海人，初中文化程度，名叫戚本禹。毛泽东有个习惯，每天让秘书摘录报纸要点，再读给他听，这就是戚本禹的工作，同时他还负责管理毛的书籍，有一次他偶然发现毛的阅读书目中，有那本吕集义编辑的《李秀成自述》，就读起来，又去读罗尔纲的《笺证》，心里很不服气，觉得这个忠王李秀成明明就是一个叛徒嘛，于是他写出《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投给《历史研究》。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之后，到第二年春天，忽然江青派人找他，找了三次才把他叫到家里。戚本禹回忆道：
‘第三次江青的秘书沈同打电话找到了我。他让我在我当时办公的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随后他就带我去了江青家里。见面之后，江背对我说，她从《历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找资料，主席看了很多有关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拿出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对我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新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张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弄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她还告诉我，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接着江青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态了，他批了十六个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接着她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呀，是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斗争啊！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叛徒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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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提到的"蓝色封皮线装书"，这事发生在1962年，曾国藩曾孙、台湾东海大学第一任校长曾约农，在台湾世界书局把《李秀成亲供手迹》影印公布于世，每份售价两百四十元，内容较刻本多九千多字，为三万三千三百多字，全书没有结尾。曾约农将原稿捐赠国立故宫博物院，题名为《李秀成亲笔供词》，大陆则称为《李秀成自述原稿》。这本书居然是上海的张春桥进口来送给毛泽东的，这个细节透露，早在1964年"四人帮"里的张春桥已经很贴近毛了；当然，江青主动找戚本禹，也显示这个婆娘对文化学术界的咄咄逼人，以及她的盛气凌人——"背对"著戚本禹传达毛的旨意。
毛泽东为什么对"李秀成"忠叛争辩感兴趣？这涉及到一个重大党内旧案，即所谓"华北六十一人自首叛党集团"。1936年时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刘少奇，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指示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61名中共干部履行"自首"手续保释出狱，此决定由延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批准，61人包括刘澜涛、薄一波、安子文等。谁知1966年康生写信给毛泽东，重提此案，说刘少奇当年的这个决定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很明显他是在给毛出主意，如何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毛泽东恰在此时看到戚本禹的文章，乐得"古为今用"一下，借学界"忠王李秀成"的忠叛之争，明确向天下释放一个他要"抓叛徒"的信息。后来文革爆起，以及蔓延全国的"抓叛徒"风潮，冤死无数性命，其端倪皆始于此。那批当年"自首"的人，一个也没逃脱"叛徒"的归宿，刘少奇则最惨，带着"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被活活整死。
不过在六十年代初，戚本禹"一炮当红"，康生要他去设在钓鱼台的"反修·九·评*"写作班子，但是《红旗》副总编辑邓力群也找他谈话，他说不想去《红旗》，邓一扳面孔："这个事是给主席打的报告，主席批了，没得商量了。"原来《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抢先向毛泽东提出调戚。
沙滩大院一九六四年那时，大家都到机关食堂吃饭，各家凑一桌，我记得常看到有一个瘦高的中年男人，总是谁也不搭理，孤伶伶独自吃饭，偶尔凑到我家这桌来，也是傲慢地朝我爸点个头，闷声吃他的。后来听爸同妈妈私下说，此人即正当红的戚本禹。
三、"阎王殿"
共产党搞革命，一靠枪杆子，二靠笔杆子。陆定一是笔杆子，住在中南海，他的儿子陆德说：
‘党政军有三个部门在中南海里面办公：中央军委、中央宣传部、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宣部在乙区，国务院在丙区。在办公地点和出入方面，国务院比中央军委和中宣部低一级。我家前院原来住的是彭德怀，五九年上庐山开会的时候，我爸爸跟彭老总坐一列车，火车上彭老总跟我爸爸谈了他对大跃进的想法，我爸爸还给他提供了一些材料。庐山会议上彭老总给毛主席写了信，当时有人也批评我老爸右倾，是主席说了话："秀才还是我们的秀才嘛。"这才没整我老爸。彭德怀出问题以后，军委搬出中南海。中南海里面就剩下两个部门，一个是国务院，一个是中宣部。’
1957年初，中宣部机关从中南海的庆云堂等处搬出，迁进沙滩大院新落成的办公大楼，就在"五四"红楼的正北面；接着迁进来的，是《红旗》杂志和中央政治研究室。但是陆定一仍然住在中南海的增福堂。
陆定一，江苏无锡人，在上海南洋大学读书时加入共产党，长期在共青团中央担任宣传部长，曾赴莫斯科担任中国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后来回国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曾主编《新华日报》、《解放日报》，1945年起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共在此任上二十二年。期间，陆定一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前后矛盾，他积极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却又强调"没有什么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只有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反驳1962年陈毅在广州宣布"给知识分子行'脱帽加冕'之礼"，虽然后者可能只是"虚晃一枪"而已，但是这个事件显示了陆定一的教条和迂腐，接下来他就跌进了文革深渊。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向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此文由毛泽东授意，江青私下组织。彭真、陆定一抵制转载此文，毛在上海还曾下令印刷小册子，由新华书店系统发行；而《人民日报》迟至11月30日才在《学术研究》版内转载此文，两端激烈争夺，这是文革的第一场较量，即所谓"舆论指挥"权的争夺，刘少奇一派便以损失"彭罗陆杨"四员大将而败下阵来。自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到1965年这段期间，毛有部署地展开对文艺、学术的批判，如对戏剧《李慧良》、《谢瑶环》、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以及史学界批李秀成自述、哲学界批杨献珍、经济学界批孙冶方等，此乃所谓"文化大革命"叫法的由来，因为毛觉得"大权旁落"，要靠自己的一帮秘书来发动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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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毛泽东在上海批评中宣部：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接下来林彪其势汹汹，发表著名的"五一八"讲话，大讲政变：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伺机而动，我们就是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他们是野心家，他们阳奉阴违。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书记处抓了很多权……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指挥官是陆定一。’
八月底红卫兵揪斗陆定一，戴高帽、挂黑牌、罚跪、站椅、用皮鞭抽打等。这年９月３０日直至１９６８年５月３１日，陆定一先后被隔离于北京公主坟"别墅"和西四七条监所。专案组以"叛徒、内奸"的重大嫌疑，和合谋与严慰冰搞匿名信两大罪名，先后对陆定一进行了刑讯逼供的三轮审讯。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等，均对审讯做过具体指示。陆定一年老体弱，经不起连续突击的车轮战、疲劳战和各种酷刑的摧残，精神恍惚，交代之后又翻供，又以绝食抗议，并写下了遗嘱。1975年11月12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陆定一问题，定了三条罪状：一、阶级异己分子；二、反党分子；三、内奸嫌疑，决定将陆永远开除党籍，释放出狱，离京回原籍，每月发200元生活费养起来。决议经毛泽东批准，作为中共中央1975年第25号文件，下发全国。陆拒绝在决议上签字，所以直到1978年底他才被释放。期间，他的夫人严慰冰也被关13年，儿子陆德被关6年，亲友受株连多人，他的弟弟、岳母等死于非命。严慰冰活了下来，逢人就说："定一在里面被吊起来打。"
1966年5月底至6月初，已被中央点名的"阎王"是：陆定一、周扬、许立群、姚溱等正副部长，中宣部造反派还要打"活阎王"、"活老虎"（指当时中央尚未点名的副部长）；打击面也越来越宽，除了"阎王"，又出现"判官"、"牛头马面"、"大阎王"、"二阎王"、"死阎王"、"活阎王"、"死而不僵的阎王"；"阎王殿"的"亲信"，"黑笔杆子"、"黑爪牙"等等；有人还提出十七级以上的干部都要炮轰。
中宣部办公大楼门口两侧的柱子上贴上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庙小妖风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横批："打倒阎王殿"。沙滩大院——北京沙滩北街甲2号，成了京城一大闹市，造反的、串连的、看热闹的，人山人海；大字报铺天盖地；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已被监禁；副部长许立群、林默涵，秘书长童大林，每日数次被揪出来批斗，叫做"黑帮示众"；中宣部的正、副处长、业务骨干被打成"阎王殿"的"判官"、"亲信"、"黑笔杆子"，进入了"黑帮"队伍，剃了光头，监督劳动，还强迫他们唱"我是牛鬼蛇神"的"嚎歌"；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开了几十次。在这个时期有四人自杀：副部长姚臻、宣传处处长王宗一、国际宣传处干事刘克林、张际春副部长的夫人罗屏等……。
文化大革命中，中宣部因为被毛泽东定为"阎王殿"，被迫害致死8人；坐牢的9人。被诬陷为"叛徒""特务"等17人，其中正副部长10人。中宣部的正、副部长、秘书长除陈伯达一人外，均被诬为"阎王"，一律打倒；正、副处长被诬陷为"判官"、"牛鬼蛇神"被打倒。一般干部被打成了"黑帮"、"黑爪牙"、"三反分子"、"假党员"、"现行反革命"、"老胡风分子"、"杀人犯"、"五一六"分子等等，不计其数。中宣部下属单位、有关部门及省、市、地县各级宣传部被打成"小阎王殿"、"阎王殿分殿"等等，无法计数。陆定一、周扬坠入地狱，九死一生，自不必说，周扬的夫人，也被挂上"周扬的黑老婆"的大牌子，罚跪在大卡车上，拉出去游斗，而后蹲"牛棚"数年。副部长许立群被揪斗最早，关押8年半，患精神分裂症后死去。副部长姚溱自杀后，其夫人也被打成叛徒、特务，坐牢多年，失明残废，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无家可归。副部长张子意、张际春、张磐石、林默涵，秘书长童大林等，均被关押、监禁，或死或家破人亡。中宣部所有人，先被"军事管制"，分班、排、连集中食宿，后被"扫地出门"，发配到西北贺兰山下，劳动改造四年,人员最后分配散尽，中宣部彻底消亡。
四、电影处长
沙滩大院这么个"阎王殿"，里面几乎都是"牛鬼蛇神"，运动中互相揭发贴大字报，却也出现很特别的一张，题名《阎王殿将校以上排队》，作者是自称"牛头马面"的干部处副处长郝一民，给部长和处长们排了个队，大阎王、二阎王之后，是"阎王殿参谋长"，然后依次是：1、牛头马面和判官；2、忠实的奴才，或贾贵的后代；3、驯服的工具（有的挨过棍棒，有的思想共鸣）；4、明驯暗不满的准备逃跑懦夫；5、叛逆的英雄（极个别或者还没发现）……。
沙滩大院闹得人仰马翻之际，大家都没想起来一个人，她也曾是这里的一个处长，这会儿哪里去了？
原来，六六年文革当下号称"旗手"、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江青，曾经也是中宣部的一个处长。据时任理论宣传处副处长的于光远文革后回忆，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建议江青做中宣部电影处的正处长，书面报告毛泽东，毛在1951年11月16日答复："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同时也提出"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值得再考虑一下。"此处毛的意思，可能是说江青资历级别都较低，不够当中宣部的处长——中共的体制很怪，国务院部委的建制是部、司（局）、处、科各级，而党务系统即中央直属部位，没有司局级，部长以下就是处长。
所以胡乔木建议让江青担任电影处的正处长，显然属溜须拍马之举，他自然不理毛的"谦让"照做。不过于光远说，那个中宣部电影处也没有副处长，只有两个干事，一个是钟惦斐（就是钟阿城的父亲，那就是著名电影评论家，钟阿城的父亲啦）；另一个名叫安琳，还有一个办事人员沈美理。江青很少来沙滩大院，她只布置给电影处的人看各种电影，布置完了她也不问，她自己则在家里看这些电影。
恰在此时，毛泽东跟江青在家里看了电影《武训传》，还连看两遍，并立即让胡乔木组织批判文章，后犹觉不足，竟亲自撰写了人民日报社论，引导一场"武训大批判"，令该片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部"禁片"。当时中宣部电影处的工作，就是抓这件事情。毛批武训，主要是想肃清陶行知的"教育救国"理念。于光远回忆，江青还以李进的名字去山东进行"《武训传》问题调查"，陪她去的是袁水拍，《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江青后来还在家里请袁水拍一家人吃饭——这个细节，是文革中袁水拍告诉于光远的，他们俩当时同在中宣部的牛棚里头。
于光远可算是中宣部众处长中的幸存者，八十年代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实际负责人。他说在延安就认识江青，1942年在去陕北绥德途中，他跟江青同行，走了一天半，居然两人没说一句话。他的回忆文字中，最有意思的，是关于江青原始姓名的钩沉：
江青说，她的父亲李德文在山东诸城城关开了个木匠铺，生意不错。娶了两房妻子，自己是庶出。她原来的名字叫"李进孩"。上小学时校董薛焕觉得这个名字不雅，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就替她取了"云鹤"这个名字。
于光远说，1961年他看到毛泽东那首《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七绝，原以为"李进"是江青自己起的化名，后来才知道那是从"李进孩"简化而来的。他还指出，林彪和江青在文革中是合作的，而且他们两个人都讲究仪式，林彪发明手持小红书、口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求群众回应"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江青的仪式则是她呼唤"同志们好"，要求群众回应"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
1937年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11月，她同毛泽东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摆了两桌酒菜，新郎毛泽东没有出面，只有新娘江青向到场的人表示谢意。八十年代的科学院副院长李昌，当年在延安出席那个酒席，他后来同于光远谈起这件事情。
引自《西斋深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