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2周年临近，六四死难者亲属团体“天安门母亲”在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透露中共公安部门今年早些时候曾两次找某位六四死难者家属，讨论赔偿问题。

天安门母亲之一张先玲对BBC中文网说，他们这个团体的诉求政府向来是沉默对待。现在有这样一种尝试是值得欢迎的。但对于这种方式他们并不赞成。

天安门母亲群体自1995年就提出了解决“六四”问题的“真相、赔偿和问责”三项要求；2006年，又提出可采取“先易后难”的补充协议，同意可暂时搁置诸如对“六四”事件定性的问题。

张先玲对BBC中文网强调说这不是单单赔偿多少钱的问题。天安门母亲向中共当局提出的“公布真相，个案交待，赔偿和追究司法责任”三个要求是不可分割的。所谓“先易后难”的解决六四问题，首先就要解除对六四死难者家属的监控和人身自由限制，让他们能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公开悼念亲人。“如果谈到赔偿，也要先有个是非对错”。

张先玲还表示，由公安部门出面“接触”是他们无法接受的。因为公安机关是监控他们的国家机器。对待天安门母亲如同对待敌人。由他们出面是对天安门母亲尊严的一种不尊重，一种侵犯。他们要求政府有权威的单位委托相关部门或国务院有关部门，民政部有关部门出面正式同天安门母亲这个团体谈。“这样才能显示政府的诚意”。

虽然中共当局今年在六四问题上有“个别接触”这种不同寻常的举动。但六四临近，天安门母亲受到的监视则是“一如既往”。张先玲对BBC说，从今天（5月31号）开始，公安部门又开始了对她的监控。主要是对她的行动进行跟踪。同往年相比，监控的时间往后推了几天。然而政府这种不顾宪法，侵犯人权的行为本质上没有改变。

张先玲说，同往年一样今年他们还计划六四当天到万安公墓举行公祭活动。另外有一些家属也会在6月3号晚上，在六四遇难者的遇难地点悼念。BBC

丁子霖：官方首提资助难属但未道歉

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代表丁子霖 (资料照片)

天安门母亲群体透露，今年官方首次派人以个人名义跟个别“六四”难属接触，表示愿意给予金钱帮助。对此，她们回应说，她们与政府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但希望不是私下沟通，而是公开对话。

北京公安私下提出资助个别难属

天安门母亲在纪念“六四”22周年的祭文中说，今年二月和四月，北京某区公安部门，两次找到某“六四”难属，进行所谓私下沟通。来人不谈“公布真相”，不谈“司法追究”，不谈就每一位死者做出“个案交代”，只单单提出给多少钱的问题，而且强调，这只对个人不对群体。

“六四”难属在北京万安公墓悼念失去的亲人(资料照片)

祭文表示，多年来，当局对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对话要求始终置之不理,今年终于打破沉默。“这是值得欢迎的第一次。”但是，她们希望的不是私下沟通。

天安门母亲主张公开平等的对话

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丁子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必须同时指出：第一，来人和我们谈话人的身份必须调整，我们不接受这种身份。因为20多年，北京的公安、国保、国安是监控我们的人。你政府派出监控我们的人来和被监控的受害者来谈，它本身就不对等。”

丁子霖表示，她们反对暗箱作业，私下沟通，主张当局跟“六四”难属对话团谈，而不是跟个人谈。

丁子霖：在法制轨道解决“六四”问题

丁子霖说：“回到正确的轨道上，纳入法制轨道解决‘六四’问题，一步一个脚印来谈，不要名不正、言不顺。你个人，个人你是谁呀你？(要)堂堂正正地谈，光明正大地谈，公开谈。”

她说，所谓“公开谈”，并不是说谈一点事就立刻诉诸媒体，而是对难属群体要公开，不能搞封锁政策。

杨冬权：“六四”档案尚未到开放期限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导的要求惩治贪腐和民主自由的天安门民主运动。6月3日夜晚，为了对付示威者，中国军队以坦克和装甲车开路，从各个方向开赴天安门广场，沿途扫射、追杀，造成民众惨重伤亡。有些学生还被坦克碾压至死或重伤。

官方没有正式公布死亡数字。但是，20多年来，光是天安门母亲群体记录下的“六四”死难者就达203人。

对于那个时期的档案，中国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表示，正在整理当中，还没到开放期限。他星期二对到访的外国记者说：“等到我们国家规定的开放期限，是至少三十年。三十年以后，如果档案馆认为不宜开放，还可以延期开放。”

天安门母亲：解决“六四”可先易后难

天安门母亲提出了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要求，那就是，“真相、赔偿、问责”。她们表示，公正解决“六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可以采取先易后难的原则，对一时无法取得共识的重大分歧，可暂时搁置争议，首先解决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的问题。

但是她们强调，她们不是没有原则的，其底线就是：不容亵渎“六四”亡灵，不容亵渎“六四”难属的人格尊严。VOA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

六四二十二周年临近之际，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5月31日发表公开信，悼念亡灵的同时，披露：自今年二月以来，北京公安部门首次与某位难属接触，私下沟通。但既不谈“公布真相”，也不谈“司法追究”，只询问要给多少钱。天安门母亲团体在公开信里，对政府当局22年来首次打破沉默表示欢迎，但是认为不能接受目前这种个别接触、私下了结的做法。天安门母亲团体发起人、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丁子霖通过电话向我们阐述了难属团体协商之后达成的立场。

天安门难属群体的三项基本诉求

丁子霖：我们从95年开始就要求和政府对话，提出三项诉求：要求政府当局公布六٠四真相，向每个受难者家属就死者做个案交待；第二，要求依法赔偿；第三，依法进行司法追究。简单说，就是六个字：“真相、赔偿、问责”。

我们（这位）难属当然坚持这三项要求，不可分割。来人就说：真相，这么多年了，不好办，当年很乱；追究呢，也不好办，现在有的人死了，有的人还活着―当然是指李鹏吧，我想。（来人）就跟我们的难友讲：你看多少钱。

到底他们有没有用“赔偿”两个字，我现在不太清楚。让她回忆，她也模模糊糊，就是多少钱合适解决（六四问题）。

那当然，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谈的方案。

今年中国国内人权状况倒退到六٠四以来最恶劣的的状况，尤其是茉莉花革命以后，简直就是全面封杀，重判刘晓波，现在又秘密关押艾未未，各种声音都被封杀了。这种情况之下，怎么2月20日开始，几乎每个月一次找我们这家难友，盯着她不放来谈。而且，孤立的谈要多少钱合适。还不让她和我见面。

六٠四问题不是车祸，不能个别解决

丁子霖：我们经过商量，觉得：我们回避不得，必须正面回应。

我们的态度是：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但是，我们必须正告政府当局，第一：派人来谈，可以，需要是政府相关部门，有正式授权来谈。绝不能让十几年、二十多年监控我们的公安人员，和我们这些被监控人员来谈。这本身就不对等，本身就缺乏诚意。第二：谈，就要堂堂正正、公开地谈，摆在桌面上，跟难属群体谈，不要私下勾通。第三：谈，应该有广泛性，不能盯着一家难属：想干什么？我们那么多家难属呢！要谈，可以选择谈，可以和我们群体谈―我们有对话小组。可以多找些难属谈，广泛听取意见。不能暗箱操作。六٠四问题不是某项车祸，不能这样个别解决。

法广：假设有这种可能：他们接受与天安门母亲以团体的形式对话，但是，只谈赔偿问题，你们会接受吗？

丁子霖：这个问题现在并没有摆到现实面前，我不能回答你。我们难友要商量。但是，我可以谈我个人的看法：我想，这个问题不太现实。为什么呢？赔偿，因何要赔偿？是车祸撞死人赔偿，还是开枪打死人赔偿？

当然，对方（公安）也很狡猾。他就说多少钱合适，他也不用这个词（赔偿）。

金钱和压力不会摧垮和化掉天安门母亲团体

法广：二十二年来，六٠四始终是官方媒体禁谈的话题。您觉得六٠四这个话题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是不是已经淡漠了？

丁子霖：没有。所以，我们祭文里的第一部份内容是献给我们亲人亡灵的。我们首先要告诉他们：二十二年了，时间不短了，但是，尽管八٠九、六٠四这些词眼都被当局屏蔽、淡化，但是，中国人没有忘记，尤其是北京人没有忘记，香港那么远，香港同胞也没有忘记，海外的很多同胞―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没有忘记。我们要告诉他们：人们永远记住他们。再有，我们也要告诉他们我们的态度：我们始终认为，中国的八٠九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不管世道如何多变，不管中共当局怎么打压，我们认为它伟大就伟大在于它是和平的请愿，和平的示威，和平地表述自己的意愿。我们认为，我们的亲人是为民主死的，为自由死的。他们为我们中华民族、为世界的进步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尽管我们被打压，但是，我们始终以他们为自豪。

他们（中共）想用钱来化解我们天安门母亲，来抹杀六٠四大屠杀的罪孽，是做不到的。

丁子霖女士表示：“天安门母亲这个苦难的群体是在我们亲人的鲜血、尸体堆上站立起来的，我们的群体是我们亲人的鲜血和难友们的泪水凝聚在一起的。我们已经过了二十二年了，最最艰难的时候我们都熬过来了。亲人突然离去是我们最最难熬的时候，我们都熬过来了。我们一块儿相互扶持，走到今天。既然站起来了，我们就不可能趴下。不是金钱，不是压力能把天安门母亲摧垮、化掉的。法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