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作为中华大地上首次出现的一个全新的象征性的人文符号，且不谈她对于暴政的反抗精神符号，是否可以从一个更加广大的意义上对她做一次更深层的意义上的诠释呢？答案是肯定的，正如，很多的牧师对圣经的经句做过的三番五次的诠释一样，每一次都有全新的视角获得更多的来自上帝的话语的启示，在基督教人士来看，这是圣灵的启示，是上帝对个体人的大脑思路的引领。而对于华夏大地上来讲，林昭作为一个极具人文价值的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上的符号的存在，还是需要我们再一次地深入诠释和解读的；曾经，林昭的意义在于她是一位在中国政治运动中追求自由、人权和平等的代表性人物。她的精神和遭遇象征着早期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理想主义的追求，以及对极权统治的反抗。同时，林昭的事件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政权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异议人士的压制和迫害，以及对历史真相的掩盖.林昭是中国50年代末期“反右运动”中，少数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并以实际行动反抗政治压迫的知识分子。她所代表的这一代人，是中国追求思想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先驱。
尽管林昭被所谓的中共官方“平反”，但并未得到完全的公开和公正的评价。她的故事和精神，仍然需要被更多人了解和铭记。对林昭的纪念，不仅是对她个人的追思，更是对自由、人权和正义的追求，以及对历史真相的追寻.对林昭精神内核的剖析，更可以让我们理解一种在极权文化、传统文化和基督文化共同交融之下的某种新式精神文明和文化的诞生。本人就林昭现象曾经与一位基督教牧者深入探讨，并获得一定的启发，特作此文，以期抛砖引玉之功效。
1、华夏道统的失落–血色中华
林昭曾叹息:“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罪恶的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
1968年4月29日，年仅36岁的林昭在上海龙华被枪决，5月1日,劳动节，公安人员来到林家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被枪决。家属要交5分钱子弹费。”她的母亲许宪民听到后，立刻晕倒在地。有人说，她不久后就疯了。7年后，这个当年坚定的抗日分子、热情帮助过共产党革命的民主人士，死在上海外滩街头。
林昭的母亲许宪民死了，是千千万万的被嗜血的暴政治下的普通平民中的一个写照；不仅仅林昭代表了一种反抗暴政的符号，林昭的母亲也代表了另一种普通平民在暴政之下的艰难的被压迫的灵魂的一种符号，每每党亿万中华儿女看到这个符号，就必然会联想到中共恶政对于中华民族带来的伤害何其之大！就会想到，中华民族延续三千多年来所秉承的文化基因为何被中共独裁统治之下不堪一击？为何这样的恶政竟然可以延续到如今而人民仍旧沉迷不悟？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很多人在看了胡杰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之后才搞清楚林昭是怎么回事。林昭在狱中写的血书是对当局政权最有力的控诉；因此，中共当局当然不希望人民知道真相。
今天，我所想要表述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在万马齐喑的时代里，竟然出现了一个林昭。她属于一个新的事物，而代表新事物的这个人在暴政之下被扼杀，但是她的精神却被华夏大地所承载，成为一颗永不磨灭的明珠，照亮黑暗世界，同时让更多的觉醒人士不断地反思。
林昭犹如一滴新生成的水，这滴水永不枯竭，正在滋润着千百万的愿意接受林昭理念的人们，并且，每个人都应该在这滴圣水的洗礼下更新自己的生命，成为一名更新的华夏儿女。
华夏道统里常常以水来自喻。水可以比喻为德行，像孔子所说，水“遍生万物而无偏私，似德”。老子道德经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翻译成现代文就是：最善的人好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另外，水也可以比喻为智慧，因为它能适应各种容器，并能深入细微之处。中国人常常将人的最高境界的善行比喻为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相对应的那些目空一切、狂傲自大的人，凡事都不会顺利。水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浓重的一笔，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成语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水”在成语中出现的频率很高。据统计，含有“水”字的成语共有370多个；水所形成的很多富有哲理的名言名句更多。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讲，水文化代表了华夏文化的一种柔性特点，正如太极图标识，乃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这种文化乃是以阴阳五行为标的物符号为特征的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性意识拓展开来，其实就是一个宇宙。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性不是群体性的，每个人都自成一体，成为一个君主、一个小宇宙。这个宇宙是一个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宇宙。在人类历史上，人类曾经想让单个的一个个小宇宙合并为一，铸造一个通天塔，塔顶通天，传扬人的名。如果这个塔建成之后会是如何呢？人类是否真的有一条通天之路呢？这条通天之路是否可以引导人类走出各自的偏狭不再局限在自己所设定的文化囚笼之中呢？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林昭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结果。
首先，她自小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林昭在中学阶段就读苏州景海女中，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在学期间，她每星期日都去教堂做礼拜，不久，从一位美国传教士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基督教文化构成了她的灵魂的底色或底蕴，这也是为什么她可以在后来敢于质疑暴政，是与她的敢于求真的思想有关联的。基督教文化里所拥有的为真理发声的勇气体现得淋淋尽致。
在英文中【真理】和【真相】是一个词（truth）？正如很多大陆地区的华人在美国居住久后，问道她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美国人对于谎言的零容忍，这个与华夏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多数华人基督徒对真相和诚实不感兴趣，他们只是对道德与善恶感兴趣。在圣经里，教导基督徒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通行。基督教求善不假，但是对比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基督教更加求真，后者更加求善。其实，如果没有了求真的精神，所谓的求善，不过更加是虚伪的善。严复曾对此有深刻的见解：“华风之敝，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一个失去了求真务实的民族，表面上再光鲜亮丽，其实内在都已经腐臭不堪，几乎被人类世界所唾弃。这就是“求善文化“的特色和结局：在一个没有善的人世间求善，求善必不可得；非但不得，更得太多的骗子！这个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大陆地区骗子横行，到处都是庙瓦迪，到处都隐藏着偷盗人体器官的没有道德没有伦理没有善良人性的世界的原因。一个张扬自己是道德礼仪之邦，最后却沦为邪恶伪善之地，其中奥妙谁人能知道其中奥秘？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不断地学习和剖析林昭的精神来源的原因。
林昭曾经被共产红色文化所迷惑，难得的是，林昭从一个毛泽东的崇拜者和追随者，蜕变为毛泽东及其代表的极权体制的反对者，直到死前都未曾停止她对这个极权体制的批判。极权体制剥夺了她的自由，迫害了她的身体，但无法清洗她的独立思想，也无法让她闭上嘴巴，她继续在狱中用发夹、竹签刺破自己的皮肉，用鲜血写下大量批判极权体制的遗稿，继续追求她所盼望的“给一切人以自由”的理想，直至子弹夺走生命的最后一刻。
林昭作为一个现象学符号在这个伪善的共产世界里屹立不倒，乃是华夏文化的大幸。
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技术偶像化的时代，往往会忽视真实的生活和什么是真实的人生。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过度依赖技术。在道家看来，这些技术都是远离正道和真道的，属于舍本逐末之流变。即便是很多人为科学技术辩护，之多将技术列为中性；例如，洋务运动时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乃是出自于魏源的《海国图志》，意思是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来抵抗外国的侵略。这句话体现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变，即从“天朝上国”的思想，转变为向西方学习，以求自强。洋务派的核心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就是著名的体、用之争。按照此观念，技术就是“用”的范畴，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船坚炮利都是可以作拿来主义，为大清所用，并不伤害清制本体。目前，中共的体制也是如此，所谓的“改开”路线同出一辙，并无新意。中共使用的西方科技来为其共产暴政续命，其本质的共产暴政之体不会变化。
清王朝和共产王朝使用的改革路线不过是使用西方科技之用，保全其统治之体。似乎无可厚非，从中国文化的道统来讲，这个体和用都属于外显的东西，不如法眼的。因为，背后自有天道运行其中，只是很多人不自知而已。况且，西方文化也正面临着自己的问题，西方文化正在被左派谬误思想影响走入了死胡同，右派的保守主义正在全力以赴进行矫正。这个矫正处于针锋相对的阶段。[page]
现代人所面临的困境就是这种失去道统，将体用之细微末节的技术当作是可以解决一起问题的万能钥匙，将科学技术偶像化，此时，人类就失去了对真理的敬畏和对道德伦理的坚守。道家的无为的视角来看，这是对有为的技术的崇拜，是佛教里所谈到的“有所求行”；整个世界的人们都处于贪求失真状态，有求则苦，三界都进入了“苦”的火宅中。无论是道家还是佛教，都认为技术乃是偏离了道和法的表现，当人类试图以科学技术替代真道天道的自然律之时，就会陷入无穷尽的困境之中，并会遭到天道的反噬。
在人类步入技术主义掌控一切的时代，让人类的灵魂“饿死在WiFi信号中”。人类的精神和灵魂正在被大数据和AI调整和塑造。人们沉浸在虚拟的碎片化的信息世界中迷失了自己，以至于使得他们的精神和灵魂越来越贫瘠，渐渐丧失了深度思考和情感链接的能力。人类再难以抵御各种诱惑，远离生命的真义。人类的家庭、教育、宗教、信仰多陷入了不信任状态。社会危机其实就是一种彼此之间的信任危机。人类消解重构一切，对任何的权威、他者、未来都满怀疑虑。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被冲击和解体。学校也失去了教育功能，正在成为知识贩售、学术造假、实用主义和意识形态谎言的集散地。宗教领域也面临着更大的信任危机，共产党为核心的佛教界基督教界成为宣扬政治领导人治国理政经验理论的红色基地。人间的一切人都在自编、自导、自演、自观、自想、自作、自受的普罗众生中悠然自得，并不以为这里面有什么不妥之处。
以上所谈到的这些乱象，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这是一个没有信义道德和放逐真理的时代。人类面临着空前绝后的危机。
中共国是一个很大的道场，这个道场所演义的基本上都是苦逆人生。很多人被中共送上了法场枪毙了，很多人在文革这个道场里颠倒伦理，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很多人在改开的灯红酒绿中沉沦，也有很多人沦为了大小粉红，为恶政助阵摇旗呐喊。唯有一点就是远离了做人的真道。按照逻辑和道理，上帝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大道场里面来，乃是求真悟道，并非其他，然而，很多人在各种镜像面前失去了自我，自作自受！
共产主义思想就是这个道场里面起到巨大干扰器的作用的定海神针。马克思主义不仅仅造成了数亿人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并且，还会继续制造杀人诛心的悲剧，因为，撒旦就是这个世界悲剧的编剧兼导演，随着世界局势的不断更新变化，中共会挟持更多的小粉红为其摇旗呐喊，甚至逐步走向军国主义的道路，以世界为战场，不仅仅牺牲更多的本国子民，还要屠戮更多的域外的肉体和灵魂。
中共主政中国大陆之后，将中华道统文化破坏殆尽，中国人视为立身处世、立国安邦的根本的做人道义统统被丢弃，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替代之。
比如，被视为中华民族安身立命、治国安邦的被普罗大众十分重视的信义二字，却被抛弃，用谎言欺骗手段和高压暴力手段来替代之，强行灌输无产阶级世界观，播种阶级仇恨，政治舞台成为尔虞我诈的表演舞台，法律被视为儿戏，宪法被权力任意更改……。
2、信义文化传统的失落
信义二字尽管其源头和内涵与圣经里的内容有所不同，但是在实践层面却有诸多相通之处。
信：在中华文化中，“信”强调言必可信、行必守信，是人格修养和社会交往的核心。《论语•为政》中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这句话深刻揭示了“信”对于个人立足社会的重要性。没有信用，一个人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更无法获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这种“信”不仅是对他人的承诺，更是对自身品格的坚守，是对天地良心的敬畏。它构成了社会契约的基础，是人际关系和谐的纽带。
义：在中华文化中，“义”超越了单纯的利害关系，强调道德抉择和行为的合理性。《孟子•离娄上》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离娄上》)这表明君子以道义为重，小人则只顾私利。这种“义”是基于良知和道德原则的判断，是面对诱惑和困境时所作出的正确选择。它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利益，更要顾及他人的权益和社会的公平。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中华文化倡导“舍生取义”，将道义置于生命之上，体现了对崇高价值的追求。
在华夏文明中，“信义”构成道德治理与文化认同的基石，被视为“立国之本、为人之道”。然而，这种“义”若无天启源头，最终可能陷入主观相对或民族工具化，难以抵御世俗洪流的冲击。[page]
中共正是在利用中华民族的信义传统，并将之改造为共产文化，为其自己集团的私利而用。在一个一元论为主体意识形态的社会中，只有一个中心，一个核心，该核心集团的意识超越任何特定成员甚至全部成员在任何一个既定阶段对其的理解；如果一个国王、某个政党或者某个利益集团属于最高的统治者，那么，这其中可能有多少的宽容和多元化的存在呢？所以，极权社会下的信义道统被完全毁灭，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官本位的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文化。严重地说，中共国下面的社会信义程度并不会高于远古时期的奴隶社会的信义文化水平。由此可见，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府的最有可能性的最后阶段就是军国主义，让全民成为战争列车上的牺牲品，一个几乎丧失了信义道统的国家里的民众要为自己所赖以生存的邪恶政权买单；犹如圣经创世记里所记载的索多玛及其周围地区的数个城池被上帝天使的硫磺和火所灭一样，那城里一直住着的妇孺老幼因着认同该邪恶的文化而一同被毁灭一样有天道规律性，上帝对于不信不义之人的忿怒和惩治都是公义的，因为，上帝的主权不容质疑。
中华文化里的道家思想对于信义的理解更为超然物外。《道德经》认为，“信”并非最高的德，而是在“道”失落之后的权宜层级补位。第八章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这暗示了在真“道”之中，万物自然守序，无需刻意设立“信”的规范。第三十八章更直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这表明“忠信”虽是礼的基础，但当道德系统不断退化时，才不得不“立礼以维纲”。因此，道家认为“信”虽是人际秩序的核心价值，却是道体失落后的社会维持机制，是“次善”而非终极价值。
同样，道家对“义”的看法也与儒家有所不同。道家反对人为过度强调“义”的刚强，认为这可能导致失去“无为”的柔和。第三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以及第二十二章“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都体现了道家“不争而得”的自然之道。在道家看来，“义”是“道”失落后的产物，是人为的道德规范。真正的“义”是顺应自然，不争而得，而非刻意为之。这种观点提醒我们，在追求信义的过程中，要警惕过度的人为干预和僵化的教条，回归到自然无为的本真状态。
对比一下血色共产文化下的中国，无处不在的政治毒素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乃是对于人们生活的过度干预，一个在街头巷尾卖一把青菜的老妪就可能碰到城管的严格执法面临流血之灾。这就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的常态，人们的自然生活被政治严重干扰，人们生活在无所不在的恐惧之中。免于恐惧的自有在极权主义的国度根本不存在。在极权主义国家，信义乃是需要被破坏殆尽的东西，而不是需要倡导的道德规范。
中国人所讲的信义。我们常常听见人用忘恩负义，全无信义，见利忘义，卖主求荣，卖友求富等成语来唾骂那些无耻的小人。关羽为了要保护嫂夫人，暂时投降曹操；曹操尽管厚待关羽，但是新恩虽厚，旧义难忘，关羽成为一个守信用忠实结义的代表人物。因此，中国人常常使用无信不立，义无反顾，义不容辞，念恩守义，忠义两全等，就成为描写关羽的赞美之语。
可见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信义，是君子的气质，是高尚的品格，是人与人之间的崇高心契，是转动五伦的动力。所谓五伦，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朋友。
圣经也讲信义，但与中国人所讲的信义不同。圣经所讲的信义是神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的关系。圣经记载，自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和神就不能相交；因为神是圣洁的，而人是有罪的。但是，神仍然爱祂所造的人，于是预备一个救赎的方法，将已经完全堕落了的人拯救回来，跟祂恢复原来的关系。
神所预备的救赎方法，就是差遣祂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借着童女而生。为什么要借着童女而生呢？因为凡是由男女配合而生的，都带着罪性；借着童女由圣灵感孕而生，才带着神性。所以基督是人，有血有肉，和我们一样；但是祂又是神，圣洁无瑕，和我们不一样。所以只有基督，才配为全人类的救主。
“信”与“义”的神学定义信（希腊文 pistis，希伯来文 emunah）：不仅是“相信”，更是“信靠、忠诚、委身”。它是一种内在的、深刻的、对所信对象的完全交托。这种信，超越了理性的认知，直达生命的深处，是一种关系的建立和维系。正如《希伯来书》11:1所言：“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在基督教救恩论中，信是人与神和好的关键，即“因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强调人并非靠行为得救，而是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靠，罪得赦免，被神算为义。义（希腊文dikaiosynē，希伯来文tsedaqah）：合神心意、道德正直、对人公义的实践。它不仅指个人的道德品格，更强调在社会关系中的公平正义。义是信的果子，是信在行动上的彰显。正如《弥迦书》6:8所说：“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神的国度中，“信”是进入之门，“义”是行走其间的道路，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中共国，无论是儒家道家的信义传统被破坏，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重塑之力也被渐渐磨灭殚尽。中共在五十年代初就针对有着基督教传统的民间团体和高等学府进行了拆解销毁，秉行的是无神论的共产文化。无论是三反五反还是右派分子被下放劳动甚至被迫害致死，都是为了毁灭中华民族所秉承的信义文化基因。甚至连正体的汉字也被简化成残体字。爱里无心，亲人不见，听者无耳无心无德等等，都是对传统信义文化的摧残。
也就是说，一些三自两会的基督徒如果要为真理发声，你又如何包容倡导谎言和杀人如麻的专制极权政府呢？这里面的道德逻辑是难以成立的，在一个无信无义的国度里去实行道义、践行正义可能吗？
3、林昭作为信义现象学符号的存在的意义
友人提醒我，中华信义文化的基因的种子在林昭一个人身上，就这一粒种子，才是华夏文化的最后的希望。他说，可以以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作为一个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所有的一切不符合仁义礼智信的东西都被破坏殚尽，并且这场革命也并没有建设起来更好的符合中华民族的信义传统，只是张扬了共产主义思想里的假大空等远离真理的共产文化。
是的，在这样的一个政治机制下，每个人都成为一个专制绞肉机里的行尸走肉，何谈什么信义道德传统呢？正如电影《芙蓉镇》里的台词：活着，要像狗一样地活下去。在余华的作品《活着》里，富贵难道不是像狗一样活着么？在他的生命里的所有亲人都被这个绞肉机屠戮殆尽的时候，他只能吆喝着一头老牛慢慢走近人生的尽头。活着成为专制社会下最高的期待和盼望，其它都成为奢侈品。这才是最血淋淋的生活现实。[page]
罗世宏的文章《纪念林昭的意义》一文中说：这几年，中国大陆民间知道林昭事迹的人越来越多，对林昭的评价越来越高，被称作是“1949年之后在中国公开地，自觉地，清醒地反抗极权暴政的第一人”、“中华民族的自由女神”、“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一个十字架上的诗人”……。大陆民间对林昭历史意义的评价，也正撼动着依然处处展现极权特征的当代中国大陆当局，因为林昭对极权体制的批判，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仍然是当前专制权力的天敌。主编《林昭之死》这本书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大陆学者傅国涌对林昭下一个贴切的评语：“…她没有苟活于那个时代，她的死并不是为那个时代殉葬，乃是为结束那样的时代作铺路石。”钱理群教授也在他的著作中这样评价林昭：“林昭与毛泽东的思想对抗中，林昭是最后的胜利者。”（参考：罗世宏，《纪念林昭的意义》，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216/article/2747）
苏州的林昭墓墓碑背面鑴有她在1964年写的诗句：“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中国大陆警方在林昭墓附近安置了监视摄影机，并且想方设法阻挠年年前来祭奠林昭的各地公民，但这只是可笑的自欺欺人之举，不过是见证了当代中国权力当局仍然死抱着极权体制幽灵不放的事实。
水分子由两个氢原子（H）和一个氧原子（O）构成。氧林昭自小在基督教文化环境里熏陶长大，可以称基督教文化为一个H。长大后被红色宣传蛊惑成为激进的共产主义战士，可以成为另一个可以燃烧的H。而华夏道统可以称为O。这三者合成了一个水分子结构。在文革期间，只有林昭完成了这个灵魂里的结构性化学转变。成为未来可以滋润华夏信义传统的第一滴圣水。在林昭那里，她完成了对基督教十字架文化精神、中华道统文化、红色革命理想主义的革命意识三者的凝聚和化学反应。
林昭是一个追求真理的殉道者，她的殉道者精神源自于基督的敢于为百姓代赎的牺牲精神。这种精神才使得她尽管深陷囹圄也敢于直面邪恶暴政没有屈服。她曾经受过革命理想主义的熏陶，具有知识分子的良能良知，不为邪恶的专制主义唱赞歌；她也具备有中华文化的传统信义道统观念。这三者正是共产中国体制下的中国人所缺乏的。可惜的是，她这滴中国最纯净的圣水的生命被扼杀，但是她的灵魂却应该被传承下来。
林昭的生命被扼杀正反应了极权主义下的中国社会缺乏社会环境来包容这个具有“H₂O型人格”的新人存在下去。正如基督的复活之后，唾弃了法利赛人为代表的祭司文化传统，将全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全新的精神领域，带来了持续两千年的基督教文明。如果，林昭可以持续存在下去，中国人将会走入另一个新的文明能量场中，最终唾弃掉共产文化对中国造成的伤害。
结语
林昭在中共的刻意打压下，正在淡出中国人的视野。因此，此时再度审视林昭精神，是一个时代的需要，也是未来中华民族新文明的呼唤。中共假借现代文明产生的所谓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之类的噱头，都是虚耗人类精神能量的撒旦的阴谋。撒旦当然无法容纳林昭这个圣水分子的存在，也更不允许中国社会出现更多的林昭式的水分子，因为，一旦这样的水分子形成洪流，必将摧枯拉朽，将红色共产文化抛弃到历史的垃圾场。
正如一位诗人说的：“她的头颅，放在天平的一方，亿万中国人的头颅顿时失去了重量！”这滴水不仅仅应该是重量，也应该成为滋养亿万中国人的精神源泉，使得华夏大地，萌芽更多更灿烂的生命，使得魔鬼瑟瑟发抖。
林昭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基督教传统意义上的殉道，而是一种新文明的产生的最小单位，每一个被耶稣基督更新的灵魂，都是潜在的水分子。这也是为什么中共一直以来千方百计地打压基督教传播的本质所在；因为，撒旦的红色污染不仅仅局限在中华大地上，甚至在全球形成了一个更加巨大的红色污染场，这个红色污染场，只有具有林昭的水分子结构的人群才能清洗人类的红色污染，才能有资格迎来新文明的春雨。
附录：林昭生平简介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林昭是其笔名。苏州人。解放前在苏州读中学时即参加进步活动。1954年以江苏省考分第一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她坚持说真话无罪，”文革”时在狱中继续抨击个人迷信和极左路线，宁死不屈，被杀害于上海。1980年得到平反昭雪。
人物经历——
1932年生于苏州，其父彭国彦曾任吴县县长，母亲许宪民中学毕业即追随其兄许金元参加革命。
景海中学毕业后，林昭不顾母亲反对，于1949年7月考入了享有“革命摇篮”之称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
毕业后林昭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
1952年，开始在《常州民报》、常州文联工作。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1955年春，林昭参加了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
1956年秋，《北大诗刊》停办后，林昭成为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会成员之一，被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
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展，林昭的觉醒反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事后，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过来。于是她又被认定在对抗组织、“态度恶劣”，于是被加重处分:劳动教养三年。林昭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后因新闻专业副系主任罗列怜其体弱多病，冒险为之说情，林昭得以留在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1959年，林昭病情加重，冬天咳血加剧，请假要求回上海休养。通过调养，林昭病情渐有好转，并在上海认识了兰州大学的研究生顾雁、徐诚，当时兰大的张春元等人，正在准备筹办针砭时弊的《星火》杂志，随后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发表。但很快涉及《星火》的人员，都被抓捕。
1960年10月，林昭被逮捕入狱。
1962年初，林昭得以保外就医，期间她曾要求上海的无国籍侨民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
1962年12月，林昭又被捕入狱。在狱中林昭曾多次绝食、自杀，并分别两次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柯庆施、《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在狱中，没有笔和纸，林昭竟然都是用血在白色的被单上写作，计有二十万字之多。
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等待中接到了改判死刑的判决书，即由20年有期徒刑加判为死刑立即执行，随后林昭在上海龙华被枪决，年仅36岁。
1980年，上海高级法院经过复查宣布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