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泳秝 :普通人的民主抗争:专访“欧洲香港人联盟”☀阿波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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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泳秝 :普通人的民主抗争:专访“欧洲香港人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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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香港人联盟在2024年9月30日成立,左为联盟拜会拜会欧洲对外事务部。图/欧洲香港人联盟X

欧洲香港人联盟经过两年的筹备期终于在2024年9月30日宣布成立,他们选在中共第75个国庆节(10月1日)前一天公布联盟成立的消息,跟那些压秒发文祝贺新中国生日快乐的台湾艺人做了不太一样的选择。

反送中运动之后,香港出现大批外移潮,许多香港人离开香港到其他国家落脚,在英国以外的欧洲国家,香港人人数不多,而旅居欧洲的香港人依旧想为自己的家乡做些什么,于是在很多热心人的奔走与努力之下,联合欧洲8国香港离散社群组织的联盟——欧洲香港人联盟(The European Hong Kong Diaspora Alliance, EHKDA)正式成立,希望集结众人的力量,继续推动香港民主并保存香港的文化与传统。

《转角国际》在欧洲香港人联盟的邀约下,采访了联盟中的4位成员,4个普通的海外香港人,希望透过他们投入香港海外倡议行动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欧洲香港人联盟,并且持续关心香港议题。

欧洲香港人联盟拜会欧洲议会最大党——欧洲人民党党团。图/欧洲香港人联盟X

▌天时地利人和的联盟秘书长Amy Siu(德国)

Amy住在德国已有14年,我们进行访谈的时候,她人刚好在柏林某个公园一处安静的角落,她说她来到德国是因为在美国读书时认识了另一半,就这样住下来了。

从照片看起来,Amy是一个外型俐落,精神抖擞的女子,她的言谈给人一种乐观的力量。她说她很惭愧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时什么也没做,当时只想快点把自己的博士论文写完快快毕业,她说她觉得自己很自私。

后来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时,Amy在电视新闻上看到香港的状况,“真的看不下去”,觉得一定要站出来做些什么,刚好那时候也遇到一群很有心的香港人,因为自己碰巧会点德文,所以就在抗议行动中担任了对外沟通与主持活动的角色,就这样进入了海外香港人的民主运动至今。

她说这一切,包括她为何会担任联盟秘书长一职,都是天时地利人和。

刚开始加入海外香港人的抗议行动时,她还没有自己再也回不去香港的体悟,她说没想到事情竟然会演变的这么糟,在港版《国安法》跟《基本法》第二十三条通过之后,她发现在柏林敢出面参与行动的香港人,从反送中运动一开始的1、200人,最后变成如果有10个香港人出席活动就算是人数众多了。

她表示,中共就是要透过国安法等恶法来吓阻香港人参与抗争或任何民主行动,他们的确也成功了。她说,她能理解这些不愿意出面的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可以这样义无反顾。

她本身有稳定的工作,工作时间相对有弹性,她有家人的支持,有德国的居留权,经济状况允许她在香港的家人到国外相聚,这些都是她能豁出去参与民主运动的后盾,也就是她口中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

Amy提到,德国有一个香港朋友在国安法之后还是选择站出来,但是每次出现都是帽子口罩全副武装,确定不会被认出来,这个朋友的挺身而出让Amy看见要站出来对很多人来说,是需要多大的勇气。

也因为深刻的理解到自己有各种有利于参与香港海外倡议运动的条件,Amy对没有站出来的人有更多体谅。她知道这场运动走到现在,很多人虽然基于安全的理由,行动上必须放弃,但内心没有放弃,她有这样的条件可以行动,站出来是她认为理所当然的选择。

欧洲香港人联盟秘书长Amy Siu,2019年之后投身香港海外倡议运动至今。图/受访者提供

参与这场运动所带来的风险Amy也清楚,她跟先生每隔几个月就会做一次风险评估,确定两人都能、也都愿意继续承担这样的风险。她说,中共在柏林有海外警察,自己会比较注意,所幸到目前为止,除了在抗争场合中出现中国大使馆的人之外,Amy还没有受到其他人身安全威胁,现阶段的风险还能承担,她表示不会因为中国威胁而退出这场运动。

在德国生活难免遇到中国来的移民,Amy说,她没有因为香港的状况而对中国人产生敌意,她认为,自己很幸运生在香港有机会体验自由,如果生在中国,自己会不会也在那种体系中被洗脑很难说,很多人盲目支持中共政权,但有些海外中国人也是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她选择不仇恨。

虽然参与香港民主运动充满风险,但开心的事情还是有,例如欧洲香港人联盟的成立。她说,经过2年的努力终于成立了联盟,大家花了很多努力不放弃,克服了很多不同的意见。在欧洲的香港人真的很少,把力量聚集在一起是很重要的一步,很多有心人还没有放弃,有同一个理念,这真的很令人开心。

Amy对这个联盟很有信心,联盟成员可以集思广益,互相补足,虽然目前还很像小宝宝的阶段,但大家互相帮忙,可以做得更好更多,尤其是在很少香港人的欧洲国家,成立联盟对运动来说是很正面的,以往个别国家做不到的事情现在有希望透过共同努力去完成。目前大家一条心一起努力,基于这一点已经让她对联盟非常有信心了。

联盟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到布鲁塞尔欧盟总部进行倡议工作,成员们在那边见了不同的欧洲议会议员,也拜会欧洲对外事务部(EEAS),还有不同政党的代表,解释现在香港的情况;其实在欧洲也有很多人关心香港,但没有时间常常关注。

而欧洲香港人联盟与欧盟之间其中一个讨论重点是,欧洲今年开始要香港人用电子签证,但香港有很多手足被警方逮捕过,他们可能会因此不能进入欧洲,因此联盟的倡议小组就预先跟欧盟反应了这个状况,希望有配套措施。

Amy最希望透过联盟达成的工作,是在欧洲香港人的声音可以被听到。在欧港人很少,透过联盟希望可以让声音大一点,可以多一点的力量,文化传承的工作也希望能吸引多一些人跟组织,让更多欧洲人认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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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坦承自己很想念香港,她从2018年之后就没再回去过,未来也不可能再踏进香港。她想念朋友家人和食物,她说,整件事很荒唐,她从来没有想过在这个世纪还有地方是因为安全关系没办法去的,很荒谬,何况这个“禁地”竟然还是她的家乡。但她也说,不能再回去虽很可惜,但若让她选择要做香港民主工作还是要能回香港一两趟,答案很明显。

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时,Amy在电视新闻上看到香港的状况,“真的看不下去”,觉得一定要站出来做些什么。图为当时香港街头的抗争者。图/路透社

Amy最希望透过联盟达成的工作,是在欧洲香港人的声音可以被听到。图/受访者提供

▌“争取香港民主感觉是我的责任”──瑞典港侨Tao

Tao跟联盟中其他移居海外的香港人不太一样,他是在瑞典土生土长的香港第二代,父母从香港移民到瑞典,Tao在瑞典出生,对香港的感情却不少于生长于香港的香港人。不只广东话说得相当流利,华语也一点都不差。他的应对进退和说话的气质,跟我对香港人的印象相当符合,温文儒雅、不卑不亢。

很难想像一个在海外出生长大的人会义无反顾的投入香港民主运动。Tao说,小时候常跟着父母回香港,香港对他而言是个像天堂的地方,虽然从未在香港长住,但每次造访都是两三个月,也有很多亲戚在那边。Tao说小时候的香港是个有人权、自由的地方,让在瑞典长大的他对香港更加有亲切感,也对香港产生了深刻的情感与认同。

对他来说,香港就像家一样,加入民主运动之后就已经知道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办法回香港。他听回去的朋友说,香港的改变很大,街上听到越来越多人说普通话,来自中国的人越来越多,街上看到更多中国国旗、听见中国国歌,中国国庆的庆祝也越来越盛大,以前没有的现在都开始了,未来只怕会有更大的改变,就像有人要把你家拿走但你却不能做什么。他有很多亲戚朋友都搬离了香港,2019年后瑞典的香港人也变多了。

虽然如此,Tao认为香港的核心认同应该还是能留下,但他也担心香港会广州化——虽然留着核心认同,但粤语逐渐变成只在家中说的家庭语言,人人在外说着普通话,电视上也都说普通话,本地文化就慢慢式微及至消失。

Tao在加入欧洲香港人联盟之前就已经在瑞典跟其他香港人一起成立了非营利倡议组织Befria Hong Kong,几年来不断在瑞典媒体上发表相关文章、拜访瑞典国会,从事倡议工作。

他认为在海外的民主运动除了倡议之外,文化是另一项重要工作,Tao希望可以在瑞典或其他欧洲国家有更多的文化活动,也许播放影片或办聚会。有了联盟之后希望行政工作能更简化,也许还可以跟台湾有更多连结。

最左边为Tao,图为2024年12月瑞典国会“香港民主与言论自由网络”(Network for Democracy and Freedom of Speech in Hong Kong)成立时留影。图/Stand with Hong Kong提供

Tao有家庭也经营自己的公司,时间太少是他参与香港民主工作遇到最大的挑战,想文章、投稿、跟政治人物接触,这些工作都要花很多时间,而要如何让政治人物从理解香港议题到真正采取行动,这也是倡议工作时常面对的挑战。

Tao说他其实不太喜欢露脸,或跟政客见面,但为了倡议工作的大局,他依然投身;而他在联盟工作中最享受的部分,是跟其他同样关心香港民主的香港人见面开会、聊天、吃饭、大笑,跟有类似想法的人相处总是会给人归属感。他说,很多香港人做了很多很棒很有启发性的工作,大家都在做志工,跟这些人一起令人有成就感,也许可以帮忙型塑新的香港。

Tao说他有时也会问自己为什么还在做有关香港的工作?他从没想过自己会做这么久,他认为自己坚持下去的原因是,自己是瑞典人,有自由有各种资源可以做这些事情。

“很多在香港或甚至中国的人想抗争但没办法,我们在瑞典有言论自由,感觉像是个责任,可能是我自己想像的,但我觉得是个责任,我必须去做,这种感觉一直让我走下去。”

他说家人还是很支持他的工作,一起看电视新闻时很难跟小孩解释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令人失望,但至少小孩知道爸爸在尽自己的力量带给其他人一点希望,他投身香港的民主工作多少也给家人对世界局势失望的情绪带来一个出口。

他说看到中国跟世界的发展,如果不继续做这个工作自己可能会发疯,也会看不起自己。他觉得做香港民主倡议工作其实也有他自己的私心,想要自我满足甚至自我救赎,推动他的力量一部分可能是罪恶感,一部分是责任感。他说这个工作也许不会做一辈子,“但我还没做够”。

▌接续上篇:〈“让人看见香港光复的希望,是我们的工作”:欧洲香港人联盟群像〉

未来只怕香港会有更大的改变,港人却无能为力,就像有人要把你家拿走但你却不能做什么。图为香港维多利亚港一景,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旗。图/路透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转角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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