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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这样拉内需 中共的“跑部进京”奇观
何谓“跑部进京”?   各地(或各单位)驻京办很多都成为该地(或该单位)在京的“联络处”、“情报”收集站,因为这些驻京办大多与中央各部委有往来,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争相拉关系走后门的风气。所谓“跑部进京”,就是说利用这些驻京办的关系网,跟相关部门“勾兑”,达到要项目要资金的目的,在各个部委、各部门跑动,钱就进来了嘛。

送礼车龙围堵北京 

各地民工正忙着返乡团年之际,在北京却有另一番景象。年关前夕,各地送礼车辆纷纷涌进京城,曾在奥运后大为改善的交通状况,如今又陷入了无穷无尽的拥堵当中。

  香港大公报》报道,在各大部委集聚的西城,出租车司机李女士每天都对著一眼看不到头的长龙发愁。“快过年了,各地的车都进京了,这路真是没法走。”她说,每到年关,这样的拥堵都会出现,在一个地方堵上半个小时的情况并不稀奇。

  据了解,在北京大街上平均七八辆驶过的小轿车中,就有一辆外地牌照的车。地区更是遍布全国,远至广东、内蒙、辽宁,近到天津、河北、山西,可谓百川归海。

  在西城的三里河附近各大部委聚集的路段尤为热闹,每日都有不同地区牌照的车在各个门前停下又离开,不少拎着大小盒子的人们在传达室门口等候。

  据媒体报道,某些国家机关供职的公务员们常常能够收到价值不菲的礼品卡和商场购物卡。所谓“送礼不一定能办事,不送礼肯定坏事”,这几乎已经成了官场“潜规则”。

  去年年底,中央纪委监察部发出通知,要求党籍官员在2009年元旦、春节期间,加强廉洁自律工作,着力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明确提出了“严禁收受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

  在日前召开的全国共青团农村工作会议上,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陆昊也曾明令各地团组织,春节前不许去团中央“汇报”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成思危也曾公开表示:“中秋节前北京堵车很严重,都是送月饼的。什么时候中秋节前北京不堵车了,我们的政府可能就好多了。”

  然而,这些却似乎都不能阻止各地按照“惯例”,在年关“折腾”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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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过年官场送礼忙 部委门口"路不好走"

农历新年将至,虽然金融海啸仍未过去,然而这个对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日子,要花钱的人绝对不会浪费时机。在北京,就出现了春节前夕的“过节奇观”。

  据中通社报道,北京目前正以超乎寻常的拥堵迎接农历春节,道路上塞满了小轿车,小轿车里塞满了各种礼品。的士司机陈海坤对这种“中国式”的过节方式很熟悉,“除了去火车站的,就是送礼的,还有就是吃吃喝喝。”

带旺礼品回收折现生意

  在城西的三里河附近有两个国家部委,从12日开始,这里的路就不好走。不同地区牌照的车在门前停下又离开,拎着大小盒子的人们在传达室门口等候。周围挂着“回收名酒、高档香烟”的小店的生意也随着红火起来。一位店主说,有时一天能收十几瓶好酒,茅台、红酒、五粮液,“节前回收的东西最好,货真价贱。”

  在某国家机关供职的公务员彭女士在节前收到了四张礼品卡,只要拨打卡上的电话,就有商贸公司负责把杂粮、水果和蔬菜等礼盒送上家门,但因节前送货公司业务繁忙,必须提前三天以上预约。这种蔬果礼品卡在今年非常流行,属于政府机构里中低端的礼品。

  此外,彭还收到两张两千元的商场购物卡,她准备找黄牛把卡以八五折的价格折成现金。节前,通过低买高卖购物卡的黄牛大有人在,活跃程度并不逊于他们倒卖火车票的同行。

年会讨论如何花完拨款

  餐饮行业也格外热闹。在首都体育馆南,一个高档餐厅和一家洗浴中心比邻而立。晚上,这里的车位停满了几乎清一色黑色的高档轿车,一些奥迪车还没把“警备”或“特别通行证”等车证取下。据知,洗浴中心的一般按摩价位在千元人民币左右。而高档餐厅经营的则是官府菜,在北京,这家餐厅以“适合‘讲场面’的商务宴请”而知名。

  因续有各种名目的年终总结会召开,北京郊区的度假村和会议中心也人满为患。一个由财政拨款的部门还在年终会上讨论了一下如何把剩下的几千万元人民币花完的问题。

  春节前的北京,被物质化的人情世故暂时驱散了金融海啸的阴霾。不过有学者提醒,逢此经济时局,人们期待的是扩大“公众消费”,而不是扩大“公款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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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企业去年春节向官员送礼清单意外曝光

南京佳事得玩具制品有限公司2007年春节礼品发放清单26日意外曝光。清单显示,这家企业共向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送礼14.48万元,包括现金红包、高档服装、购物券卡等。清单详列了送礼数量、接受者姓名及所在部门。

讨债人偶然翻出秘密

  《现代快报》报道,佳事得玩具公司位于江宁区秣陵街道庄排路159号,主要生产供出口外销的毛绒玩具。今年十月该厂因故停产,这几天,各地材料供应商纷纷上门,讨要货款逾40万元。

  来自各地的材料供应商26日聚集在佳事得工厂,见讨债无望,有人开始动手搬运物品做抵押。有人撬开总经理办公室,搬走电脑、办公用品等值钱的东西。“厂长不来,我们先搜集他欠债的证据,下一步好到法院去起诉,跟他打官司。”

  众人开始翻抽屉,这一翻让他们大吃一惊,先是翻出一堆公章,有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商业银行的“业务清讫”章,还有一枚市国土局江宁分局的“注销登记专用章”。接下来,大伙竟然找到一份春节给政府官员的送礼清单,打印得整整齐齐。

收礼者姓名清清楚楚

  这份春节礼品单显示,佳事得2007年春节送礼40多笔,每个收礼者的姓名都清清楚楚,一个明显特点是,接受者部门权力大小、职位高低,与送出礼金礼券多少成正比。对局干、垄断国企老总送得最多,甚至直接封上1万元的大红包;而对普通科员则送得最少,有的只送200元的某超市购物券。

  仔细分析这份清单,送礼者很讲究送礼文化,注意投其所好。礼金礼券分4类,包括名牌服装、商场购物卡、购物券和现金。其中名牌服装价值1000元一件,共送出9件,接受者仅限于银行、商检、税务等3个部门的官员。如此安排可能是考虑到这些部门收入高,比较注重穿着品位。级别较低的街道干部则直接送现金,一些政府部门也直接送现金,只有两种规格,1000元和2000元。

  礼品清单涉及面较广,其中送给某局4位官员一律是商场购物卡,但数额不一,某局长5000元,一位官员2000元,另外两人各1000元。

  清单最下一栏还有小计,其中送购物卡9.4万元,送现金2.4万元,送购物券1.78万元,送品牌服装9000元,共计14.48万元。

节日礼金查处有点难

  面对这份详尽的送礼清单,大伙十分感慨。有人骂道,这其实是一种权钱交易。也有人感慨,企业不容易,由于担心不打点节礼,处好关系,节后会受到刁难,不少企业都划出专用资金,用于公关政府官员。

  知情人表示,年前送礼歪风很难治理,症结就是送礼面广量大,很难查处。从佳事得的这份清单就能看出来,送出几十份礼金,只有一份是1万元,两份是5000元,一份是4000元,绝大多数都是1000元和2000元。“这个数字,你让纪委去逐个调查很困难。但积少成多,对要害部门官员来说,各家单位‘孝敬’来的总数就相当可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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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务考察团“名扬”世界

如果不是“美国美洲集团”粗心大意,中国官场或许可以少一笔丑闻。

    11月21日晚上9点,上海网友“魑魅魍魉2009”在地铁站等车时,发现临近的座位上有一个粉红色的环保购物袋,上面还有蝴蝶结。打开一看,里边是浙江温州、江西新余官员,以及江苏张家港官太太赴北美考察团的详细清单。“第一感觉就是很愤怒,太赤裸裸了,说是出国考察,却连一点公务安排都没有。”“魑魅魍魉2009”觉得不能“让一辈子交的个税被考察团糟蹋了”,遂决定将内容公布在网上,民众哗然。

    其实,政府官员借考察之名行旅游之实,这样的潜规则早已在中国尽人皆知,公费出国一年耗资数以千亿计,近年来更是频频“扬名”海外。

接连成为国际笑柄

    在网上“魑魅魍魉2009”公布的清单中,今年4月,11名官员组成的新余市人力资源考察团的出访目的原本为:“考察借鉴政府在扶持人才技能培训和新型产业优秀人才培养选拔方面的经验。”可在行程中,丝毫看不到任何考察项目,而是14天辗转北美10余名城的全程旅游安排:参观美国白宫,看美国自由女神像,走好莱坞明星大道……

    2007年中国公务考察团成为国际丑闻的新闻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文艾因伪造出国邀请函,被中纪委撤职。2006年的11月20日,徐文艾率一支10人“公务考察团”在芬兰赫尔辛基机场入境时,被查出其所持的芬兰司法部邀请函系伪造,一行人当即被拒绝入境。芬兰新闻社当时援引赫尔辛基边防局负责人皮波宁的话说:“我不知道中共当局怎样看待这些事情,但如果有人在芬兰玩这个游戏,那么这就会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商务)旅行。”

    对于徐文艾的遭遇,当时国内从事涉外旅游的一些业内人士对媒体表示:“这完全是个意外”,“旅游中介太不专业”。实际上,使用伪造的邀请函以应付一些外事部门的审批,已是实现公费出国旅游的惯用伎俩之一。

出国幌子五花八门

    “培训”有时成了一些中国官员出国的一个幌子。根据国家外国专家局出国培训处2007年的数据,中国官员海外培训目前已经涉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然,这其中有真培训,但也不乏假培训。除了美国,新加坡亦是中国官员培训的重要基地。早在上世纪80年代,河北省就派出干部去新加坡学习。新加坡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在正规培训基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国立大学,中国官员多以学习新加坡城市管理为主,而现在,“许多私立学校也参与邀请,培训有时只是个幌子”。

    江西新余、浙江温州“出国考察门”事件曝光后,12月1日,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出国培训管理司通报了在其职权范围内对温州赴美培训团的调查结果,声称调查发现美国西北理工大学向国内审批审核机关提供了虚假培训日程——西北理工大学为该团组签发的邀请函及日程安排都符合国家规定的培训安排,但实际上将培训课程缩减至3天,行程由3个城市增加至8个。

    被用作幌子的还有招商引资。旅居日本多年的华文媒体人羽策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她在日本遇到过许多这样的“招商团”。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华人李玉(化名)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一个考察团到南非8天,一般会抽出半天时间“做做样子”。“跟当地华侨开个座谈会,弄个招商引资会,到了国内就说签了几千万合同,其他时间都去玩。”

    此外,“学术会议”也是一些中国官员采用的路数之一。“他们有的官至省级都以民间协会负责人的名义到新西兰,由于不带官方色彩,去那边更加自由方便。”新西兰华人王城(化名)说。

赌场、劳力士、LV

    至于官员们在国外游玩的内容,就不仅只有名胜古迹,还有赌场和红灯区。

    在上述新余市考察团赴北美的第七天,安排“考察”了拉斯韦加斯。旅行社的介绍相当诱人:“这是世界最大赌场,其赌场华丽,建筑辉煌,令人叹为观止。大型歌舞表演更让您融入赌城的繁华与歌舞升平之中。”在这段话的结尾,旅行社建议:“到达入住拉斯韦加斯酒店后,可自费去欣赏拉斯韦加斯著名的歌舞表演或到赌场小试身手。” 一位跟中国考察团有过多次接触的华人觉得不足为奇:“在美国,赌场和红灯区都属于合法的娱乐场所,国内因为没有,所以去那边看看也很正常。”

    买奢侈品也再“正常”不过。在南非,一些中国官员最爱买的是钻石。“在国内一克拉要七八万元人民币,在南非只要一半价钱。”李玉说。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南非,中国官员平均每人的在花费5万至6万元人民币,中国考察团一年在南非至少要花公款5000万元。在歹徒横行的约翰内斯堡街头,阔绰的中国考察团甚至成为抢劫目标。2006年10月20日傍晚,湖南省政协代表团、湖南省新闻文化考察团以及湖北省人大代表团在约翰内斯堡一家中餐馆就餐时,突然遭到近10名武装歹徒的抢劫,31名成员共损失近50万元人民币。

     林少杰(化名)是一名中国地方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去年年初,他和几名同事经单位推荐,加入到市里组织的“赴欧考察团”。在12天的“考察行程”里,他和其余20多位成员主要“考察”的是欧洲11个国家,在闲暇之余,他们主要穿梭在欧洲各国的大小商店里。“有的人确实非常有钱,经过瑞士的时候,他们一次买两三只劳力士名表,说是回去送给家人。经过阿姆斯特丹时,他们连买好几颗钻石。”林少杰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的LV旗舰店门口,排队的人中经常看到中国人的面孔。“很多都是来巴黎‘考察’的中国官员,花钱如流水。”一位法国华人慨叹道。

华人旅行社最爱考察团

    今年6月,江苏张家港8位市长及市领导的夫人也为在金融危机中挣扎的北美人民做出了贡献。官太太们在美加只呆了半个月就花去23.37万元人民币。她们住得最便宜的酒店也要每晚95美元,最贵则要每晚415美元。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开支,比如新余市考察团光邀请函就花了1.296万元,其中,美国邀请函每封3240元人民币,加拿大邀请函每封2520元,美、加各两封。

    这中间渔翁得利的便是华人旅行社,这已经形成了一个遍及全球的产业链。“美国美洲集团”这样介绍自己:“美国美洲集团成立于1992年,经过多年的运作,现已发展成为集商务考察、商务旅行等业务为一体的综合服务机构,具备完善的运作体系和服务网络。公司注册地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部设于洛杉矶,并且在华盛顿、纽约和夏威夷的檀香山设有分支机构。目前在中国大陆设有北京、上海、广州等九个办事处,业务遍及全国各个省市,可满足不同地域的客户签证的需求……”

    林少杰回忆说,他们当时去欧洲跟北京的一家旅行社直接联系,当每位团员所在单位为其出资3万元人民币作为活动经费后,安排整次行程的旅行社便派出导游,带领大家先到北京暂住一晚,然后直接飞赴目的地。除了交由旅行社的每人3万元活动经费,林少杰们每人还可得到由单位拨付的500欧元的生活经费。

    巴黎一位从事中国旅行业务的华人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相对于一般的中国游客,他们更愿意接待公务考察团,由于恶性竞争,在巴黎,普通中国游客的价格压得很低,而考察团成员至少是处级干部,起码住三星级酒店,所以利润空间会比较高。新加坡一位华人旅行社老总透露,最近,他们刚接待了一个中国地方官员的培训团,“真好赚,平均一天从一个人身上赚500元人民币。”

当地政府和社团不堪其扰

    有人欢喜有人愁。某省在南非的同乡会会长抱怨说,在一年时间里,他们要接待三四十个省里的代表团,这给他们带来不小的负担。“地方政府、政协的人来找到我们,不接待怎么可能?!面子上过不去。可一来就要有人陪,要请他们吃饭,要送礼。”这位会长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会员们每年从自己腰包掏出的经费为30多万兰特(约合30万元人民币),而其中三分之二的钱都被用作招待来自家乡的各级政府官员。据统计,平均每年从中国各地到南非访问的有200多个考察团,其中100多个是省部级代表团,100多个是省部级以下的代表团。

    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华人飞翔(化名)经常看到一批大腹便便的中国旅行团。“他们大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走近一问多是中国官员。在我们这样的小城市一天就能看到好几批,何况在悉尼了。”飞翔说:“他们一般在公园逛一圈,唐人街吃个饭,然后去黄金海岸的免税店买东西,我们都很鄙视这种人。”在新西兰,有些中国官员去参加新西兰政府组织的研讨会,但开会的时候,人却不见了,都跑去闲逛,给新西兰政府留下非常坏的印象。

    “现在,公费旅游似乎都成了一种潜在的不成文规定,各省都有。” 林少杰说,他所在的省市的财政局、交通局都已经组织过类似的公费旅游至少两次了。“ 你看,还是中国好,大家可以公费旅游。”带队的外国导游向林少杰这样感慨。

    在外国,公费旅游比登天还难。“如果一个新西兰的市长要去中国,必须先向市议会提出申请,同意之后才能去。”王城说,即便市议会同意市长出国,也会要求必须快去快回,或是必须带回合作项目,而且市长每年在公费旅游上的开支都会在媒体上对外公开。

    在林少杰看来,“大家能够出国旅游,其实心里还是很高兴的,觉得这是国家给我们的待遇、享受。但是出去一次确实各方面开销都比较大,如果很频繁,那真是忘了我们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了。”(作者 刘俊、邓媛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郑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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