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比改革三十年更大的棋局在下，那就是宪政与专政的征战。改革是其中一个战役，而不是全部。固然对于追求民主自由宪政的人们来说，这三十年可以兴高采烈一些，可是并不能改革与宪政等同起来。在政治控制上的一些放松，经济有些自由，公民社会的初步形成，并不一定就可以宣告专政的终结。因为专政有枪杆子和笔杆子，再加上垄断经济足矣。

我们必须承认，党国体制，有一种利维坦的性质，凌驾于社会分化的各种利益政治主体之上，带有中立性君主的超越地位。这样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根据政治需要划分敌我，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改革开放加入全球化，而整个80年代至今三十年，世界的潮流是自由化和市场经济的扩张。当文革时代的政治运动，让其合法性和正当性走向枯竭的时候，他们就重新划分敌我，认新自由主义为朋友。此一时彼一时，无不出于政治利益和政治领导权的需要。

对于党国体制来说，其主导力量已经没有主义和终极极值的追求，只有死死抓住政治领导权，这是溺水的最后一根稻草。对政治领导权的冒犯，会勃然大怒和殊死弹压。这时候，维护特权的权力意志，就赤裸裸的体现出来。很明白，尽管不是那么润滑，但是当政治利益需要，重新划分敌我，把新自由主义认作敌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翻烧饼一般。这在2003年胡温新政之后，趋势逐渐明显。

就像癌症，党国体制，国家利益为党利益牺牲，进而为权贵利益牺牲。坚持政治领导权，才能办到这一点。

别相信经济决定论，应该切断公有制或者市场经济，与专政或宪政之间的关联。公有制与专政，并非是连体人，而是专政的前政治的条件，是可以切割的。对于一个把划分敌我作为革命首要问题的党国体制，做到切割还不是几年的事情。

为改革与宪政思考而且呐喊的人，几乎都是棋子，并且是棋子把自己当做棋手。当然从一个局中人来说，相信一个线性进步的历史观，相信自己的主义与历史前程是一致的，这样才能最大可能的推动。可是这种欺人导致自欺的意识形态，当需要反思自己棋子地位的局限性时，就成了遮眼布，有了一种致命的自负，或者专横的自以为是。

整个进程真的是朝向宪政的么？从计划经济走到市场经济，就能抵达政治自由或者立宪么？市场经济也好，计划经济也好，在其上面展开的政治，都是前政治的政治。与政治自由之间有巨大楚河汉界，有卒子不造船，是过不去的。卒子们不是相信一个线性进步的历史观，就把问题通过念咒或者鬼画符那样，就过去了。

什么是政治改革，就是结束党国体制，其他的杂碎出现都是托词。本来寄托于市场化改革指向结束党国体制的希望，在专政划分敌我的铁拳之下粉碎。对于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来说，政治博弈本来就是弱小的敌人共舞，是一种同床异梦而攫取最大政治利益的艺术。只要敌人弱小但有足够用，即使心思不同，可以为我所用，只要阻挡着其意图不要实现就好。梦想不同，有什么关系呢。

利维坦的中立性君主，从政治设计来说，仿佛很完美，除了一个因素，那就是强大的政治权威被某一个权贵集团的利益所绑架。而党国体制，问题比这个严重。一个君主在腐败堕落，都是有限的，很容易忍受的，而一个几千万人的"神话君主"或者国家党，更无法阻挡自己的腐败和堕落。这里一戳就死的阿里基斯之踵，不仅在脚下，而且全身每一寸皮肤都是。

即使按照利维坦的历史逻辑来看，也到了扭转和结束党国体制的时候了。因为其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自身已经成为障碍或者大规模扩散的癌症。这时候，是恢复国家利益与政党利益的主奴关系、打击权贵利益的时候了。

改革是专制的功劳

改革的重大成就，都是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出来的，也就是他们所反对的专制父亲搞的。一个比较形象比喻是，就像贪官给海外留学的儿子会贪污款，儿子看起来很有钱。于是改革派说，你看看，改革成就多大。

打个群众喜闻乐见的比喻说明。改革三十年的前进步伐，是专制主义的身体推动改革的阳具。没有身体，哪里来的阳具运动。当阳具进入女人身体，就幻觉整个身体进入，阳具就变成整个人的代表。但是改革阳具是要打垮专制主义身体，可是没有专制主义的身体，改革的阳具还咋办，陷入一种无法解决的悖反当中。

一个道德政治的话语，必然是鼠目寸光的。要么奇迹是改革造成的，要么腐败是改革造成的。非此即彼，要么抬高这个，要么太高那个。负面的东西都归于对方，把内在的疾病外化，推动围墙外面，于己无关。

如果把功劳算在贪官儿子改革的头上，那么其水平，等于左派认为腐败是改革造成的一样水准。这两种评价因果性相当混乱。你说唐太宗把功臣李世**故意流放，让太子李治登基之后收回来，好对李治感恩戴德。你说李治是好人还是坏人，功劳很大么？我们省仙游县的游医，在城市各大小区公用设施上抹上传染病菌，然后开医院救治他们，你说仙游游医改革成就很大么？所以不能嵌入1949年的政治格局讨论问题。如此三十年与六十年历史相对主义的视野，并不足取。

如此高度赞美改革新的因素，同时也是对旧专制因素的肯定。就像"说真话"，没有大量的人说谎，"说真话"的价值就不会极度放大。其实赞美少数人"说真话"，就会需要大量的人说谎。高度赞美改革，被镶嵌在一个强大专制与微末自由之间，老鼠玩猫的复杂张力之中，不能脱身而出。经济自由奔向政治自由，只是有意图伦理的老鼠，一厢情愿的老鼠，在猫抓下，被放风玩耍，还以为自己为王呢。

赞扬改革，就是强化专制。因为改革主要是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结果，虽然是被动的，迟一步的，反应缓慢的。专制是最短的短板。内在的解放运动与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夹击之下，短板开始调整，后来抢功劳。

从整个政治因果的首要性来说，确实是专制短板调整，不短板调整确实没戏。可是本来的欠人钱的，好不容易还钱，就被感恩戴德。欠钱的是老大，债权人是孙子。被迫如此，不能上升为好与善。

整个历史百年近代史是前进的，而1949年是一次后退，然后改革在后退中开始恢复，那么放在近代史中，还是属于后退阶段的，属浪费时间。而绝不能是洋务运动那样，值得赞美。

改革的极权主义特征

改革是天下棋局中将死的一条大龙，棋子下的太重了，只有权贵得益这一口气。现在需要的是弃子，舍弃大龙，腾挪到后改革和维权运动。改革棋局如果有两个口气，或许还能维持十来年∶除了权贵得益，然后再加上百姓分享。

百姓为共同体的牺牲，不能被少数人攫取，这是其一。其二，这种牺牲总是有限度的。我们即使假定厉以宁茅于轼等老一代对基于市场的现代化进程（他们在文革之后存在真诚的世俗政治的信仰，这是由于激情和必然性造成的，是政治灾难命运造成的极端情绪），确实是科学的，合理性的，牺牲弱者也是必然性的，但是强化牺牲弱者，必然引起整个改革方案合理性的瓦解和怀疑，甚至反抗。即使要推进改革，一些人类文明的底线是要遵守的，例如保障生存底线。

政治是现世性的，当下性的，关乎首要的和急迫的。就像大龄光棍娶老婆，茅于轼等总搬出中产阶级主导社会的学说来，来应付，那就相当于说，大龄光棍你别急，等我儿女生了孙女，长大后你来自由竞争。当下首要的和急迫的，推到遥远的未来。遥远的未来也没关系，还推到虚无缥缈的地步，鬼知道自由竞争是什么结果。

把百姓当作待富者，空头支票的猴年马月兑现的受益人，这样长远的打算，如同波普尔在批判极权主义时说的，完全为虚无缥缈的未来牺牲现在和当下。改革意识意识具有极权主义的内在特征，具有乌托邦工程的特征。

当我这话说的时候，改革具体推动者会嘲笑我理想主义。可是我必须指出，不牺牲弱者就无法推动改革，这样的改革还是别改的好。不可能没有报应的，而且是现世报。

这里改革方案绝对可以要求人们无条件牺牲的高度。毕竟是利益的，世俗的。在改革三十年中，我们可以看到，把市场当作弥赛亚救赎的信仰∶有了市场一切就好起来；可以看到牺牲弱者并且给与来世救赎的安慰∶百姓是待富者，空头支票将在猴年马月兑现；可以看到改革时代具有历史终结或世界末日的感觉。

没人敢想象超越改革，或者告别改革，没有了改革，中国咋办，就像毛泽东去世，中国咋办一样。改革意识形态，是一种启示录的世俗政治神学。

改革是充满自信的梦游。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做的是不是对的，但是自欺欺人，欺人自欺。"我要如此"成了"就是如此"，强烈渴望造就了海市蜃楼。从文革中熬出来，空肚子的人，一点毒酒就醉了。改革是一场酒后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