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周恩来的杀人记录

我派人赴沪迎接顾顺章眷属的事情失败之后，仍继续多方打听顾的眷属的下落，顾本人更是焦急，不时与新近破获的自新共产党谈话，查询消息，结果总是失望。但有一次当他看到被捕共产党中有一名叫王竹友，以及他的相片之后，忽然高兴的叫起来，兴致冲冲的跑来告诉我说：“我的家眷有了消息，这个人一定知道。”他取去王竹友的相片给我看，又补充作说明：

“此人的真名叫王世德，江苏松江人，四十余岁，莫斯科中山大学出身，他是我的助手，担任科长，也是常到我家里去的少数人中的一个，他一定知道我家眷的下落。”于是我立刻发电到上海，将王竹友带到南京，这是一个外表很老实的人，好像一个旧式乡村私塾的教书先生，绝想不到这样一个人是在担任著杀人不眨眼的赤色特务工作。当由顾顺章和他单独谈话，谈过之后，问他结果时，顾颓丧的回答：“他说自我出了问题，他也被隔离起来，直到最近才恢复自由，只知道我的家眷已被共产党监视起来，但不知道在什么方。”

这样不得要领的问答，延续好几天。我的一个同事K君，忽然想起这个王竹友，是他的小同乡，且是教过他书的小学老师，遂自告奋勇去和他谈话，据K君事后对我的报告，他和王竹友的谈话是从叙同乡谈起，漫谈他们故乡的风物、回忆小学时的往事，谈到他的家庭和亲友的近况，这样轻松随便的谈话，先使他心理上的紧张戒备状态自行解除了，不知不觉中把他的情绪引到另一方向，使他想起．他的家庭，想起他所敬爱的亲友，想起他的出世之后尚未见过面的孩子，于是他不由流露出对家人的悬念和内疚的心情，他承认这几年来为了“革命”工作，丝毫没有照顾到家庭。过去，在共产党魔术的催眠之下，成日成夜的“工作”、“工作”，这些问题根本没有想到过，如今换了一个环境，经过好几天的静思，一经有人点破，于是往事如梦景般地在他的心头掠过，表现在他的面部的，是润湿的目光，和轻微的叹息，这是一个共产党徒恢复人性的开始，也是他的感情最脆弱的时候，K君抓住这个机会，向他进行突击，对他说：“那么，你现在作何打算呢？为共产党牺牲呢？还是回头是岸，和我们在一起呢？如果愿和我们在一起工作，我是最表欢迎的一个，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我本人的一切经历，可以使你相信，我不会出卖你、欺骗你，再就利害关系说，我们不必谈什么理论或政治形势，就以你过去的工作以及与顾顺章的关系而论，即使我们现在放你出去，他们能仍相信你吗？”这样的劝解很有效果，王竹友表示愿意接受建议，考虑“转变”。第一次谈话，至此暂告结束。跟着，为他迁移一个更舒适的环境（即顾顺章居住的地方），在更和谐、更轻松的气氛中，由K君与王君继续与他谈话。终于王竹友表示诚意“转变”了。并且对顾顺章说出衷心忏悔的话：

“请你原谅我，这不是我的罪恶，我是奉命执行的，在我们得到你的“转变”消息之后，周恩来立即召见我，要我把你的家眷统统解决。”

这一不愉快的消息，顾听了虽然感到一阵难过，但并未引起突然的刺激，因为后果早已在预料之中，王竹友的话不过予以证实而已。同时，彼此都深知共产党特务手段的内幕，对王竹友的“身不由己，奉命执行”的实情，顾顺章，更充分谅解，反而安慰这位新战友不必介意。王再一次受到感动，为了表示他的忠诚，当即说愿亲自到上海去发掘尸体。

一天之后我派K君偕同王竹友和顾顺章的内弟张长庚，一同到上海去办理此事。由王竹友的引导，先到法租界甘斯东路爱棠村十一号，那是相当僻静的住宅区，全弄有十余幢西式住宅，只有三、五幢有人居住，其余都是空房。十一号这一幢，也是无人居住的空宅，进门一个小院子，除了水泥人行道之外，空地不过一丈见方，长满着杂草。那是一个晚上，我们用手电光向地面及四周照射，看不出有什么异样。王竹友则用手指指草地，意思是说尸体就在下面。因为天黑不便动作，并且即使要发掘，对租界方面也必须事先办好交涉，于是回到旅馆去休息。

回到旅馆后，K君对于是察看地形的结果，存着极大的怀疑，不相信这一方寸之地，竟能活活地埋葬了八条人命，于是提出一连串疑问，提醒王竹友说：

“这可不能开玩笑！王先生，这样小的院子，如何埋葬的了许多人？再说埋人也不是片刻可以完事，难道邻居不会发觉？挖出来的泥土又到那里去了呢？这里的房屋建筑，都是同一型式，你不要弄错门牌的号数？万一错误，岂非天大的笑话？”

但是王竹友非常肯定地回答：“地点绝对不会错，那天埋人之前，挖土的时候，我们说是种花，泥土嫌多，所以挑些出去，等到一切就绪，再行动手，有什么不可以呢？”

第二天，由K君出面向法租界警务当局接洽，提出派员会同发掘尸体的要求。法租界当局同样认为此事的超越常理，经派人实地视察之后，向我们提出左列的难题：

一，如无事实发现，则法租界当局的名誉损失，应予赔偿。

二，此事传扬出去，影响房屋的出租机会，如房主人要求赔偿损失，如何应付？

这二点K君一口答应愿负完全责任，事情总算可以进行了。然而经此往返洽商，消息被新闻记者探听去了，到了发掘那天，上海各报都大字标题刊载：发掘共产党特务杀人埋尸的惊人新闻。因此，那天清晨，甘斯东路爱棠村的周围屋顶和树枝上不知挤满了若干人，成千成万抱着好奇心的市民，都想亲眼看看共产党杀人的残忍手段，究竟是那样一回事。这一场面，更增加了这件工作的紧张性和戏剧性。

发掘工作自上午十时开始，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滑过，一切无动静，K君等的心情，随着时间的消逝，逐渐沉重起来，万一无发现，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想到这里，真不知如何是好。半小时之后，挖掘约两尺深，只发现一枚牙齿。

“这是大牙呀！那里是人的。”周围的观众这样嚷着。挖泥的工人也不耐烦起来，只里只嚷着“没有”、“没有”。但是王竹友仍非常镇静，他坚持非挖到三、四尺深不能发现。

时间又过去半小时，泥土忽然转松了，而且有殷红的湿迹，大家的眼前忽然一亮，再下去不到一尺，出现了一个洞，洞中飘出一阵尸体的腐烂气息，令人作呕，土工们嚷着“下面有东西”。一个工人伸手进去，登时脸色都变了，结果带出一条死人的大腿，四面的观众，不期然地同声叹息著：“共产党真是……”K君等立刻松了一口气。于是轻轻地耙开浮土，四个赤裸裸的尸体，一男三女，排列在一起，每二个人颠倒捆成一扎，一个的头颈和另一个的两脚捆扎在一起。这显然是死后捆扎的，顾顺章的内弟张长庚看到这些面目模糊的尸体，不觉泪下如雨。“那是我的姐姐，那是我的母亲，那是我的父亲，那是叶小妹。”他对着尸体一个个地指认，旁观的人鸦雀无声地欣赏共产党特务这一“杰作”，莫不咬牙痛恨，而对顾顺章一掬同情之泪。第二天的报纸，更详细地记载发掘的经过，并附有多幅照片，于是，共产党杀害人命的残暴罪行，初次大白于天下。

顾顺章被害家属的一部分尸体发现之后，根据王竹友的指认，又先后在公共租界武定路武定坊三十二号，新闸路斯文里七十号等四、五处，继续从事发掘，由于初步工作的圆满，英、法租界当局对我们的继续工作，非但不再阻挠，且竭诚协助，结果又掘出三、四十具尸体，都是周恩来命令王竹友等所干的成绩。现在是租界当局向我们提出要求了，因为这种骇人听闻的惨剧，连续不断地被发掘，这对于租界当局维持治安的能力，实是莫大的嘲笑。尤其是连日经过在沪的各国新闻记者的报导，此事弄得举世皆知，这对于租界当局的名誉自属不利。因此，他们向我们要求迅速作一结束，不要再继续发展了，他们提供的报答是：今后我们在租界方面进行防制共党活动的工作，将获得他们的全力协助，我们因任务大部完成，当时就同意了这个"君子协定"。

上述的三、四十具尸体，除了顾顺章的家属以外，其余的也都是共产党内部的所谓“叛逆分子”。据王竹友说，凡是违反“党中央”或是周恩来的命令的共产党党员，都会遭受这样处置，不是这样严厉的话，就无法维持地下活动的纪律。他是奉命执行的人，大都不知姓名，只有一个是例外，是叫“斯励”的老共产党党员，他还是国民党北伐时期一个军长的胞弟。这个消息，被记者听了去，第二天就在报上发表。不料在当天早晨，就有一位年约三十左右的漂亮妇人，跑到K君的寓所，她哭哭啼啼地向K君诉说，她的丈夫已告失踪几个月，什么地方都找过了，毫无影踪，今天见报才知被共产党杀害了，她要求K君立刻引她去认尸，K君想不到事情的反应有那样快，但仍安慰她：“也许报告有错，未必定是你的丈夫。”一面准备带她出去，一同前往认尸。那儿的埋葬方法更是周密，如果不是报告人有了前次的信用，实在无法相信共产党会如此做，原来共产党特务把人弄死之后，埋在一丈以下的地底，上面盖上四、五尺泥土，再浇上一层水泥，粗看起来，像似已被废弃了的屋基，然后再盖上六、七尺泥土，才是地面。当我们挖掉六、七尺土的时候，虽然出现水泥地基，工人们不知内情，认为没有希望都要歇手了，我们坚持要他们挖下去，掘开水泥，再继续往下挖了很久，才发现一堆大小有十多具尸体，面目已模糊不能辨认，其中的一个，就其身材观察，似是一个矮胖而结实的壮年人，身上尚穿一件背心。那位妇人一见此尸，就扑上前去嚎啕大哭，因为她从尸体的身材、牙齿、脚趾，还有那件背心等等，辨认出来，正是他的失踪已久的丈夫。

她告诉K君，她的本名叫陈梅英，和斯励结婚不到三年，生了一个小孩，他们过着美满的小家庭生活，她的丈夫失踪以前的半个多月以来，她看出她丈夫好像有什么问题难以解决那样，常是紧皱双眉用力沉思，她问他究竟有什么事，他始终不说，有一天早晨出门以后，便始终不曾回来。她说，她始终不知道丈夫是干共产党的，现在她才明白，她的丈夫在失踪以前的最后半个月之所以满腹心事，必定是在考虑如何脱离这个罪恶的圈子，不想因此遭到毒手。她爱她的丈夫，她坚决表示要扑杀几个共产党替丈夫报仇，因而竟向K君提出参加我们的工作的需求，K君当然很同情她，但在分析了她的家庭环境和本身条件之后，对她的请求未曾接受。

这一连串的发现，完全出于我们意料之外，本来我们的目的，只在查究顾顺章眷属的下落，不想因此发现了共产党特务杀人灭迹的种种残酷手段。这都是周恩来所亲自导演的。当时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上海各报连日都有详细记载，并附刊各种图片，可惜这些材料，我现在已散失了。此事所发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全上海以至全中国人民对共产党在赤区以外杀害人命的残酷手段，有了确切体认。同时，国际的正义人土，也普遍引起深切的注意和同情，舆论一致指责共产党的违反人道主义的罪行。第二，我们在租界方面的工作信誉从此建立，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我们和各地的租界当局从此建立了密切的友谊合作关系，为以后的业务增加不少便利。此点，关系极大，因为各地共产党的地下指挥机构，大都设在租界里，没有租界当局的通力合作，是难加以破获的。第三，对于新近转变的，或是以后转变过来的共产党分子，坚定了他们效忠于我的决心。第四，周恩来本人也因此不能在上海立足，秘密潜往江西赤区。我想若不是他走的快，他一定会步许多被捕同志的后尘的。

最可笑的，共产党国际为了平息国际正义人士的愤怒，挽回国际舆论的不利形势，对于中共的这种暴行，竟也假惺惺的发出“指责”，说是“世界革命的成功，不能依靠于残酷的报复手段”。话是说的不错，然而除了“残酷的报复手段”之外，共产党又能用什么来维系他的暗无天日的魔鬼集团呢？

五总书记向忠发被出卖

人们只知道共产党对待敌人是残忍的，其实他们对待自己的同志又何尝不残忍呢？为了争夺个人的权利，竟不惜向“敌人”出卖自己的同志，卑鄙无耻到如此程度，真是和禽兽无异。下面就是共产党陷害同类的无耻记录。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内部也引起分裂，第一次清算了陈独秀，第二次又罢黜了瞿秋白，这前后两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于是第三任的共产党总书记便想改变花样，捧出一名真正无产阶级的人来做招牌。于是，目不识丁的老船夫向忠发，便在这样的机遇下，登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宝座，只是一切指挥大权，都落在宣传部部长李立三之手，这便是中共历史上有名的所谓“立三路线”时期。在这同时，共产国际也加紧对中共中央的人事控制，在莫斯科训练成熟的中共党员陈绍禹、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等所谓“二十八个标准布尔什维克”（这是中共内部派别的一个小集团名称，他们自称对马列主羲的了解，已达到了国际的布尔什维克标准的程度，言外之意，就是看不起那些没有到过莫斯科，不懂得“理论”的土包子，包括当时的毛泽东等在），也陆续派遣回国，共产国际东方局书记米夫（MIF)，更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资格，亲临上海，就近指挥。不过，这些莫斯科归客，因过去毫无工作历史，虽因米夫的提拔，得以厕身于“中央机关”，但实际领导权仍操于原来的老干部之手，陈绍禹等年少气盛，目空一切，当然不甘久居人下，于是处心积虑想把现存这批领导人物挤掉，结果便闹出自相出卖的丑剧。事情导源于一件桃色纠纷，时间是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一月。一位曾受莫斯科训练的共产党员胡君，回国以后，被派为共产党江苏省委，他有一个年轻而又美丽的妻子——陈小妹，也是共产党员，同被派在江苏省委的妇女部工作。夫妻二人的感情很好，同在一起工作，鹣鹣鲽鲽真是一对理想的配偶，可是好事多磨，有一天陈小妹忽然接到共产党中央转来的命令，派她去和中共的另一要员罗绮园“住机关”，（因为罗的住所，须要有个女人去掩护，所以共产党派她住到罗的机关里，表面上装成罗的妻子。）根据共产党的工作纪录，任何命令事先都毋须征求同意，只有绝对服从，此事当然也不例外，陈小妹接到命令，立刻和丈夫商量，二人心里万分不愿，但是鉴于“纪律”的森严，不敢违抗，只好忍痛分手，不过，问题却从此发生了。原来陈小妹竟是一个在中国传统的伦理社会中长大起来的女子，虽说已受过布尔什维克的洗礼，对男女问题，不像一般旧式妇女那样拘谨，但是要她去和一个未曾见过一面的男子同居，此事究竟有点为难。于是常常找机会向她的丈夫诉苦，胡君呢？本来已对“领导方面”这种“乱命”非常忿恨，经不起她的爱妻的一再哭诉，更感无法忍耐，只是夺走他的爱妻的是共产党，不是一个普通人，这将如何处理才好呢？想来想去，没有主意，后来想到老同学陈绍禹以足智多谋见称，乃走去和他商量，陈绍禹对此本早有所闻，看到胡君前来求教，联带想起自己的郁积已久的心事，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轻声的向胡君献策：“除了向国民党告密，无法救回你的妻子。”“向国民党告密？”忠实的胡君，简直认为陈绍禹故意开他玩笑，要不然就是有意测验他对共产党是否忠诚。因此，初听之下，不由惊呆了，但细看陈绍禹一本正经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彼此的友情，也没有设计陷害他的理由。再仔细一想，除此以外，的确别无更好的方法。结果，“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战胜了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胡君终于接受陈的建议向我们求援了。不过，有一点，与陈绍禹的原意不符，陈的献策是要胡君自己不出面，匿名报告罗绮园的住所，同时，事先将陈小妹约出来，以免同时被捕，胡君一想，此事不举发则已，一经举发，自己就不能再在共产党内存身，所以索兴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出头检举。在一天的早晨，胡君引导我们到马斯南路一座很华丽的巨宅中，把他的爱妻接出来，并把罗绮园捕到。在另一个房间里，又捕到共党的另一要员杨匏安。

罗绮园和杨匏安都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在共产党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李大钊，而和瞿秋白、毛泽东等相等，在所谓“国共合作”的跨党时期，他们又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当时是属于瞿秋白、李立三的一派，而与留俄派的陈绍禹等不睦，所以就被出卖了。罗、杨被捕之后，我们接着追问当时共产党的总负责人向忠发的下落，然而罗、杨二人都不知道他的住所，胡君更不用说了。正当无法可想的时候，第二个奇迹又出现了。一天，有一个外表很精干的青年，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报告，说他知道向忠发的住址，愿意引导我们去找到他。我们对于这宗送上门来的献礼，初不敢予以完全相信。因为这个青年，在共产党中并未担任重要职务，按照共产党地下工作的定例，他不可能知道向的地址。但因此事不妨一试，遂由他引导我们到法租界霞飞路的一家珠宝首饰店楼上，逮捕到一个土头土脑，年已五十多岁的老头儿，他的口齿很笨拙，也不像太懂得政治，从外表看，很像一个商人，住在珠宝店里，倒很适合他的身份。他初来时不肯承认他是中共的第一号领袖，我们对原报告人本来不十分信任，见了这副行径，也相信可能有错，正感到为难之际，有一个同事，他是向忠发的同乡，也干过船员，他说认识向忠发，并知道向过去的历史，向当船夫的时候，嗜赌如命，有一次从赌场中输完了钱回来，发誓要戒赌，竟把自己的左手无名指斩断一小段，以示决心。经他的指认，再一验向忠发的左手，果然无名指短了一段。向忠发无法再抵赖，只好低头认罪了。在这以前，我们对中共中央的重要机关，已破获了多次，被捕的许多有地位、有历史的中共要员，经过我们的耐心说服工作，大都愿意脱离共产党，参加我们的工作，这在当时已成为极普遍的风气，共产党对于这种轻易转变的现象，极为恐慌，故在向忠发被捕之后，便故意放出空气，说是：“过去许多党员的叛变，乃小资产阶级动摇善变的劣根性的充分表现，向忠发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出身，无产阶级有对革命忠实到底的优良品质，决不中途动摇转变，所以相信向忠发一定不会向敌人投降，一定会替共产党牺牲。”这种空气，并且故意传到向忠发的耳里。

其实，共产党的心机完全白费。向忠发的结果，虽是替共产党牺牲了，但这不是他的本意，他被指认出来之后，所表现的“向敌人投诚”的可怜相，比其他的非无产阶级的战士更精彩十倍，他先向我们表示，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他没有能力，他在共产党内所担任的职务，实际上是一个傀儡，他甚至曲膝跪地向我们求情，要求免他一死，自动说出四个共产党的重要指挥机关的所在地，以表示他的忠诚，这一切的表现，出于我们意料之外。按照我们办理同样案件的成规，向忠发既有表示转变，他的求生愿望是应该让他实现的，但是这一次却发生了差错。当我在南京接到向忠发愿意转变的报告时，他已被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枪决了。这样的处置，对我的工作的开展上，实在是种损失。

在逮捕向忠发时，尚捕到一个和他同居的妇女，她年在二十五岁左右，装饰极时髦，容貌及身段也够得上美丽的标准，问她关于共产党方面的一切问题，竟全无所知，不久，我们完全明白，她确与共产党无关，她只是一个普通的舞女，她是被共产党弄来陪伴向忠发的，她只知道和自己同居的男人是个珠宝商人，不知是共产党，更不知是坐共产党第一把交椅的人物。至于共产党何以要个女人去陪向忠发呢？目的就在使向忠发的全部心情和精力，消耗在温柔乡里，不要过问党内的事情。后来，我们从另一个共产党的口中，又知道共产党为了这个舞女曾出了八千元的巨大代价，为了此事，共产党内部还引起许多牢骚：“下级同志穷得连饭都吃不起，为什么上级能拿出这许多钱来替向忠发娶姨太太呢？”现在又该提到向我们告密的那个年轻人了，当我们证实被捕的人确是向忠发之后，发给他一笔奖金，并给了他一个临时工作，因为他是自动前来效忠的，所以对他未曾特别注意。大约在向忠发死后的一个月光景，这个青年忽然失踪了。他一走，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奉命”来实施“借刀杀人”之计的，向忠发一死，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不走还等待什么？

六陈独秀这个人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自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因国民党清党，领导失败，受共产党排挤，被开除党籍后，不久，就与苏俄的反史派首领托洛斯基取得联系，也以上海为中心，展开另一系统的共产党地下活动。但是，这一个集团，因为没有有力的外来支援，尤其在经济方面毫无办法，所以始终不能发展。唯其如是，我们对它也未加以注意。

大约是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的春天，由于陈绍禹派的告密，我们捕获一对青年的夫妇，对那个女的经过一度谈话，写了一张效忠保证书之后，立刻就恢复她的自由，她出去之后，由于认识一个陈独秀的秘书，因而我们就循着这个线索，找到了陈独秀和所有在沪的中共反对派的重要干部。

陈独秀被捕之后，经过正常的手续，由上海租界引渡到南京，我们给予比对待一般共产党分子更重的优待。在我们接触过的共产党人中，使我产生一种印象，凡是共产党人，几乎都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同一的“格调”。我只要一看到那种“特征”，就了然于怀。然而，我从陈独秀身上竟丝毫找不到共产党人所必有的那种“特征”。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他和我所见过的一切共产党人都不同。不错，他精通很多的中国书，他有中国读书人的传统风度，他有坚强的民族自尊心，他完全不像排挤他的那些共产党徒那样甘心出卖自己的祖国而以苏俄为祖国，他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中国新文化的启蒙运动中所有的表现，至今仍受着青年们的“景仰”。所有这些，使他别于一般的共产党人。同时，也使我产生自信，以为可以使他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而踏上纯正的民族主义的道路。可是接谈之后，我的信心动摇了。我发现他的态度相当倔强，他虽然坚决反对效忠于苏俄的中共党徒的卖国罪行，但仍不肯放弃他对马克斯主义的信仰，他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但仍以真正的马克斯主义者自命。他这种固执态度，好像一个不容于恶婆的小媳妇，被逐出家庭之后，仍一心为她的死去的丈夫守节。在某一方面来说，是值得同情的。

我自己劝说无效，又邀请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前后在“北大”和他同事的许多老友向他进言，但他仍是这个态度，我们为了尊重他的信仰，以后便不再勉强他，只留他在南京过着宁静的读书生活。这一段生活，对他以后思想的发展，影响甚大，在他的最后著作中，他指出他的思想的变迁，是经过多年来沉思苦想的结果。而这种“沉思苦想”就是在那一时期完成的。抗战以后，政府不但完全恢复他的自由，并邀请他出任公职，但他鉴于政府采取与毛泽东派妥协的政策，故不愿接受。以后，卜居在重庆附近的江津，长期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朋友送给医药费，都被拒绝，这种守正不阿的态度，在共产党人中真是绝无仅有的。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五月他病逝于江津。他死后，友人整理他的著作，发现他的晚年思想已有极大改变了。总吉他的最后见解：社会主义仍是他的中心信仰，但他反对与共产主义以俱来的独裁制度。根据他对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的认识，以及他自己“六、七年沉思熟虑”之所得，他认为科学、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三大发明。民主政治，无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他说：“无产阶级的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也应如“资产阶级的民主”一样，有其实际的内容，如一切公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的合法自由，最后，他指出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委托于“社会主义加民族主义”的实现。这是一个中国的真正的马克斯主义者的“独立”的见解。这个见解在今日，我以为非但那些盲目听从莫斯科命令，早已失掉独立人格的共产党徒应该深切反省体念，就是对于以反共为职志的人们也同样值得予以考虑。

陈独秀被捕之后，托洛斯基派在中国的活动，从此解体，此事我做的是否算好，现在想来实很怀疑，因为我在无意中替毛泽东立了一个大功，替他剪除了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从此他就减少一层“内顾之忧”了。让我重复说一逼，陈独秀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人中最值得尊敬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