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写在如今这个幻觉年代里的文章。今天，我们沈迷于短视频，团播，其他虚拟的一切，直播间里的喧闹掩盖了街道的沉寂，当这一切成了我们唯一的慰藉，我不禁怀疑起了那些“努力就会有未来”的信仰，是否早已悄然崩解。让我们从一场虚拟狂欢的场景出发，追问一个我们都回避已久的问题：当世界下沉的时候，我们还能怎样活着？
一、团播、打赏与虚拟狂欢奇观
凌晨两点，深圳龙岗区某栋居民楼的出租屋里，灯已经熄灭，只剩下手机屏幕闪烁著蓝色的光。青年小伟缩在床边，地上放着吃完的外卖盒。他刚结束一天的快递分检工作。冲凉完毕后，坐下来打开抖音，他一天中最期待的娱乐活动便从此开始。
某个团播直播间
他进入的直播间里，十几个年轻女孩身穿彩色亮片，包身短裙，虚拟布景摇晃着，她们跳着统一的舞步，背后拉着横幅，上面写着“年度百团争霸赛”。她们口号整齐地喊：“感谢家人们的礼物支持！左下角的点赞帮忙走一走！”屏幕右侧，礼物特效疯狂闪烁，飞机、城堡、鲸鱼，一个“超火”打赏价值300元，刷一次就能让名字悬浮全场。
小伟也刷了一个小爱心。0.5元。他知道这钱毫无意义，但那一秒他真的被注意到了。萤幕另一端，有人笑着对他喊：“感谢小伟哥哥的爱心～”
一间房，一部手机，一张脸。透过数字，你仿佛可以看见数以千计的人们。他们沈溺于此。或孤独，或疲惫，他们不敢想像未来的事，但此时此刻，对他们而言，直播不仅是娱乐，而是发泄的机会，热闹，疯狂，这让他们上瘾，他们从这个窗口出发，完成是一场可控的精神出走。
这不是个案。截至2024年12月，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10.40亿人，使用率高达93.8%，人均每天刷短视频156分钟。
根据2023年的报告，中国短视频用户已达10亿，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小时。中国内地网红经济规模已经突破每年7万亿元人民币，收入越低的人群，越是直播间的主力金主。失业率越高的城市，也是直播热度最高的城市；房价跌得最凶的地区，团播主播数量最多。
有人说它是电子海洛因、数位麻醉，也有人说它是某种“集体性慰藉”的替代宗教。在一次次弹幕刷屏中，人们共享著一种虚构的亲密，构筑出一个比现实更温柔、更有反应的社交场。
这不是我们熟悉的“娱乐”。我们熟悉的娱乐（如音乐、影视、综艺）通常是创作者提供内容，观众被动接受，是一种相对单向、完成度高的作品式享受。它以内容质量、艺术性或叙事性为核心。
团播不是在娱乐你，而是在让你“参与”一场情绪游戏，让你花钱买存在感、即时回馈感与表演式社交幻象。它是去内容化、去叙事化的娱乐末期形态，目的是营造一种让人“感觉自己还在活着”的幻象。
我可以肯定的说，这是一种集体的心理疏离。它的背后是对真实世界的沉默的否认，是末日前的自我催眠式狂欢。
世界在下沉的时刻，主播在跳舞，青年在狂欢，将自己最后的精力完全榨干，靠着即时反馈的快乐获得活下去的动力。台上的每一个人，都在一瞬间被照亮，却仿佛只为了下一秒再熄灭。
二、信心是如何消失的
如今的中国，没有人不知道“内卷”这个词。从象牙塔到现实社会，成千上万努力而没有出口的人以此自我讽刺。翻一下我的朋友圈，我就能看到凌晨两点的打卡，培训机构的广告，备考资料分享，甚至Apple Watch的健康纪录，我自嘲的和朋友说我一想到我讨厌的人也在被Apple Watch支配，就觉得还挺爽的，这是后话——内卷的恐怖之处可不像我刚才说的那些调侃的话，要知道，在现实中，它是一份月薪四千的岗位，却要你有985学历、五年经验和全年无休的热情。
这是一个所有人都在问：“为什么我的努力没有回报?”的时代。历史告诉我们，人们一旦集体发现这件事，就会不再依靠现实，之后会发生两件事：有些人投向虚无，有些人投向虚拟。
中国人正在面对一个奇怪的时代：他们对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对自己的未来毫无信心，宣传里一片稳中向好，让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例如我采访过的小伟，认为自己的失败是纯粹的个人原因而不是结构性问题，还有一些人认为即便是社会出了问题，他们也毫无机会改变。
中国经济总量一直庞大，目前仍然庞大，但个体获得感几近消失。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全国青年失业率一度超过21%，虽然后来“停止公布”，但我们看到身边的人经历的事情足以说明一切。
许多人相信的“读书改命”、“买房致富”的中产叙事，正在一点点瓦解。35岁成了职场死线，考编成为逃难的手段，硕士生报名送外卖，博士生转行做主播。
如今，“润”也成为流行语。“润”象征的可能不是移民本身，而是一种向失控社会秩序的精神出走——对制度性冷漠的反射性逃避，也是青年人对现实的最低限度回应。又或者一种期望，期望有朝一日离开这个国家之后自己的处境可以有所好转。
一但早早看穿了世界的样子，就很难不绝望。过去的二十年里，房产是中国最稳定的财富叙事，是一切安全感的基础。但现在，房子正在变成没有未来的负资产。
从“买不起”变成“没人买”，从“拼命上车”变成“断供退场”。曾经用来撑起地方财政与家庭幻想的那张牌，如今，轻轻一抽，就露出了底层的虚假——我们才意识到，原来这些年我们买的不是房子，是一场信仰；而信仰崩塌，代价就是整整一代人用青春换来的负债。
面对没有出路的现实，虚拟就变成唯一的寄望。
直播、团播、短视频、游戏、虚拟恋人、打赏——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单纯的把它视为娱乐问题，而应当思考这是否是结构性焦虑下的补偿行为。这一代年轻人不是不努力，也不是懒惰，当他们的付出一直不被看到，甚至连他们自己的生活都不被看到，身边没有家人朋友关心他们的处境，付出没有得到足够的薪资，也难以获得情绪价值的时候，最积极回应他们的就是短视频。
投下的简历等待石沉大海，但是投一个“嘉年华”至少还能得到主播的笑容与全场彩虹灯特效。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不给我意义，我就去抖音打榜找回存在感”成了一种荒谬但真实的生存逻辑。
我前几天和我的学姐媛媛聊了聊天。两年前，我们曾在同一所大学攻读硕士。我对她的印象很好，她自律，每天坚持跑步，学习认真，成绩优异，对人真诚、敏锐、有思辨力。我想过她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想着她应该是一位未来的学者、老师，或者至少在出版社、教育机构找到一份与她专业有关的工作。但在硕士第二年，她开始尝试做直播——起初只是业余，后来变成了全职。毕业后，她加入了一家直播公司，正式成为职业主播。她并不自卑，也不觉得这一切有违知识分子的身份。她告诉我：
“我并不觉得自己的学历一定要转化成某种工作。直播让我更快乐。这是一份像做梦一样的工作，我在镜头前是最真实的自己。我说话，有人回应；我跳舞，有人喜欢；我努力，当晚就能看到数字的回报。哲学和直播都是有趣的事情。”
我其实也曾在这条路上短暂走过。
2018年和2019年，我每天下班或放学后，会打开KilaKila或B站，直播聊天，分享最近的生活、讲社会问题、做简单的科普，也陪伴一些心理状况不好的朋友。有时候，我会给大家唱歌。每次直播结束前，我会唱那首《一万次悲伤》作为结尾，像一个习惯、一种仪式。
那段时间，我挣到的钱已经比工作还多。我也意外地积累了一些粉丝，其中许多现在仍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高能量的人，和人建立联系、让彼此变得稍微轻松一点，总是让我感到快乐与意义。直播，曾是我接住世界、也被世界接住的一个窗口。在当下这个原子化社会里，能够与人建立连结，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是每个进入直播世界的人都是“无奈之选”——在一个残酷现实不再提供希望的社会里，虚拟反而成为少数还能激发情感与连结的场所。它不只是逃避，有时甚至是唯一还能“掌握命运”的方式。
我和我的学姐都是没什么“网红梦”的人，也不想要“逃避现实”——我们知道的是，在一个愈加冰冷、愈加不确定的现实世界中，如果可以找到一种仍可发光的方式，它就是有价值的。
虚拟狂欢的真正吸引力，不是它多华丽，而是它回应我们的存在。
很多时候，我想，主播在为观众提供情绪价值的同时，观众也在给主播带来存在感与坚持的理由。就像一个作者，在写一篇文章时，如果知道有人在读、有人共鸣，那一刻就会感到幸福。
这种微小但真切的相互回应，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温柔的事。
它让我们觉得，我们不是机器人，不是社会运转中的螺丝钉，不是填资料、打卡、发简历、上传KPI的统计数字。我们还是一个个活着的人——需要被听见，也愿意倾听。
在这个世界逐渐下沉、冷漠与沉默蔓延的时代里，这样的存在感，就像一块漂浮木，撑住我们不要沉到底部。
三、中国式资本神话的崩解
曾几何时，在中国做一个“有信仰”的年轻人是很容易的。这种信仰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人们相信努力是改变命运的机会，相信知识的价值和劳动的回报，相信房产能保值，未来会更好。
仔细想想这一切的核心，好像建立在一个我们不曾直言却共同信仰的东西上：房地产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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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0年代起，房子不只是商品，更是一种信仰的容器。它装满了中国人的一切焦虑与希望。人们要先买房，才能够谈婚论嫁，家长们把房子当成一生积蓄的寄托，政府把房子当成地方财政的命脉和政绩的来源。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说法是，中国人努力一生为了上岸。在现在，上岸可能意味着考上好学校，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在以前，努力的尽头很简单，可能就是一套房。过去的二十年里，买房＝上岸，这一逻辑无比稳固。它是城市化的动力来源，也为家庭带来方向。它甚至成为维系国家稳定的社会契约——只要你还相信房子，社会就不会崩溃。
然而泡沫终将破裂。2021年，随着“三道红线”政策出台，房企的资金链断裂如多米诺骨牌般迅速蔓延。恒大爆雷，碧桂园负债千亿，数以百万计的预售房烂尾。买房者怒而停贷，楼盘杂草丛生，城市天际线变成了未完成的梦。
这不只是经济事件，更是一种信仰危机的爆发。当我们发现：连“买了房都不一定能拿到”的时候，对这个社会的基本信任就崩溃了。
中国房地产的本质从来不是“住”，而是“炒”；它是一场庞氏游戏，是对未来信心的赌注。一旦信心失控，房子就从资产变成了负担，从避风港变成了深坑。
房地产神话的崩塌，不只伤害了购房者，也摧毁了个体对“资本努力论”的信仰。当房子跌价，贷款还在涨，当政府无力兜底，市场冷漠无情，人们就会开始怀疑这么多年的努力为了什么，意识到资产不是努力的回报，而是上当的工具。这种怀疑不会只停留在经济层面，它会蔓延到整个价值体系中，成为一种慢性失望：人们会不再相信努力、不再相信制度也不再相信未来。
我想到社会学中有一个“空心人”的概念，这些人是失去目标感、意义感与信任感的存在。中国当下，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变得空心。
我们见证的是一场资本神话崩解后的价值真空，成功变得无比困难，回报难以获得，国家叙事总是破碎得像广告标语一样空洞——人们只能纵身跃入短视频与直播间，把眼泪换成笑声，把痛苦变成礼物刷屏，把“崩溃”化为表演。
有人说从泡沫走向空洞，是从繁荣变成贫穷，但我想说，不是的，应该是从相信变成沉默。
四、静默的冰河和狂热的火海——日本的泡沫经济时代
总有人会说，日本过去经历的泡沫经济破裂，就像是现在中国社会的预言，不过在我看来，在情绪轨迹上还是不同的，一边明显更安静，另一边则更狂躁。
1991年，伴随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地价崩跌，日经指数从近四万点一路下探，数以百万计的家庭资产一夕蒸发。银行坏帐、企业倒闭、自杀率上升，社会进入“失落的十年”在这场灾难里，日本人的情绪反应却格外内敛，甚至压抑。与当下中国的“直播狂欢”、“团播打榜”、“全民短视频沉浸”相比，这场崩溃显得格外安静。
1985年—1995年日经平均指数变动简图
两个亚洲大国，在资本神话破灭的同一条时间曲线上，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情绪轨迹：一个选择沉默，另一个选择喧哗。
1990年代的日本，进入了一场广义的“社会抑郁”状态。那是一个看似平静却四处裂缝的时代。和中国相似的，大学生面临毕业即失业，“就职冰河期”诞生，大量中年人被裁员，终身雇佣制度瓦解。年轻人开始不婚不育，“草食男”“家里蹲”成为主流词汇。伴随着这样的情况，奥姆真理教、地铁毒气事件与经济虚无主义交织，动漫与御宅族文化爆发式成长，虚拟与怀旧成为一种精神出口。
这是典型的内向性崩溃：焦虑向内收缩，产生个体化孤立，表面上的“克制”，是一种对现实失控的静默抵抗。从《新世纪福音战士》到村上春树小说，90年代日本文化几乎都是对这场失语的集体心理描写。
而当下的中国，泡沫尚未完全破裂，但社会信心已在消解的深渊边缘徘徊。面对同样的资产幻灭、上升无门、制度失效，中国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心理表现——不是沉默，而是沸腾。抖音、快手、B站爆炸式增长，短视频占据国民绝大部分注意力，团播直播成为城市边缘青年、无业人群的“舞台”与“出口”。打赏经济形成倒金字塔式流量分配，极少数主播赚钱，多数人沉迷参与，人们沈迷于表演式社交和碎片化的情绪表达，执著于比拼虚拟人气，而不是实际的生产与学习。
这不再完全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一种群体性幻觉的参与。不是没有意识到社会在崩塌，而是选择在崩塌中共舞。这是一种外向性崩溃：焦虑向外投射，转化为表演与参与，营造出持续热闹的假象。
我们似乎能从两个国家的不同之中瞥见一种制度性的差异。
日本的自由制度没能阻止崩溃，但容许人们“诚实地崩溃”，中国社会则倾向于制造“看似没崩溃”的景象。在文化方面，日本有“失语文化”但不压制言论；中国对“发声”的高压，使人们将焦虑转化为“娱乐形式”来自我掩盖。日本的虚拟文化是一种补偿性逃避，中国的虚拟文化则是压抑下的唯一安全表达方式。
在日本，房子跌了，人默不作声，在中国，房子还没跌到底，人已经在直播间里唱着歌跳着舞——我们不敢静下来，因为一静，就会听见破碎的声音。
我们用最喧闹的方式，来避免面对最深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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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黄金时代跌落
有时我会问自己，我们从哪个时刻开始不再相信未来了？从哪个时刻，我们绝望到要说，要么离开这个国家，要么离开这个世界了?
我们这一代人并不是在阴影里出生的。我们是在希望中出生和长大的。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一直在怀念的2000年代，几乎每个人都有黄金年代症候群。回望过去，我们眼见城市迅速地扩张，高楼拔地而起，地铁越铺越远，获得第一台电脑，连上宽带，学校鼓励我们学英语、参加奥数竞赛。每个人都在急速狂奔，我们相信，只要跑得够快，就会跑向更好的明天。
话剧《红马甲》剧照
家长每天告诉我们要好好读书，“知识改变命运”，老师告诉我们考上一所好大学，就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城市里的广告牌写着“奋斗十年，买房圆梦”，于是我们拼命考级、考学，将每一段青春都投资给了“未来会更好”这句话。
我们不是盲目乐观，而是确实在身边的人身上看见了回报——我们之中有人通过高考走出山村，有人靠程式设计买下人生第一套房，有人读完研究生进了大公司。那时的中国，像一架刚刚进入平流层的飞机，轰鸣而稳定，令人振奋。我们在里面，像乘客一样，虽然紧张，但相信飞机不会坠毁。
许多年后，当我读到一段昭和日本的回忆录，知道了里面的人也描述了类似的黄金时代。他们说，那时候家家户户在新筑住宅里开冰箱喝汽水，父亲穿着西装搭电车上班，母亲在百货公司工作，孩子放学后学书法、打棒球，人人相信日本正在一步步走向世界第一强国。
日本的黄金时代，图自CO肥皂箱
那段文字让我震惊，因为它看起来就像是我们小时候看到的中国。我们甚至相信经济的发展能带来政治的民主，我们会走向更好的未来，以为那样的时代会一直延续下去，但没有人告诉我们，原来这一切都是会崩溃的。
信心的消失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不好说，是从当大学文凭变得廉价，研究生变成基本门槛的那一刻吗；是当我们发现买房不是上岸，而是深陷债务的开始吗？是目送身边的朋友一个个“润”出国，只留下我们守着一个越来越拥挤、越来越沉默的城市的时候吗？
我们曾经相信的东西，一个一个地失效了，旧日之城不是瞬间崩塌的，而是慢慢地、无声地松动——就像墙体内部被掏空了，只剩一层精致的涂料。
原本我们以为房子是安全感的来源，现在它成为我们无法承担的负担，以为努力会带来回报，现在却变成一场没有出口的内卷竞赛，原本以为社会会给奋斗者一个公正的结果，但现在，运气与出身的决定性远远压过了知识与诚意。
有人说我们这一代是垮掉的一代，但我多清楚的知道，我们没有变懒，也没有变坏，只是开始不再相信曾经的承诺。那承诺是：只要你够努力，就会有一个体面的明天。现在我们知道，不是这样的。
失去信仰的人，往往不是立即崩溃的，而是会找一个地方，把这份失望藏起来。而就连我有时候也会在夜里刷短视频，一个接一个，并不是为了写这篇文章才开始的，我想说我也喜欢看着那些跳舞的人、讲段子的人、唱歌的人，我想用他们的喧闹暂时淹没我内心的空洞。
如果我们低着头，继续走，假装这条路依然通向光明，我们真的能走向那个明天吗？我不知道，承诺的明天没有来，从黄金时代下坠，醒来后，眼前真的只剩下一地碎片。
六、谁把我们推向虚拟？
我们总以为自己是自愿进入虚拟世界的。但当我回头看，发现我们其实是在一条早已被规划好的路上，被一步步引导著，推著，甚至某种程度上，被温柔地推入一个没有出口的房间。
我总是会想，我们为什么会那么依赖短视频？为什么会一边嘲笑团播的俗气，一边又忍不住地点进去看？为什么会在现实一无所有的时候，选择在虚拟世界里刷存在感、找慰藉、拼流量？这些问题，不能只从个人选择的层面来理解，它的背后，其实有一整套有意无意的引导。
团播主播的线下公演
在中国，当一个人陷入现实困境时，他能做的选择是有限的。他不能随意发表观点，不能轻易质疑政策，不能在新闻评论区说太多真话，也不能通过选票改变什么。真正属于个人的、自由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而这种空间的压缩，往往会被“娱乐”包装地漂漂亮亮。
短视频平台就是在这种语境下迅速崛起的。它没有意识形态的对抗，没有价值辩论，也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它提供的是情绪，是即时的反馈，是无需思考的快乐。它就像是一种压力释放装置：当你受够了现实的沉重，打开手机，就能进入一个完全属于你自己的“轻盈的空间”。
但我们往往忽略的是：这个世界不是中立的。你刷到的每一个段子、每一条跳舞、每一场直播，其实都是被精密设计过的。算法知道你喜欢什么，也知道你在哪个深夜最脆弱。它不关心你是谁，只关心你停留多久、点了几次赞、花了多少钱。它不是为你服务，而是利用你存在的裂缝，反复钻入并扩大它。
这一切其实和官方媒体体系的收紧是同步的。新闻越来越雷同，评论越来越审慎，公共讨论越来越变成空洞口号。于是短视频就被默认成了一种情绪泄洪池——一种比抗议更安全的出路。你在上面跳舞、哭泣、唱歌、晒猫、模仿校园恋爱情节，却不能对这个世界问一个真正的问题。它让你说话，但只允许你说不痛的那种话。
这并不是巧合。它是整个系统的一部分，一种不需要镇压、也不必动用言词，就能安抚、麻痹、分化群体的方法。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景象：当新闻热搜上只剩流量艺人与翻车剧情，当公共话题都变成娱乐话题，当青年人用打赏表达认同、用短视频表达哭泣——这个社会其实已经成功地将“发声的欲望”转化为“流量的消费”。
我不是说娱乐有原罪。我们都需要喘息，都需要逃离。但当“逃离”成为唯一能做的事，而所有“回应现实”的出口都被堵上时，那么这场虚拟的狂欢就不再单纯是娱乐了，它变成了一种结构性的集体麻醉。
我们不是不想问问题，是我们学会了不去问，不是没有人想改变世界，而是太多人已经被训练成只会换一个视频继续看下去。
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些让我们沉默的东西，不一定是恐惧，也可能是一条条好看的、好笑的、充满滤镜的短视频。
有时候，我会问自己：我们是真的快乐吗？还是只是学会了如何看起来快乐？
我们活在一个高压的系统里，被要求努力、上进、正能量，却发现努力没有结果，未来越来越小，选择越来越少。在这样的情境中，短视频与直播提供的不是娱乐，而是一种替代性的回馈结构。心理学上称之为“即时正向增强”：一个人说话、做出行为后，马上得到积极反馈，会强化他继续参与的欲望。平台经济就是这样设计的——它不是让你看到世界，而是让你习惯被世界看见，哪怕那个世界只是流量幻影拼成的假象。
而我们甘愿参与，除了被设计与引导，更是因为太久没被真实的世界好好对待了。当简历一次次石沉大海，努力工作却永远买不起一套房，当你考了两次研，依然找不到工作，当你说出真话被删帖，说出牢骚被举报，你就会明白，原来那条虚拟直播间里“有人叫你一声大哥”的回应，比现实里那些无声的拒绝，更让人觉得自己还活着。
当整个社会的正向出口越来越窄，我们就会转向那些看似轻盈的道路。而平台与系统，只需要提供一个“让人愿意沉浸”的舞台，其余的，就交给人们自己完成。不是我们非要参与这场狂欢，而是其他的门早已关上。
当一切真正的选择都被收回，留下来的“自由”也只是幻觉。但我们仍在这场幻觉中跳舞，因为跳着，至少还像活着。
七、这场狂欢的尽头是什么？
我曾以为，我们只是暂时疲惫了，所以选择在虚拟中休息；后来我才明白，我们可能早已不相信现实能给我们任何东西了。
这场狂欢，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不是因为人们会觉醒，而是因为幻觉本身也有代价。当你长时间沉浸在一个用流量制造存在感、用排名模拟尊严、用打赏维系关系的世界里，你迟早会发现——那里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那些光影、音效、关注与赞，终究无法兑换成真正的安全、陪伴与未来。
你会刷到千万次重复的舞蹈和喊话，会发现自己情绪再起伏，也无法换来真实的改变，你会看到无数人用尽力气维持热闹，却越来越空心，你会发现，你再也记不起上一次真心期待明天是什么时候，你会醒来——总有一日。
狂欢的尽头，不是灾难——如果是灾难的话反而干脆，毁灭之后总归有重生的希望；它是疲惫、失落的沉寂与缓慢的散场。人们从热烈中撤退，回到无声，像是从一场做了太久的梦里醒来，发现自己还是在原地。
平台会被新平台取代，流量会转移，算法会更新，主播会被淘汰，观众会老去。但那个被忽略的现实，始终没有离开过我们。等着你刷完最后一条短视频，关掉手机，发现冰箱里没有东西，微信没有消息，未读的简历仍然没有回音。
我其实不知道这场狂欢会以什么形式结束。也许是下一轮经济衰退，也许是平台规则的崩塌，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只是我们集体沉默，再也无力笑出声。
但我想说的是：我们难道不值得吗？我们难道不能作出行动，醒过来，一同追求真正的改变吗？我们是不是可以拥有更好的制度，更可期待的未来，和更值得投入的生活呢。但如今我们被推入了这场热闹的、疲惫的、令人上瘾的狂欢里，被鼓励沉迷、被要求沉默、被预设只能留在这里。
当我们在狂欢的高潮中大声笑着，那笑声的背后，一定是一整个世代无法说出的悲伤。
世界在下沉，中国在狂欢。我选择用这句话作为标题，不是想要做一个绝望的宣判，我想用这句话提醒彼此不要忘记现实的。因为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这场狂欢的本质，我们才有可能停下，才有可能从虚构中退场，重新站上真正的土地。
我们还可以做一点什么。比如说话，比如记录，比如回望那些还没被清除的真实，比如彼此靠近。就像你写下一篇文章的时候，总还是会想着：也许有一个人，正在阅读，也许那个人，会因为这句话，而觉得没有那么孤单。
我们不必马上拯救世界，也不必假装乐观。但我们至少可以选择：不从虚构里逃避自己，不让沉没的世界吞没我们彼此的声音。哪怕只是一次真实的对话，一次愿意聆听的凝视，一段在平台之外、短视频之外、流量之外的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那也是一种微光。
那是下沉中的坚持。那是狂欢中的清醒。
那是活着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