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025年中央广播电台温大同主持的《两岸新闻导报》节目，推出国立中央大学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兼任副教授曾建元主讲的《当代中国民主史话》栏目。本文是《史话》的总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一数位党国极权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前言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宪法基本原则，正文第1条复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断绝了主权在民和政党轮替执政的民主政治在中国大陆出现的可能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中国共产党曾经在中华民国统治之下，高倡新民主主义，争取民主自由，其于抗战后政治协商会议中提案之《和平建国纲领》，成为《中华民国宪法》的重要内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建政之后，由中共领导的新中国曾经是中国民主同盟、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追求民主实现宪政的寄望，中共地下党台湾工作委员会在台湾的英勇奋斗，更在台湾人民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人格的典型。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即针对中华民国的残馀力量展开血腥残酷的政治镇压和肃清，包括1950年代初的镇反、三反五反，1957年国家主席毛泽东发起反右派斗争，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双百方针引蛇出洞，对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主的所谓反革命份子进行诱陷和捕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背叛，其后则是毫不掩饰地继续发动各种政治运动，不断地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政治清洗。中共党国体制的专制本质，总算有人看到，并提出质疑，乃至于否定与从事反抗。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至今已逾七十年，民主运动薪火相传，层出不穷，在官方的中共党史之外，历年的民主运动与人物，则以理想和勇气创造出了充满血泪的民间史。他们的故事或许不见于官方的纪录或受到肯定，但因有他们，中国人民才拥有足以傲世的民族精神和人格典范、足以称说的光荣历史，“不容青史尽成灰”，我们心情的急切，是因为在当代中国大陆，思想检查和出版审查导致有关的史料和事迹无法公开谈论和出版传播，在网路长城以外的我们，于是成了历史的载体，而与中共展开了遗忘与记忆的百年战争。
栏目预计以十二个月，一个月一集的方式来进行制播，全部主题暂定如下：
一、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和国共合作
1917年俄罗斯爆发十月革命，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领导俄国共产党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而组织了共产国际，输出革命。1919年巴黎和平会议期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救亡图存的时代焦虑，使民主与科学，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旗帜最鲜明的追求。国立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参与组织了中国共产党，他更为孙中山延揽，参与1923年1月中国国民党的改组。
1920年7至8月间，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提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当中主张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无产阶级领导。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第2条第1款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第2款规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举行。根据列宁半殖民地的革命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制定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则是：在最低纲领实现之后，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
由此可知，中共认为中国的革命有两个阶段，一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需要两步走。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认为中国产业落后，劳动阶级尚未成熟，因此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应为中国国民党。中共乃依共产国际之指示，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改组后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此是为国共的第一次合作。
孙中山过世之后，国民政府成立，在北伐的途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发动了清党，对共产党人进行镇压，陈独秀为共产国际解除中共总书记职务，其后在中东铁路事件中反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而为中共开除党籍，而后又为国民政府逮捕下狱。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次合作，陈独秀于此时出狱，在历经多年思考后，陈独秀对于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领导下所实施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独裁）提出严厉批判，而指出：“‘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民主主义是……人民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无产阶级……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是反对党派之自由。”事实上，陈独秀同样也对反对国民党独裁的中共提出了警语。不幸地，中共终究在毛泽东主持下走向了领袖独裁。
二、新民主主义与新三民主义
毛泽东将中共建党后参加中国民主建国进程的总路线，称为新民主主义。中共认为国民党在实施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三民主义的内容增加了社会主义的成分，而可称之为新三民主义；毛泽东以新三民主义下的民权主义进一步提出新民主主义，惟其不限于民权主义的内容，也包括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方面的主张，比如没收官僚资本，目标是无产阶级通过中共最终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实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中共认为，国民政府在清党分共和实施训政后，就背叛了新三民主义，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党专政政权。
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共取消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布共赴国难，而提出战时民主主张，并在其所统治的陕甘宁边区实施以人民代表制为宪政体制选择的新民主主义宪政，1941年5月1日颁布之《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边区各级参议会与行政管理机构中共产党人只能占员额三分之一，其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此之谓三三制，但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宣告：“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三三制成为中共党领导一切的遮羞布。抗战胜利后，中共参与政治协商会议，提出《和平建国纲领》，与中国民主同盟合作，支持张君劢修正式内阁制的宪法草案修正方案，但因1946年3月苏联红军撤离东北，协助中共东北人民解放军武装接收，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中共最终拒绝参与制宪国民大会，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力量将中华民国逐出中国大陆，而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开展的阶段。
三、《共同纲领》与民主党派
1946年11月，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中共与民主同盟拒绝参与，1947年7月，国民政府宣布动员戡乱，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23条，于其中第5条号召民主党派共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9年，中共在北平组织新政协筹备工作，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会议召开，共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九个民主党派参与。新政协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定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二二八起义兵败的谢雪红以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副主席身份与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而中华民国则在5月起在台湾实施戒严与白色恐怖统治。12月7日，行政院长阎锡山率中央政府自四川省成都市迁至台湾台北市办公。
数以千万计不及跟随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台湾的军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遭到杀害。中共中央于1950年3月先后发出《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而在年底召开会议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杀人，1954年1月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关于镇反以来几项主要数字的统计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中，全国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
1950年6月，《土地改革法》颁布，实施土地改革，在农村划分阶级，以群众暴力方式通过批斗、公审和虐杀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和乡绅，党国力量自此得以贯彻到基层乡村社会。1952年土改结束，约有500万人死亡。
1951年底，中共针对党政军人员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认为官员贪污腐败，是受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三反运动乃被视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1952年初，中共再发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主要对象是资本家。毛泽东声称，要通过运动，给资产阶级三年来对中共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中共通过三反五反，全面打击资本家，彻底瓦解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和社会声望，而在接下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中，将私营工商业转变为中共实质支配的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从而消灭了资产阶级和各个民主党派的社会支持基础。
四、大鸣大放与反右派斗争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谈话，于肯定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之馀，也主张镇压反革命必要性，但今后要少捉少杀。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说明道，就是要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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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既然鼓励不同意见，于是各种批评如潮涌来，异议者大略可分五类：一、以章（伯钧）罗（隆基）同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物，和储安平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二、以刘宾雁、戴煌为代表的新闻出版界党内知识分子；三、谭天荣、林希翎、张元勋、林昭和北京大学五一九运动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四、以冯雪峰、丁玲、艾青、吴祖光、锺惦棐、萧军为代表的文艺家；五、学者。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副主席交通部长章伯钧提出以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为“政治设计院”，应多研议政治兴革；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主张由全国人大、政协成立“平反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由中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光明日报》总编辑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储安平发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批判一文抨击“党天下”。
1957年6月，毛泽东认为事情正在起变化，感到各界的批评已动摇了共产党的统治基础，特别是章伯钧、罗隆基为首的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还有取代中共执政的能力，于是声称引蛇出洞，发动反右派斗争，全面整风。“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被毛泽东指为三大右派言论。中国大陆有55万2,973人被官方直接划为右派分子而遭全面迫害，实际划出之右派分子超过317万人，还有143万馀人被贴上中右分子。中共陷害民主党派，露出一党独裁真面目，自此彻底告别新民主主义和民主。
五、中国文化大革命与李一哲大字报
毛泽东利用群众的领袖崇拜和集体狂热，鼓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对异己的党内外力量，以阶级斗争之名进行打击。1966年发动无产阶级中国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利用青年学生组织红卫兵，以暴力揪下与其意见不合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并将之杀害，更纵容狂热而无知的红卫兵四处串联，破坏历史文物、挑战公权力与社会秩序，任意侵害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幸福。而在巩固个人权力之后，毛泽东竟反手将青年通过上山下乡运动打入农村。
1974年11月10日，有广东省人民艺术学院大学生李正天、广州市第十七中学高级中学部学生陈一阳、王希哲在广东省人民广播电台技术部副主任郭鸿志指导下，以共同笔名李一哲，在广东省广州市张贴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借由批判“林彪体系”，分析了社会主义体系本身的问题。中共广东省委员会第一书记赵紫阳下令保护李一哲等人之人身安全，由宣传部以笔名宣集文对大字报进行批判，批判文件附有大字报原文向全国各地发布，同时并组织批判会，允许李正天公开辩论达上百场。
赵紫阳转任四川省委书记后，李一哲等人即以反革命遭到逮捕，直到1979年2月，始为新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主持平反。
六、四五运动与体制外政治力量的诞生
1976年1月，周恩来于国务院总理任上逝世，中共中央下令禁止自发悼念。由于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仍勉力维持了政府的运作，而受到人民爱戴，不同意周恩来作为的人们，也认为可藉题发挥，人们乃借祭悼周恩来表达对中共的不满。3月25日，《文汇报》发文影射批判周恩来，引起反弹，28日，南京大学数学系师生由该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总支部委员会书记李西宁发动，持毛泽东巨大画像上街游行凭吊，29、30日，南大20多组师生分赴南京各地刷写标语，31日，南京17所大专院校代表于南大集会，一度酝酿组织“中国民主大同盟”，最后成立南京市各界群众悼念周总理联络站，推选李西宁为总指挥，组织群众前往梅园举行悼念活动，并对周恩来公开交付政务的副总理邓小平表达支持，公开反对拥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集团。
南京事件诱发了北京的响应。30日上午，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由组长曹志杰率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贴出北京第一个悼词和花圈。4月4日清明节，天安门广场悼念群众人数达到200万最高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由毛泽东主持，认定其为反革命借机反扑，次日进行暴力清场，随后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
四五运动启蒙和集结了一批陈子明、王军涛等一批青年学生，中国民主运动中的体制外政治力量在众声喧哗中无意地诞生了。
七、民主墙运动和北京之春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同年10月6日，国务院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国防部长叶剑英等发动怀仁堂事变，一举逮捕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文化大革命走入尾声。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悼念周恩来的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工地围墙上。后来围墙拆除，人们把大字报改贴到北京市西单38路公共汽车总站背后工地的围墙上，该面墙自此被称作“民主墙”。人们在其上张贴各种大字报批评时政，最后演变为各种非正式刊物。7月，邓小平复出，恢复副总理等职务，9月发言主张要拨乱反正。
时有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员胡福明向《光明日报》投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几经审查，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审定，率先于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光明日报》始于次日发表，后经各报转载，掀起邓小平求是派和华国锋凡是派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斗争。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云发言批判四人帮与文革，主张平反四五天安门事件等，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否定了华国锋奉行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原则，华国锋失势，邓小平成为改革派的实质领袖。就在此时，北京动物园电工魏京生以“金生”为笔名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要求反省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和主张政治民主化，1979年1月8日，魏京生与杨光、路林和刘京生创办了《探索》杂志，将这次运动命名为“北京之春”。这个名字源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
除《探索》外，当时雨后春笋般推出的民刊还有徐文立、刘青、赵南主编之《四五论坛》、任畹町主编之《中国人权同盟》、北岛、芒克、刘念春、徐晓、陈迈平、鄂复明、周眉英等参与之《今天》、陈子明、周为民、王军涛之《北京之春》，以及胡平、姜洪之《沃土》等，天津有刘士贤、吕洪来的《渤海之滨》，武汉有秦永敏主编之《钟声》，青岛则有牟传珩主编之《理论旗》等。
3月25日，魏京生再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批评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29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布《维护首都社会秩序》的通告，北京市公安局亦发布六条通告，禁止“妨碍交通的集会、游行”；“冲击党、政、军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造谣惑众，煽动闹事”；“拦截车辆，无票乘车”；“任意张贴和涂写标语、海报、大小字报”等活动。北京市公安局当日即逮捕魏京生和中国人权同盟对外联络人陈旅。30日，邓小平在中共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重要讲话。10月16日，魏京生被以反革命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1980年2月，武汉《钟声》主编秦永敏与上海《民主之声》主编傅申奇共同主持全国部分民主刊物武汉会议，决定各民刊暂时停刊，半年后再复刊，并在到广州召开全国民刊代表大会。此间秦与傅等人商讨建立中国民主党筹备小组。
民刊中挫之时，则有学生竞选运动接棒。1979年7月全国人大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在县区一级实施直接之自由选举，允许宣传政见，乃有上海同济大学学生率先于1980年5月宣布投入参选人大代表，继之各校响应，湖南师范学院校方指定候选人触怒学生选民，于是掀起学生参选热潮，其中以年底北京大学为首的北京市各大学参选最为热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生该校研究生会主席陈子明串连各校最是积极，北大西城区分校历史系本科生李胜平于10月率先宣布参选，海淀区本部11月第一批参选学生为经济系夏申、国际政治系房志远、技术物理系王军涛，其他著名参选者有哲学系研究生胡平、学生会主席经济系张炜、法律系袁红兵、物理系于大海、中国语言文学系张曼菱等，竞选活动自由活泼，除可张贴宣言、大字报，还可组织选民见面会、答辩会、举行民意测验、出版报刊等，最后当选第七届海淀区人代表者有陈子明、胡平、李胜平等。1982年《选举法》修改，取消了自由竞选。
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修宪决议，取消了原第45条公民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1982年12月，邓小平主导的新宪法由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四项基本原则入宪，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八、中国之春运动
1982年11月，9月甫获得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实验医学博士的王炳章，在美国纽约发表《为了祖国的春天──弃医从运宣言》，宣布投身中国民主运动，旋即获得纽约中国大陆新移民联谊会会长薛伟（黄仕中、王元泰）声明响应。12月《中国之春》杂志创刊，薛伟担任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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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3月，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总部成立，5月王炳章在《中国之春》第3期社论〈大家来描绘祖国的未来〉中倡议“彻底变革中国社会制度，实现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并提出五项政治主张：“一、废除一党专制；二、政党、政府、军队、司法分离；三、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四、各级民意代表及各级行政首脑应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五、实行联邦制、制定新宪法，解决祖国统一、香港及少数民族问题”。12月27日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召开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王炳章提出〈中国之春民主运动一年总结及今后任务──在中国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直言台湾政府不是民主政体，但认为国共斗争可以为新的政治力量的兴起提供空隙，这一新的政治力量苟能与中国人民广泛参与中国的统一，就能为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建立提供机会。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改名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王炳章当选首任主席，是当代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组织。台湾人有林樵清当选总部常务委员，沙林（姜新立）与杨云（杨雨亭）当选总部委员，杨云则出任旧金山分部主席。
蒋经国命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成立《移山专案》，全力支持中国之春运动。中国之春乃主张在民主中国重建之前，暂用中华民国国号。
1984年，民联主张理性反共，对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改革路线表示支持。
1986年9月，民主进步党成立，1987年杨黄美幸当选全美台湾同乡会会长，积极与民联互动，推介自决观念。王炳章有意在台湾组党，与军情局爆发冲突，乃宣布民运独立、以商养运，有意从商维持民联财务。
1989年1月，民联因质疑王炳章财务支持失信，导致主席胡平与王炳章分裂，爆发倒王事件内哄，4月2日拥王派另行集会成立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12月，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与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成立了中国自由民主党，组党筹备委员中有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历史系博士生余茂春。1991年7月，王炳章出任第二任党主席。
1993年1月民联与民主中国阵线齐集美国华盛顿会议，计划合并为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因选举争议而分裂，徐邦泰当选民联阵主席，民联与民阵拒绝解散。后经诉讼，民联阵取得《中国之春》经营权，民联则另行创办《北京之春》。
九、丙寅八六学潮
1985年12月，同济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陈劲松（陈破空）等10名研究生上书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进程。此可谓八六学潮的先声。
1986年10月，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授意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就改革开放所面临的政治体制问题，设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并下设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进行研议。鲍彤被任命为政改办主任进行研议。11月7-8日首次会议，由政改办主任鲍彤提出报告，达成党政分开与党内民主等初步共识。
中共高层所释放的政治改革气息，却令民间振奋不已。11月上旬，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宾雁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方励之相继到同济大学同济八六文化潮活动中演讲，到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演讲。12月4日，方励之在校内竞选安徽省合肥市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演讲会上发言称：“我认为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则得到了会被收回去的”。在其影响下，中科大学生联合其他高校共4,000馀名学生游行争取自由的民主选举。八六学潮爆发。
方励之与中科大近代化学系主任温元凯高票当选西市区人代，鼓舞学潮蔓延全国，上海、北京、深圳、武汉各地相继而起，要求民主，持续到1987年1月寒假始散去。邓小平认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纵容学运，迫使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请辞，由赵紫阳代理，而展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10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赵紫阳作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198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由鲍彤组建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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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九民运与六四事件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脏病于北京逝世。17日，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制作纪念大型花圈送至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东门，表达哀悼。之后各校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要求重估胡耀邦功过与思想主张。20日，有学生在中南海新华门与武装警察发生冲突。
4月23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成立，发起无限期罢课，全国各地陆续响应。当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前往朝鲜国是访问。次日，北京与全国各地大学全面罢课，25日，北高联提出复课三项要求：与国务院有代表性的官员对话；政府对新华门事件公开道歉和惩罚凶手；国内传媒如实报导学生运动。而邓小平已决心强硬对付学运。
26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引发次日北京学生游行。30日，赵紫阳回国，反对李鹏为首强硬对付学运的立场。5月16日，北京市民百万人游行声援学运，18日，李鹏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学生代表，19日凌晨，赵紫阳亲至广场探视学生，告病未出席中共高层会议。邓小平拍板决定自20日起在北京实施戒严，赵紫阳从此失势而遭到软禁。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成立，主席司徒华。23日北京仍进行百万人大游行。为了避免政府镇压学生，6月2日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刘晓波、高新、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周舵、台湾音乐制作人侯德健广场四君子发表《六二绝食宣言》，宣布将连续绝食72小时至5日下午。不幸的是，3日至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对天安门广场学生进行武力镇压清场。13日北京市公安局通缉北高联王丹、吾尔开希．多莱特、刘刚、柴玲、周锋锁等21名学生，23-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免除总书记赵紫阳一切职务，由上海市长江泽民接替之。政改办解散，鲍彤下狱。
支联会组织黄雀行动自广东援救六四参与者。台湾国民党海外工作会则有《黄鸟计划》自福建救援，9月，六四幸存者在巴黎成立民主中国阵线，推选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出任首任主席，前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领袖吾尔开希为副主席，监事会主席为台湾人钱达。
美国方面，则有前国立台湾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刘凯申，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成立了民运服务中心，帮助六四流亡者及其家属。次年1990年刘凯申以民运服务中心为基础，进一步结合旧金山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兼史丹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顾问吴元黎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数学博士杨建利成立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从事中国民主化的研究与事业推动。此为海外中国民运的第一个智库。
十一、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
六四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到国际经济制裁和军事禁运，国内一片肃杀，景气不振。但六四劫后馀生者仍有人心不死，1991年1月，有北京语言学院讲师胡长根、职员王国齐、北大法律系讲师王天成、北京气象学院学生陈青林等，响应海外组党，组织中国自由民主党，全国三十多人参与，胡长根起草《中国自由民主党纲领》并当选主席。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巡视广东省深圳市等地，发表南方谈话，重申改革开放之路线，但避谈政治体制改革。自此中国大陆经济逐渐复苏，公民社会出现胎动。
1993年11月，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发布45周年前夕，四五运动和民主墙运动的武汉领袖人物秦永敏，受到捷克斯洛伐克由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七七宪章》（Charta77）运动的影响，乃在六四时期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对外联络部部长哲学系研究生李海、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法律顾问周国强、民主墙时期《今天》编辑刘念春等人协助下，在北京起草并发表了中国民运的第一份纲领性档《和平宪章》，呼吁平反六四与解除党禁。
1998年6月25日，六四时期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秘书长王有才、与王东海、林辉向浙江省民政厅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海内外各省市党人亦纷纷提出申请，7月，王希哲在美国波士顿成立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备委员会，11月9日，前《四五论坛》主编徐文立、查建国、高洪明、刘世遵等依严家其起草之《中国民主党章程》成立京津地区党部，何德普、杨子立等共同加入，26日秦永敏与陈忠和等成立湖北省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乃展开全面镇压，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三人率先入狱，1999年以及之后约50馀党人受到抓捕。1999年2月6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在北京推动成立全国联合总部，尊徐文立为主席，查建国和高洪明任副主席，查、高二人入狱后，何德普为联合总部发言人，2002年元旦发布《中国民主党迎接21世纪宣言》。11月，何德普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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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救援下，徐文立与王有才先后于2002年12月24日和2004年3月4日以保外就医名义流亡美国，重续中国民主党薪火，徐文立于2004年12月3日在罗德岛州普洛威顿斯（Providence）成立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2007年6月5日在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第一次海外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主席，宣示将继1911年辛亥革命、1946年制宪国民大会后，致力建立中国第三共和。2010年4月4日，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特别代表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成立全委会，选举王军涛与王有才为共同主席。陈忠和2011年流亡荷兰，2015年4月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选举王有才为主席，陈忠和为执行主席。
中国民主党为国际上最知名的中国民主运动政党，因此相关与衍生的组织不少。但不出联总、全委和海外委员会的发展脉络。
十二、中国制宪与《零八宪章》
1992至1994年间，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委由严家其领衔主持一个涉及中国未来民主宪政的大型研究专案，而于1994年1月推出了由翁松燃、张鑫、刘凯申、严家其、张伟国组成的小组起草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建议性草案）》，起草过程广泛征询了各族群代表性人物，如台湾学者胡佛、朱云汉、高朗、黄默、翁松燃，和民主进步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煌雄；中国大陆背景的学者有吴国光、张伟国、季卫东；南蒙古有巴赫、西藏有降边嘉措、阿沛晋美等。草案当中以自治邦的地位赋予了内蒙古、台湾、西藏、新疆、宁夏和广西，自治邦有非军事性协定的外交权，而只有台湾可拥有军队。制宪谈判分为两岸之间以及中国大陆内部中央政府与西藏、新疆、内蒙古各民族自治区两个层次进行。1996年，杨建利在洛杉矶将《联邦中国宪法草案》呈给西藏法王达赖喇嘛第十四世丹增嘉措，他看完后表示可以接受。
1998年6月，北京有企业主彭明组织之中国发展联合会成立，彭明出任主任委员。10月，彭明被捕，判处劳动教养1年半。获释后，于2000年10月经东南亚逃到美国，2003年5月在美国筹建中国联邦临时政府，任临时总统。彭明著有《民主工程》一书，赞同在民主中国实施联邦制。
2008年，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与民间宪法学者张祖桦共同领衔、连署提出《零八宪章》，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照立宪主义权力分立精神实施宪政改革，宪章确立了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共和，宪政六大原则以及19条主张，隐含性地否定了根本否定中共一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正当性，在运动的精神上继承1977年捷克斯洛伐克由瓦茨拉夫．哈维尔领导的《七七宪章》，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履行它在《赫尔辛基协约》（Helsinki Agreement）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当中对于人民主权、人权和公民权的各种承诺，而后哈维尔即以危害共和国利益和颠覆国家政权罪下狱。刘晓波则在中国立宪一百年和《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通过60周年之际，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其于《国际人权宪章》（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中有关中国民主化和人权保障的各种承诺。2002年4月潜返中国大陆被捕的杨建利，于2007年获释，返美前曾与刘晓波见面，商议如何以《零八宪章》结合海内外力量形成新一波的民主运动。《零八宪章》发表后，杨建利领导公民力量组织协助海外连署以及连署名单之整理与公布。刘晓波先遭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违法限制住居，然后违法长期羁押，杨建利则以推动刘晓波争取诺贝尔和平奖展开救援。刘晓波最后于2009年12月25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判处有期徒刑11年和剥夺政治权利2年。2010年11月，刘晓波获得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杨建利献策在颁奖典礼上为刘晓波留一把空椅子。
《零八宪章》计19点主张，是刘晓波等人对于民主中国所勾画的图象，而如何启动宪政改革和民主化，刘晓波的方法论，是198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由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提出之大会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七项政治改革纲领：实行党政分开、下放中央权力、政府再造、建立公务员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刘晓波的宪政改革主张基本上是延续自历史上中共政治改革的思维，因此政治立场是保守的，主张以联邦制解决两岸关系，对民族／人民自决绝口不提，避免被扣上分裂主义帽子，但仍然因言获罪。《零八宪章》有关于转型正义的主张，也有论者认为它明白提出清算中共的议题，是中共最为忌惮而欲除之而后快的地方。
2017年6月，刘晓波因确诊肝癌晚期而获准保外就医，7月13日逝世。
代结语，民主宪法与未来中国
关于民主中国的建构，1994年严家其主持的《联邦中国宪法草案》，广纳中国海外民运和台湾学者意见，其代表性和影响性无人可出其右。2008年刘晓波领衔之《零八宪章》，亦对民主中国的建构提出了具体的主张。刘晓波由于考虑到在中国大陆境内宣传的条件，所以立场保守，避谈民族自决。虽然如此，《零八宪章》的传播，大举运用网际网路，加以刘晓波获颁诺贝尔和平奖，而竟被捕瘐死狱中，因而拥有最高的知名度。《联邦中国宪法草案》和《零八宪章》，前者有明确的条文，后者呈现为条理分明的制宪原则，皆非常合适作为未来政治协商的文本基础。
徐文立是民国宪政复兴运动的代表，他主张的中国第三共和，是回归到中华民国的宪政传统，在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民国宪法》的法统基础上行宪和修宪，而建立联邦共和国。移民台湾的李明（孔识仁）是民国复国运动（民国派）的重要理论工作者，他认为中国民主化要在中国本土的宪政传统和宪法法统基础上展开，由此清除中共洗脑中国大陆人民而宣称中国国情不适合所谓西方式宪政民主的影响，因为政协和制宪国大接力完成的《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不折不扣的宪政民主宪法，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政民主经验，正就是会通中国家国主义和西方公民及人权意识的新儒家民主开出论的实证典例，民国复国便可直接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国体制的正当性。
一度流亡美国的学者张博树，主张中国第一共和是中华民国，第二共和是展开民主转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共和是两岸民主统一后实施双轨共和制（邦联＋联邦／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的民主中国。张博树主张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集或授权各党派共同召集制宪会议，制定宪政民主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部宪法。两岸是否统一，则应经两岸对等谈判，并且要以公民投票方式获得台湾人民的同意。
2020年由王丹倡议的海外宪政运动，则在2023年起，以海外中国国是会议方式，展开民主中国重建和制宪的长期研究和讨论。
联邦制的主张普遍获得支持，很大原因是中国为多民族国家，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是民主转型期避免国家动荡与分裂的重要措施，但民主中国的重建，关于民族问题，一定要回到承认人民／民族自决权的基本立场。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体制，是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名存实亡的罪魁祸首，形成大汉族主义对各个民族的压迫。2000年起由时任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的杨建利创办，后由公民力量组织接办至今的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致力于增进与中国直接相关的不同民族、宗教、地域群体之间的交流，参与者包括西藏、维吾尔、南蒙古、满洲、法轮功、基督教家庭教会、香港、台湾等各民族／族群菁英，对相互理解重建民族关系有相当贡献。
台湾的宪政民主是基于《中华民国宪法》文本的实践成果，因此台湾拥有最多理解近代中国本土宪政传统的学术资源，中国大陆在中共党国体制终结后，既有的法政学界力量，便可突破政治上的禁锢，完整投入中国民主化的社会与宪政工程。美国是民主第一强权，海外中国民运的大本营，如果要避免中国大国民主重建过程产生的动乱造成的全球政治与经济失序风险，美国应当对于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导中国民主转型的全球风险管理预作准备。2022年就任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中国中心（China Center）高级研究员兼主任的余茂春，博士生时代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创办中国论坛，而与徐邦泰、杨建利被合称为柏克莱三剑客，便从中共非中国、区别中国人民和中共的角度影响美国在川普（Donald John Trump）之后的中国政策，并且鼓励海外宪政运动的开展。他主张美国恢复与中华民国外交关系以及协助中华民国重回联合国，使台湾得以贡献世界，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从全球民主治理和区域和平风险管理的需求和自身国家利益出发，美国和台湾实都应当合作投入与支持中国民主化建国事业的发展行动和战略研究工作，台湾基于地缘政治与经济的安全考量，对于促成友善和文明的民主中国，更应当仁不让。
民国114年5月10日20时
台北晴园初稿114年6月1日9时
新北板桥乔崴莱芬园二稿6月30日晨5时半定稿
作者简介：曾建元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
国立中央大学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兼任副教授
华人民主书院协会暨公民监督国会联盟常务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