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共党史，无论在红军长征的大逃亡中，还是在延安，进而到国共内战时期，中共都是依靠生产贩卖鸦片而筹集资金，死里逃生的。图为罂粟花（鸦片）示意图。（李梅／大.纪.元;）

笔者曾在《共产党爷、子、孙三代“家谱”》一文中，通过对共产党来龙去脉的追溯，厘清了共产党与撒旦教和光照帮的渊源关系，揭示出共产党“魔鬼世家”真相——

如果按照从上到下的辈份排序，撒旦教是共产党的“亲爷爷”，光照帮是共产党的“亲爹爹”，苏共是中共的“亲大哥”，而魔鬼撒旦是它们共同的崇拜和邪灵主宰。“魔鬼撒旦→撒旦教→光照帮→苏共•中共”一脉相承，一魔到底。

如果说，前文已经超越时空，在血缘基因层面上把中共的魔鬼身世起了底，那么，本文将从中共百年假、恶、暴历史中，拎出中共自己私下都羞于启齿，更至死都无脸面解密公诸于世的三件事略作呈现，从现实层面上，进一步揭示中共的邪恶本质。

中共一大“南湖红船”实为卖春花船

在今年中共建党日（7月1日）来临之际，虽然当局大张旗鼓宣传104年前在“南湖红船”上召开的中共“一大”会议，但却对“南湖红船”的底细讳莫如深：那艘船是为客商提供性服务的“花船”。这一论断，有相关文献为证——

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嘉区汇览》刊文记载：

船娘者，以南湖摆渡为生计，农历六月二十四荷花诞日与七月初七之七夕拍曲最为热闹。许家村“不重生男重生女”，女则操桨摆渡，徘徊宣公桥狮子汇，周旋鸳湖三塔落帆亭。

旧时，南湖最大特色是美艳船娘，摇船打桨、烹肴唱曲，多由妙龄少女充当。点竹篙、驾小舟，轻把橹、哼禾谣。正如方志远书法云：“出东廓门半里之遥，春水绿波，处处美人画舫。”

南湖丝网船摇船妇，一般由老妪与年轻美貌姑娘分工，统称船娘。许多网船妇从外地购入小女孩，相依为命称姆妈（实为老鸨）；平时以摆渡或导游为生计，以渔家女风姿招徕游客。中舱设草席与棉被枕头，任由少女陪客品茗聊天或嬉戏玩耍，老妪不问不闻。

船娘大多以不卖身为主，偶有不规亦生活所迫；如有中意者，均多给些船资或小费藉以“热络”。许氏船娘出嫁尚“红颜伴白发”。有的船娘迫于生计，烟花粉脂，沦落风尘。

另据“嘉兴故事”网站，嘉兴南湖的游船及船娘闻名于沪上。上海《申报》1937年刊文介绍：“嘉兴南湖的船娘向来是给一般骚人墨客所歌颂赞赏的，于是艳声所播，遐迩咸闻，凡来游嘉兴者，无不欲尽一睹南湖船娘之丰采……（船娘）在二十岁左右的较多数……正是伊们的黄金时代，所以这几天的南湖里，那些年青的船娘又开始活跃了。只要人们走近南湖之滨，那么就会有许多娇滴滴的声音追随在人们的背后，殷勤地兜揽着生意，“客人，游南湖去伐？”“坐船伐？”……

据移居海外的民运元老朱虞夫回忆说，他在1980年代听到过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的亲口讲述。王会悟在“一大”筹备阶段，按照李达的安排负责选择会议地点及安全保障。

据央视新闻网《王会悟：保卫“一大”召开，红船上的放哨人》一文，王会悟以北大师生旅行团的名义，安排13名代表住在上海的博文女校，开会地点选在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租住的房子内。但会议进行到最后一天（8月3日），一名陌生男子闯进来遇阻，随后离去。紧张不安的代表们在王会悟提议下，转移到嘉兴南湖，租了一条船，也就是那艘“南湖红船”。

据朱虞夫回忆，王会悟说上海的会场暴露后，代表们急于找到安全之地。王会悟是嘉兴乌镇人，她在嘉兴读过书，对当地较熟。“突然想起黄历6月末是‘荷花娘娘生日’，各地客商都会去南湖玩，湖上的‘花船’提供性服务，在那里不会引人注意。”他说，王会悟于是去租了一条船，就是后来所说的“红船”。

朱虞夫说，那其实就是卖淫的船，“它是‘一船一凤’，就是上面一个女人接待外地客商，南湖在黄历6月间很是热闹”。在嘉兴，过去的习俗仍有迹可寻。每到民间为“荷花娘娘”庆生时，扮作“荷花娘娘”的女孩常被男人抓伤皮肤。

综上所述，所谓“南湖红船”（花船），实际基本上就是陆地上的窑子；而所谓船娘，其实略同于窑姐儿。

因此，当我们说中共的诞生与世界上最污秽之地相勾连时，您是摇头还是点头呢？

也因此，当我们对为何中共官场“男官上位就思淫，女官思淫就上位”感到大惑不解的时候，是不是就此也找到了某种答案呢？

鸦片烟曾是中共的“衣食父母”

前文说过：撒旦教是共产党的“亲爷爷”，光照帮是共产党的“亲爹爹”，苏共是中共的“亲大哥”。然而，“亲爷爷”“亲爹爹”管生不管养，只遗留给中共一堆歪理邪说，并没有给中共留下任何活命的祖产；只有“大哥哥”苏共最初给过小兄弟一些零花钱。后来呢，中共又靠着吸国民政府的奶水过日子。再后来，吃奶的日子终于因为被断奶而过不下去了，为了活命怎么办？中共开始种鸦片。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斯大林为了牵制日本，利用西安事变力促中共与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共军队被收编入国民革命军，由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统一指挥。

自抗战初期到1941年初，蒋中正持续给中共发放军饷、枪支弹药、军需物质等，中共的盘踞地——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略有结余，如：1938年余10.3万元（法币），1939年余8.4万元。1940年拨款加外援占财政收入的74.7%。

中共名义上归顺蒋中正，而事实上并不服从指挥，不忘颠覆中华民国之初心，借抗日之名行扩张之实；甚至勾结侵华日军，不打日军打国军。1941年“皖南事变”后，蒋中正认定新四军是“叛军”，从1941年1月起，停止给中共发放军饷。被断奶后是中共，从1941年起，陕甘宁边区财政陷入极端困境，当年亏空567.2万余元。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1941年2月，毛泽东召见陕甘宁边区财政部长南汉宸。毛说，摆在面前的路有三条：一是想法子弄钱，二是散伙，三是饿死。大家肯定都不想散伙，不愿饿死，就只有走第一条路了。怎么弄钱呢？最快捷的办法，就是经营“特货”（暗语“鸦片”）了。

据《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披露，按延安市主要物品价格比较，1942年12月小米1斗为陕甘宁边币125元，特货（鸦片）一两则1400元。以此换算，特货一两值小米11.2斗，特货一斤值小米5376斤。按当时粮食供给“标准每人每天吃粮一斤四两，只军队多些，每人每天一斤八两”计，仅1000斤特货即可解决一支万人军队一年的口粮问题。

毛泽东拍板儿后，南汉宸立即着手实施一条比绑票更快的生财之道。一方面自种鸦片，另一方面统购统销，并迅见成效。史料数据显示：1942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支盈余10873万元，其中特货收入就占40%，边区财政靠特货扭亏为盈。特货不但解决了1942年的财政收入，结余部分还支持了1943年春季的财政支出。

另据《财经史料》记载，1941年8月15日－11月30日，三个半月，买了9260.5斤，平均每月约3000斤。1942年，买了3.12万斤。1943年，买了3.6万斤；1944年的销量更多，约6万斤。这些鸦片换来了陕甘宁边区衣、食、住、行、用等各种物质。

南汉宸用“特货”解了中共财政之围，得到毛的特别赏识。有一次，毛的妻子江青见到南汉宸夫人王友兰，拍着她的肩膀，竖起大拇指说，毛夸奖南汉宸干的漂亮。

据台湾历史学者陈永发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书中说：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开始大量种植鸦片。晋绥边区有河曲、保德、偏关、神池、宁武、五寨、平鲁、朔县、岢岚等九地栽种鸦片。陕北分布更广，“除交通要道和接近国民政府地区外都有种植”。

1943年初，中共为统一陕甘宁、晋绥两边区的财经领导，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领导。从1943年起，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支出，主要依靠晋绥边区支援。

据《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披露：特货在晋绥边区对外贸易中占有“绝对地位”。1943年起，“特货七八年来成为西北支持财政，稳定金融，周转贸易之杠杆”，“解决了财政经费的百分之七十上下”。

“花蓝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许多中国人都很熟悉郭兰英演唱的这首《南泥湾》，它以动人的旋律歌颂中共自称的“延安大生产运动”，曾在长达半个世纪里，唱彻中国大陆。然而，善良的中国民众却很难想像得到，那花篮里飘出来的，竟是罂粟花的香味。

1944年，曾担任过毛泽东警卫的张思德，参加“大生产运动”，在安塞县烧木炭，9月5日，因窑洞塌方而被砸死。

张思德死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为他举办追悼会，毛亲自出席并讲话。毛称赞张思德是“为人民利益而死”，他的死“比泰山还要重”。这篇讲话后来被冠以《为人民服务》的标题，在中国大陆广传。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以亲自到南泥湾考察的经历证实说：“据当地政府官员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359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铭刻着中国人耻辱的记忆。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初，即开始立法禁绝鸦片。然而，在1940年代初，国难当头、国军将士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之时，中共竟然冒中华民族之大不韪，不仅大量种植鸦片，烧制鸦片，而且源源不断销往国统区。中共此逆天之恶行，直接产生了如下五大效应：

1.严重腐蚀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党政军官员；

2.败坏了国统区军民的抗日士气；

3.祸乱了国统区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

4.中共从国统区换来了大笔资金和物质，渡过财政危机；

5.为中共在抗战胜利后颠覆中华民国储备物质。

因此，有人说“没有鸦片就没有共产党”；也有人说“靠鸦片过日子的中共就是鸦片的化身。”这说得简直太地道了。

中共的同志“台湾共产党”是“台独”的始作俑者

“对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我们决不容忍、决不姑息、决不手软，谋‘独’挑衅越变本加厉，我们的反制惩戒措施就会更加坚决有力。”这段话，引自中共喉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长期以来，中共一直以这样的腔调，高喊着两岸统一，抢占民族大义的道德制高点，俨然扮演了爱国者的角色。殊不知，台独的始作俑者，正是与中共同属魔鬼世家的一个分支机构——“台湾共产党”。

按照中共官方的叙事：“台独”最早起源于二战以后，以1946年创办“台湾杂志”、1947年成立“台湾再解放联盟”为标志性事件；以廖文毅为代表人物。但实际上，台独在1920年末就已悄然登“台”亮相了。这桩历史公案还得从头说起。

前文说过，光照帮是共产党的“亲爹爹”。光照帮有“七大政治纲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正是脱胎于这“七大政治纲领”。而七大纲领之一，就是“消灭国家”建立“大同世界”。因此，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性的颠覆各国政权的恐怖组织，其在世界各国都设有秘密分支机构。

1922年7月15日，日本共产党于成立，同年12月正式加入第三共产国际；1927年，第三国际决定，在日本共产党指导下成立台湾共产党，因为当时台湾属日本殖民地，依据第三国际“一国一党”原则，台共受日共领导，台共的正式名称是“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

1928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一照相馆楼上正式成立，建党大会上通过了林木顺执笔的“政治大纲”，大纲的重心在于提出了“台湾民族”、“台湾革命”的概念，并将其总结归纳为：台共领导的革命运动，终极目标就在于追求“台湾独立”；由此遂奠定台共“台湾民族”、“台湾革命”、“台湾独立”的三大主张。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追求台湾解放的政治史上，台共是惟一提出主张“台湾独立”口号的政党。

树有根，水有源。“台湾独立”这个由台湾共产党提出的口号，在共产党的理念中是能找到渊源的。

按照正统的共产主义理论，共产党的终极革命目标是消灭国家实现“世界大同”。很显然，共产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世界各国同时完成，而只能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搞定。也就是说，民族共产主义是世界共产主义的前提和路径。这正是“台湾独立”纲领的政治背景和思想根源。

一战以后，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民族自决”成为当时势不可当的大趋势。列宁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有“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自决权”的理论构想；后来列宁更明确地提出：“为了动摇帝国主义的根本，必须催生殖民地革命，同时完成阶级和民族的双重革命。”这样，“民族自决”的实现，就成为了共产党的革命目标之一。

列宁在思想体系上仍然承续着马克思的国际主义原教旨，由此才形成“殖民地革命”的理念，希冀全世界所有受压迫的人民分头揭杆而起，各自追求独立，令帝国主义顾此失彼，以减轻共产主义孤岛苏俄的压力，促进共产主义革命在全球的最后胜利。

列宁的构想就是“最高提示”，也成为当时共产国际的基本路线。1927年，日共接受第三国际的“1927纲领”，表示支持“殖民地完全独立”的主张，上述林木顺执笔的台共“政治大纲”,就是以日共领导人渡边政之辅等人的草拟稿为蓝本的。

1928年10月，中共欲在台湾发展势力，令台湾籍党员返台，建立“中国共产党台湾支部”。1931年，台共以翁泽生为首服从中共领导的一派取得台共领导权，服从共产国际和日共的谢雪红被开除出党。此后，台共新中央通过激进政治纲领，提出进行同时反帝反资的全面性“社会革命”，否定了原有单纯的“殖民地革命”。然而，这个与中共走到一起的新台共中央，却从未否定过“台湾民族”、“台湾独立”的原有主张。

事实上，在1928至1943年之间，中共也仍遵守第三国际的路线，从未对“台湾民族”的独立问题有过任何异议。台共势孤力单，不过昙花一现，但无论1920年台共的台独与后来的台湾当局的台独是否有直接的源流关系，台共毕竟是台独的始作俑者。

由此可见，所谓“台独”，其始作俑者竟是中共自己的同志！不过它当时叫“台湾共产党”。这个名称，在国、共双方长期使用的政治辞典中，现在几乎已经完全遗忘了。

然而，国、共两党对这段历史公案的遗忘原因是不一样的：国民党可能是真遗忘，而中共却是“选择性遗忘”。

结语

众所周知，“伟、光、正”是中共给自己贴在脑门儿上的标签。本文所呈现的三个历史实例，彻底撕下了其“伟、光、正”欺世盗名，还原了中共“伪、胱、症”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