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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广东改革能“把脉”中国未来吗?

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撰写的一篇题为《广东改革的中国意义》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广东目前所推行的行政改革,其意义不在是否配合中央的改革路线,而在于它是否有意义的创新;广东改革成功与否影响到中国未来改革的走向。为此,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邀请广东知名律师唐荆棱和旅居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前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张伟国俩人为听众进行相关讨论。


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撰写的一篇题为《广东改革的中国意义》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广东目前所推行的行政改革,其意义不在是否配合中央的改革路线,而在于它是否有意义的创新;广东改革成功与否影响到中国未来改革的走向。为此,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邀请广东知名律师唐荆棱和旅居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前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张伟国俩人为听众进行相关讨论。

记者:那我首先问一下人在广东的唐律师,广东的行政改革究竟对中国的改革有多大的意义?

唐荆棱:关于行政改革这个课题的话好像在国内吹都吹了好久了,不是一天两天,就是通过小道消息也好大道消息也好,都有这样的吹风。就我了解,目前提到的这些关于行政改革的所谓的草案来看,我对它的评价不会太高,我也不觉得它能够在中国的整个政治进程上能够发挥多大的正面效应。当然它可能反映了一部分人希望能够有所变动,希望求变的这样一种心态,这可能也算是一个健康的心态吧。但是我觉得在推进中国的政治向一个良性政治的转化方面恐怕不能有太高的评价或者说有太多的期望。

记者:那张先生你人在海外,在‘庐山’之外看广东的改革对中国的整个改革究竟有多大的作用呢?

张伟国:从历史上看这个广东改革的确在中国最近30年的变化当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这个主要局限在经济方面的。中国当局在政治改革上实际上从六四以后就已经设了禁区了。基本上裹足不前,甚至于也有很大倒退。这方面虽然海内外的知识分子也好,或者是党内的开明人士也好提过很多的要求,包括把广东变成政治特区,再进一步地去摸索,都反映出民间有这样一种改革的愿望和动力。但是最近这20多年官僚的这种利益集团化,既得利益的这种特权化,应该讲中国的改革已经死了,实际上已经谈不上什么改革了,那现在所谓的行政改革呀这种东西更多的是拿来欺骗舆论甚至于是一种表演。刚才象唐律师讲的那样,这个不是中国现在的问题,如果不跳出这个框框去看中国的话,那就等于被他牵着鼻子走,看它的表演。

记者:那经你们这样讲似乎广东的改革并没有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进行所谓的创新,更谈不上对中国其他地方有借鉴的作用,实际上所谓的可以讲是中国特色、广东特色。可不可以这样理解?问一下唐律师。

唐荆棱:中国特色这个词呢,历来我是不太赞同的。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东西,这是他们自己生造的一些词语。因为无论是关于市场经济也好,还是关于民主政治也好,这个在世界上是有成熟的完全可以借鉴的,当然我们不是只能照搬。实际上他们提的照搬这个词完全是瞎扯的,因为民主制度它不需要照搬,它是可以跟不同的文化背景呀,都可以通过内生的方式,内在的生存出来的。当然你这个民族有了基本框架,比如说自由结社、言论自由、公开和公平的竞选。有了这些它自然会长出有本国特色的民族制度来。它并不需要说你去讲这个特色,那个特色,但是它都是民主制度。关于政治改革或者是中共目前提的这个行政改革呢,我认为它也是确实我赞同张先生刚才的一个判断。它是为了缓解民间一部分人对这种政治改革的压力,它通过一些改头换面,用行政改革的这种方式试图缓解一部分人给他的压力,但是我认为这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因为这个并不是说你把这个行政机构调整一下就能解决问题的。象比如说他们以前反复提的什么精兵简政,这个也不是搞了一回两回了。一会儿大部制,一会儿小部制,这种机构搞来搞去,这种机构仍然是膨胀。政府部门的权力它的手也是越伸越长,权力越扩张越多。你根本上解决问题呢必须是有一个向人民负责的政府,然后对人民的福利真正关心的政府,要建立这样一个政府世界上都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参考。我们要建立的也并非不可以,我们就选举就可以了嘛。你省长这些交给人民,广东省的省长可以交给人民来选举嘛。有什么好讲的嘛,不需要你改这个改那个,当这个省长由人民来选举,然后省政府的各项预算,国税、地税都由省的议会,由省派出来的代表,整个省的这种议员来决定的时候,它自然地机构该精简的就精简了,就不会去搞那么多东西。

记者:好,那张先生你同意吗?

张伟国:唐律师的这个判断应该是比较准确的,比较可观的,也的确是中国现实的一种反应了。广东如果讲有经验的话那在改革开放前十年的过程当中象任仲夷等那些开明的党内高级官员的努力之下的确是打出了一片天地,为中国后来的这个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到了近现在来讲已经谈不上了啦。但是我刚才脑子里面也闪过了一个念头,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又处在十八大之前,中共这个权力比较敏感的一个时期,再加上薄熙来在重庆那边用毛的那种腐旧的东西咄咄逼人,汪洋作为团派的这样一个封疆大吏,也是胡锦涛主要依赖的一个地方政治力量,要想表现出一种跟太子党不一样的一种选项,一种姿态。那么这种里面的政治含量也是不容低估的,实际上它的政治表演性跟实际政治改革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但是对他们这个权力派系之间的这种变成一种权利派系的语言,他们之间的较量倒是有点刀光剑影的味道。

记者:那我问我最后的一个问题。外界总是认为从考察广东所发生的事入手,往往就能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那么,从看广东目前所发生的事,是不是能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先问一下张先生。

张伟国:这已经谈不上的了,目前它是一个应付局面,一种政治表演或者是为权利斗争在寻找筹码,如果要讲改革的话它没有一个政治上的大变动。刚才象唐律师谈到的这个政府的性质发生一个改变,为人民服务,受人民监督,由人民选举,象这样一些大的问题没有解决,陷在这个里面翻来翻去,实际上它越改越倒退。所以用现在中国流行的话来讲就是‘忽悠’了,忽悠老百姓,忽悠舆论,忽悠它自己。

记者:那唐律师,你看所谓的‘看广东’也是被所谓的‘忽悠’了?

唐荆棱:我也大致同意这个判断,就说它可能对中共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我认为现在中国的历史的主动权呢已经到了人民这一边了,就是这个大的趋势不是权势阶层能够改变的。广东的改革确实产生了一些东西,但是现在在政治领域进行改革的话,这些目前的举动我不认为它能够代表中国将来意识的方向。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与广东律师唐荆棱和旅居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前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张伟国讨论中国广东改革是否对中国未来发展有“试点”的作用。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刘诗雨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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