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的生命空间和时间，我是很满足的，有时有赚一笔的感觉。因为有可能在1966年夏天，我就可能死于非命。一个偶然的事件，我差点戴上“恶攻”（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之罪名的反革命帽子，今天想起来仍有些后怕。

那年夏天，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发起，谁也不知道这场革命的最终目的，我因为一张不足百字的“呼吁”大字报（内容仅是呼吁知道内情的人提供一些供批判的资料），被当时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定为“逆流”分子。

好在他们模范执行了不准“学生斗学生”的指示，我并没有被剥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

一天上午（下午？）的课间（当时的课就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组织的大批判课）休息期间，我百无聊赖走到教室黑板前，捡起一个粉笔头在黑板上乱画起来，我的素描还算可以的，几笔下来一支步枪画好了——枪杆子的潜意识表现？

画完我回到教室后排我的座位，与我身边的一位平常还谈得来的好友Y君聊天。聊了一会，当Y君注意到黑板上的枪杆子时，突然脸色紧张起来，问我，“黑……板上，那是谁……谁……画的？”Y平常说话就有些结巴，此时就更结了。我随着他的目光往黑板上看去，我一下子明白他的意思了——黑板上画的枪，枪口斜对着挂在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这在教室后排看得特别明显。我心里也一下紧张起来，但仍然面不改色地说是我画的——一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样子。他却不再理我，忙汇报给班文革小组、团支书等去了。我无奈地等待大祸临头，尽管我可以趁机擦去黑板上我的“罪证”——但是我选取了不作为，我不认为我有罪，由他们说去吧。

很快，先是班上的干部后来是学校的文革小组成员带着惊恐的面孔来到我们教室，接着那支枪被报纸糊了起来——保护现场。

我等待对我的处理，我心中支撑我的除了我心底的坦然——我没有有意去画那杆枪，再就是“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因此我躲开那个现场，一个人到操场上打起了篮球。

当我再回到教室，我发现我的课桌上贴上了白纸黑字的对联，上联是：反党反团反革命，下联今天已记不清了，横额是“心是好的”——缘于我成为“逆流”分子后的自我检查。我一看就知是Y君所为，他虽然出身不是很硬（好像是小商），但极力想成为左派，不择手段可能就伴其终生（80年代他因车祸成为我们班最早去世的）。

“两条根本的原理”使我平安渡过这个非常事件，此事后来就不了了之。黑板上的报纸揭了下来，我课桌上的对联，我刻意保存很长时间，我认为它足以见人心。

然而，事情并没过去。记得当文革筹作为“保守势力”与造反派论战时，此事又被提出作为“恶攻”事例成为射向造反派的炮弹，但此时文革筹的势力已是强弩之末，此事作为笑谈了。但假设文革筹又胜利了呢？此段历史不知又写成什么样子。

我能逃此大劫，一是我所在的学校处于郊区，乱得不利害；一是当时文革筹的领导是比较讲政策的，我印象中有一个全校唯一的学生党员叫王桂林的就比较有头脑；再就是我在班上的人缘比较好，左派右派都有朋友，是他们争取的对象，没这几条也很难想象我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