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台北的“2025香港影展”看了《狱中信－邹幸彤》与《慧童》。两出纪录片加起来才80分钟，同场接连放映。实不相瞒，这次原是为慕名已久的《狱中信》去电影院，结果发现打孖上的《慧童》也非常好看，暗喜没有走宝。

邹幸彤不必多介绍了，香港人应该都很熟悉，但看了这出配以动画的《狱中信》，她的牢狱生涯才清清楚楚呈现在我的眼前。被囚近四载的邹，一直透过无休无止的写作，从深渊呐喊。她写公开信、法庭陈词、获颁国际人权奖的感言⋯⋯让世界持续听见她的声音，而这一切都是她坐在斗室地上，背靠碌架床的柱子辛辛苦苦写成的。

也是看了这片子，我才具体知道香港监狱对待邹幸彤是如何不人道：邹请囚友吃花生，被“钉仓”（即罚她单独囚禁“水饭房”）三日；请人吃一片姜，钉仓七日；有囚友无人探访，没有洗发水可用，善良的邹分给她一点用剩的洗发水，又被钉仓三日；还有一次，她因为堆积太多信件，竟被罚十八日。若我没记错，电影说光是2023下半年，邹已被钉仓78日。记者曾向惩教署查询，获覆“不评论个别事件”。

散场后，同行友人称赞电影“有教育意义”，我同意。近年看香港2019年后的纪录片，多以纪实抒情为主调，《狱中信》的特别，是透过英语旁白念出邹幸彤的狱中信，引导观众思考法治的本质，还简明地解释了今天香港“司法独立”何以虚有其表——法庭透过一个又一个案例，逐渐令法治变得面目全非，结果是“独立”的法官受限于案例，即使无人干预，判案也跳不出政权的五指山。

《狱中信》尽管只有短短22分钟，但已经启发良多。片中提到2023年欧洲律师协会委员会向邹幸彤颁发人权奖，邹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矢言为法律服务的人被指犯法，却因此受到表扬，当中必然有些很严重的问题（ Something must have gone very wrong when one who pledged to serve the law receives recognition instead for allegedly breaking the law）。”许多人总是说“规则就是规则”、“犯法就是错”，但你想过法律是从何而来、为谁制定的吗？《狱中信》带出的问题、引发的思考，我认为才是名副其实的国民教育。

另一出《慧童》是家庭纪录片，主角是导演任侠的祖母——拍摄时已91岁的彭慧童。她本是香港出生的千金小姐，年轻时向往中国的“自由”，离家出走，跑到大陆参与政治运动，还跟一个前地下党员结婚，诞下导演的爸爸和叔叔。之后发生的事都写在历史书里了，文革、三反五反、下乡、坐牢⋯⋯她全不缺席。

1966年后，慧童的丈夫（即导演的祖父）也被扣上牛鬼蛇神帽子，惨遭批斗。在那段翻天覆地的岁月，她的左手更因一次意外被活活烧断。可她依然咬紧牙关挺下去，把两个儿子养大了。片子拍任侠到广东惠州探望父亲和祖母，三人久别重逢，闲话家常，穿插漫不经心的幽默和睿智，看起来像是一家三口的对谈，实则是三个时代的独白。

全片最令我难忘的，是父亲带任侠去房里翻看祖父母60年前的资料文件，被慧童看见，恍如把她带回那个疯狂的文革年代。慧童当下站直身子，朗声说自己“行得正、企得正”、“清清白白”、“你们搜吧”，语气斩钉截铁，仿佛怕说慢了半拍，就有人把她押出去游街示众。

父亲劝她不要那么激动，慧童便独个儿走到客厅，唱着哀怨的粤曲。这一幕，把慧童埋在心底半个世纪的创伤后遗症都抖出来了，那些说话、表情和反应，无不带着时代的烙印，相信没有编剧写得出。回心一想，文革的疯狂着实令人不寒而栗。

把《狱中信－邹幸彤》跟《慧童》一口气看完，是很奇特的观影体验，令我内心五味纷陈。说它们风马牛不相及，乍看倒也不错：一个是坐牢的女律师，一个是断手的老妇人；一出记录抗争，一出回首前尘。但思绪沉淀下来，自会发现两部电影，其实是同一条河流的两端。

它们都以主角名字作片名，都拍坚强的女性。更巧的是，她们所受的伤害，说到底，都源自同一个政权。《狱中信》在香港大概无缘上映，但“回乡寻根”的《慧童》应该可以吧？《慧童》不谈抗争，只讲余震；不流血，却见泪痕。我盼望台湾能多放几场，让更多人看到这两出佳作——不单为了认识香港的现在与中国的过去，或许更可以借鉴别人，为台湾选一个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