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日记》

    ——记载周恩来的内心自白

　　2004年3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内作党史研究用。邓颖超日记，记录了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颖超的谈话，真实地表现了晚年周恩来的形象。他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反思，反思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后历次政治事件中，作出了违心的抉择。

　　周恩来逝世30周年的“周恩来思想研讨会”：今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30周年。中央党校、中央理论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曾召开“周恩来思想研讨会”。开了四个下午。会上首先公开了邓颖超日记档案、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小平、叶剑英的谈话档案。会上，对周恩来一生予以较高评价，但对周恩来在多次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背弃了原则作出迁就，造成历史性灾难，感到沉痛。这一切，可以从邓颖超日记中得到印证。

　　1978年10月，邓颖超就自己的日记，向中央政治局请示：“如何处理有关资料档案？”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告知邓颖超：“现在工作繁多，也很复杂，还是你保管好。”

1981年7月2日，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后，邓颖超又提出有关资料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邓颖超说：

“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都看过，还是由你保存比较合适，考虑到多方面因素：党内团结、党的形象、毛主席的功过七三开评价、人民对总理热爱等方面。”

　　直至邓颖超逝世后，她的日记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属下的机要局保管。

　　2004年3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作党史研讨，不作政治结论。

周恩来病危期间，毛泽东拒往探视

1975年1月24日，周恩来病情恶化住院，直至1976年1月8日逝世。在这一年中，中央医疗小组先后在5月7日、7月11日、9月25日、11月12日、次年1月5日发出五次病危通知。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叶剑英、陈锡联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医院探望一下周恩来？”毛泽东迟疑一下说：

　　 “我可不是大夫。” 1975年9月28日，在第三次发出周恩来病危通知后，叶剑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等联署上书毛泽东：“盼主席能到医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战友。”毛泽东委托毛远新传话：“我从不勉强别人，〖应该“一贯勉强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勉强自己。”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2日，中央政治局请示毛泽东的意见：

　　“主席是否出席追悼会，是否由邓小平致悼词？”毛泽东口述指示：

　　“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强”，“邓致悼词恰当。”

病危期间周对邓颖超嘱咐“三不要”

　　以下是邓颖超日记中，有关病危期间周恩来与邓颖超谈话的部分内容摘录：

　　1975年5月10日：“小超，我百思不解的是：斗争没完没了地搞下去，马克思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斗谁，和谁斗？”“怎么会造成今天的局面？”

　　1975年9月12日：“我快走了，快了。走后，一不要过问政治；二不要住在中南海；三不要留在北京，回老家养病，休息。记住，记住了，我也可放下些心。”

“这还叫人民作主的共和国？”

　　1975年10月3日：“我常在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坚信马克思主义道路，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奋斗理想的目标。建国26年了，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这样下去，把国家带到灾某地，这还叫社会主义社会，还叫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我的一生还留着书生气、失望走向归宿。”

周恩来道出遵义会议的真相

 　　1975年11月15日：“我想在生命最后时期，还是要自我反思、检讨、澄清若干事件。尽管是晚了，但总不能让其错、假继续下去。历史谁也篡改不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是确立了张闻天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要把歪曲的历史更正过来，好在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还健在。”

周后悔给毛抬轿子

1975年11月17日：“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出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会议，有通过决议：得票最高为主席团主席。刘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泽东是第四。但是在内部由我提议：主席还是由毛泽东来担任。朱老总是很反感的。我又一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错误的抉择。”

周成全了毛的终身领袖地位

 　　1975年11月19日：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指毛泽东）退下。在2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老总、陈云、小平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是我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

　　1975年11月22日：“1956年9月29日，中共八届全会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二项决议：党的主席规定连任一届；要限制领导人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党内要体现民主集中制。是林伯渠、罗荣桓、彭真提议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员，十五名赞成，惟有二人弃权（毛泽东、林彪）。决议都给个人意志废了，我们也有责任和罪过。”

周对毛泽东路线的质疑和否定

　　1975年12月3日：“一场政治风暴要降临，还要斗，斗到何日何时方休呢？共产党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社会主义社会是靠斗争能建成的吗？”

　　1975年12月28日：“国家很不幸，建国26年，还有6亿人口饭也吃不饱，只会高歌共产党、颂扬领袖，这是共产党败笔。”（当时的全国人口是8亿）

　　周对1976年元旦社论的反应（1976年1月1日）：

　　“不许放屁，内外树敌，国家正陷于经济危机。谁主沉浮？人民，醒悟了的人民。”

　　1976年1月2日：“记住，不留骨灰，不建墓碑，要远离中南海！”

原编后议：

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邓颖超日记提示了周恩来临终前的悔恨：不该一次又一次地给毛泽东抬轿子，违心地把这个独裁者捧成终身领袖，以致给中国造成严重灾难。

　　但他并不是晚年才明白过来。他是个聪明人，早就明白是非善恶，但在关键时刻一再违心地去捧毛，这是不能原谅的大错。因为这是对国家民族的命运不负责任。

　　以周在党内的经历、地位和威信，如果他不去低三下四地给毛泽东抬轿子，毛是很难把领袖位子抢到手的。即使当了领袖，如果不是周处处阿谀屈从，毛也不可能那样胡作非为，毛之所以能成为绝对权威的独裁者，所以能把国家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周恩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个教训太深刻了。然而后来在政治中心的一些人物，却一再重覆周恩来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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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编者的话：

本文作者似乎低估了毛泽东的能量，在玩弄权术（权、势、术三者相结合）这一点上，周恩来远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从另一角度看，编者也高估了周恩来的地位、威望（指与毛相比）。应该承认：从延安整风后，毛泽东在1943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毛泽东获取了“最后决定权”，实际上，噎处于“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地位。

　（《邓颖超日记》引自强剑衷主编《历史大趋势》一书，详见该书第318～3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