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这本书我们了解到：赵紫阳是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下旬来到四川。这个时候的「天府之国」，正处在民生凋敝、山川失色的时刻；在经过了自六十年代初开始的十五年饥荒和动盪岁月之后，四川面临的头号挑战是：一亿民众要吃饱肚子。人民公社、「学大寨」、「以粮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就像一具具制度的、政策的和思想的枷锁，压在农民和干部头上，人们有脑不能独立思考，有嘴不能真心说话，有手不能创造性劳动，有脚不能自由迁徒。人还不如动物，怎么可能满足自己的衣食等起码需求？
吴国光在本书的导言部分：解放民众生命力创造力的「四川模式」中说，两年之后，仅仅两年之后，一样的山川，一样的天地，一样的人民，一样的原野，四川的农业生产就进入了「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新形势。这应该算得上人间奇迹，但它的「秘密」却稀鬆平常。
本书作者们，异口同声强调赵紫阳的贡献。今天已经不被官方媒体提及的旧日民谣，「要吃粮，找紫阳」，在他们的回忆中不仅表现为大量的、切实的事实和数字，并且还在更多的民谣中得到体现和丰富：从「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到「水陆不通走旱路」，赵紫阳没有点土成粮的魔术棒，我们看到的，是大半时间奔波在乡间山路、时时驻足倾听田间老农声音、看到某地的成功做法马上连夜召集现场会的这样一位决不高高在上的官员，是有担当、也有技巧，敢试验、也敢拍板，重政策、也重科学的这样一位兼具政治智慧、道德良心和科学头脑的平民政治家。最重要的是，他知道，种田的魔术棒，在世世代代耕耘于斯的农民手中。要创造奇蹟，就要在乎、关爱这些农民，而不是在乎上级指示、关爱自己的乌纱，就要尊重、解放这些农民，而不是蔑视、束缚、压制和盘剥他们。
这就是最初的改革──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当代词典裡，甚至还没有「改革」这个词汇。那个时候，创造了人民公社、「学大寨」等这一切践踏人间常识的伟大「天条」的毛泽东，还昏而未死，死而未僵。在这样的时候，对一个主政一方的「大员」来说，是敬畏农民那咕咕叫唤的肚子，还是崇拜老毛那胡思乱想的脑袋，这可以决定政治的命运，也就划开了历史的分野。没有打出「民本政治」的动人旗号，也没有发出「死而后已」的煽情誓言，赵紫阳却实实在在地实践了他的平民政治：以满足平民的需求为目标，以学习平民的智慧为方法，以实践平民的生活为风格。他知道，政治家的本领不在于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不在于强加给民众自己的那一套所谓「顶层设计」，甚至也不在于有本事去办什麽「大事」；民众自己会创造自己的生活，政治家要容许并且尽可能地帮助小民把他们生活中的小事情一件一件办好──这在一九七○年代的末期，在那个人们还没有完全从「领导一切」、「关心国家大事」这样的噩梦和呓语中醒来的时候，固然是非凡（你也可以读为「非常平凡」）的智慧和胆识；而就在某党「代表一切」、中国掘起于世界、中国对于巨大项目的巨大投资让全球目瞪口呆的这样一种「盛世」今天，如果还有人意识到中国的无数小民们还有无数小事情需要解决的话，那麽，他恐怕也不能不承认，这依然是中国最为需要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胆略。
吴国光在书中指出，读罢本书，我们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成功的源头和秘密，在于民众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套经济政治安排中解放出来；民众能够得到多少解放，中国就能够取得多少成功。如果说真的有什麽「中国模式」，这就是「中国模式」的真髓；如果说，有那麽一种「中国模式」，不是要解放民众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而是要在新的财富基础上，以新的政治包装和权力设计，来重新创造一套剥夺民众、压制民众、敌视民意的政治经济制度，那麽，我敢说，无论它今天多麽成功，早晚也要走入死胡同，要被本书所展示的那种旨在解放民众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四川模式」所击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