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总理9月份出访纽约时，多次向媒体表示大陆的改革应当是全面的，既重视经济方面，也不忽略政治革新。他着重指出，政治革新的核心是民主的发展，民主应朝着下述3方面取得进步：一是完善民主选举制度，确保国家权力真正属于人民。二是改善法律系统，以法治国，建立独立而公正的司法制度，三是政府应接受人民监督、媒体监督和其他政党监督。这些见解一经披露，给读者以耳目一新之感，引起了议论和猜测。
对温总理来说，这些认识有一个逐步明晰和公开的过程。2003年他初任总理，向中外记者宣布的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样两个重大问题来进行。”他强调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要求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是“社会主义”的法制。2004年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闭幕后，他向记者表示，“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己，才能进步。”“社会主义”观念开始有了松动。2006年两会后，他对记者引用了两句名言，一句是肖伯纳的“自由意味着责任”，一句是美国老报人斯特朗斯基的“要讲民主的话，不要关在屋子里只读亚里士多德，要多坐公共汽车和地铁”，说明他原有的自由、民主观已在重新酝酿。2007年两会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他首次大胆和公开地强调：“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对他来说，这是全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走中国式民主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对。由此才有今年9月在纽约阐述的推进民主建设的3点设想。按照这个设想去做，当然就会使政治改革朝着政治现代化的主流方向前进。
温先生的自由、民主观所以能够上升到如此高度，与他的亲民倾向有密切关系。他说，全国2500多个县（区）， 2003年已经去过1800多个。他到江苏宿迁私访，一农妇诉说家中婆婆瘫痪、丈夫有病、两个孩子幼小，靠她种3亩地为生。去年收入2650元，交税 1460元，还要交城市建设税和政府招待税，不交就赶出家门、孩子不让上学。说着痛哭，温也被感动得哭了。群众的疾苦震颤了他的良知，使他所受的传统文化中的亲民教诲在心中发酵，他牢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牢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思想境界引导他在知识的海洋中，顺着真正体现民意的潮流，到达自由、民主的彼岸。马列并没有对他起导航作用，倒是世纪初一位罗马王国的皇帝哲学家留下的《沉思录》成了他挖掘思想资源的财富。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给他以必须追求公平和正义的教导，他于今年两会后向记者宣布：“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
确认自由、民主的普适性，如果出自学者的探讨，不会引起惊奇。问题是出自国务院总理之口，而且是在中外记者面前公开宣布，这样的官方色彩引起人们特殊的关注是很自然的。这是温总理的真实意图吗？是不是他在忽悠国内外公众？他在国内讲认为是在糊弄和收揽民心，他在国外讲认为是在进行国际公关，总之，认为温氏所讲并非中共高层真实的意识形态表述。这个怀疑和推断不能说没有根据。
温家宝现象的产生应该从中共的集权制运作中寻找根源。集权的性质决定了中共必然排斥自由和民主的理念，但是，在国际民主潮流冲击下，它又不得不在自己的组织架构上摆出民主的造型样式，在一些运作环节上实行一定程度的民主操作，即所谓“发扬民主作风”。欲以如此微不足道的形式上的让步取得国际民主潮流的认同是不可能的，于是就展开大规模的语境造假活动，承诺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毛泽东），承诺“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邓小平），装作大幅度摆向自由、民主的倾向。当权者还因此不能不采用诸如“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民主选举”、“人民监督”、“民族平等”、“人权保障”、“依法治国”、“司法独立”等等属于体现自由、民主的实质而非集权运作所需的理念因素，装作对民主潮流的依附，其本意原在于遮蔽和惑乱公众对中共集权制的认识，客观上却为自由、民主观念的流行打造了一方平台。温总理提出推进民主的设想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诞生的。他的“确保国家权力真正属于人民”、“建立独立而公正的司法制度”、“政府接受人民、媒体和政党监督”，没有一条与中共的宣传口径是相违背的。这就使温家宝言论得以畅行无阻。集权制本是收拢权力于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结构，结果却走向反面，造出分散权力于亿万群众的自由、民主制的主张，实际生活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捉弄了这个集权组织。
更为奇特的是，温家宝以中共第三号领袖身份公开宣扬自由、民主乃至平等、博爱都是人类共有的价值，这种普适论在中共老一代人眼中会被判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温氏会因此遭到惩罚，此次却无惊无险。时代终究不同了，中共的旧法理已经衰落，马列革命论日薄西山，当权者必须寻找新的法衣把自己装扮起来。“三个代表”的法衣披在身上，“科学发展观”的法衣再披身上。这时，冒出温家宝的共有价值观，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一争高下。现在是：胡、江、温各吹各个号，各唱各的调。中共借以支撑自己运行的理论形态四分五裂，莫衷一是。
应当看到，温家宝在中共最高权力核心是相当孤立的。陈良宇选择以温家宝为突破点，欲倒温而惑乱高层，是最突出的证据。陈良宇虽被搬倒却迟至今日悬在那里不能处理。9月28日人民日报突然刊出《黄菊同志在国务院工作的日子：恪尽职守，鞠躬尽瘁》，歌颂这位“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是又一个针对温家宝而放出的明显信号。党内的某种势力图谋倒温，目的在于倒胡，以为胡失去右臂，也就可以乱中夺权。其实，所谓“胡温体制”，是不准确的。胡锦涛自身难保，全靠同各方面周旋、敷衍、左右平衡、上下协调，得以维持，不可能专注于温氏，何况，温以自己的自由、民主观扰乱胡的科学发展观，肯定不会得到胡的赞许。
不仅如此，温家宝作为这个集权制度的操纵者，具有奋不顾身的特点。多年来深入骨髓的党意识的支配，使他不用扬鞭自奋蹄。这方面的努力，他是自觉的。在总理职位上，他支持反分裂国家法，鼓吹它不是战争法而是和平统一法；他称赞修宪时把“三个代表”与马列主义、毛思想、邓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具有重大和深远意义”；他把“3.14”拉萨打砸抢烧事件栽脏为“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起来的”；他把北京举办的奥运美化为“非政治化”；他把政府司法机构逮捕胡佳并以莫须有的“颠覆国家罪”判以刑罚称作“依法加以处理”；他诡称在大陆“任何公民都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面对疯狂的夺地行为，他束手无策；面对腐烂的权力寻租，他空谈这是制度问题。
理财无道，治国无方，财政搜刮，税收无度，权贵贪烂，官阀卖国，温家宝沉入这样的权力窝中，只会空喊“忧患意识”，再加卖弄几句“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仅此而已。除了为这个陈腐到顶的党殉葬以外，温家宝的前途何在？
在温氏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新与旧、好与坏的杂糅。新的和好的一面是指他倾向于人类的美好理想：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旧的和坏的一面是指他投身于压榨、迫害公众以就一党之私。他对美好理想的赞扬是他的切身体会，宣之于口并非为了糊弄公众，但只限于口头上赞扬，并不准备也没有能力为之奋斗、促其实现，所以，只能称之为“民主”的高调。后一面是他所从事的事业，他希望将这一事业更新、拔高，以成就一世功名。这两个方面源于他自身的人性与党性的不同。前一面是他的良知未泯，固有的人性的表现。这是非常可贵的，中共领袖中还残存这种人性者几稀矣！后一面则是他的党性的表现，是党的意识多年浸透心灵的结果（温进入中南海至今已二十三四年）。中共领袖中还具备这种坚强的党性意识者也不多了，大多只有贪婪性和兽性（有百余性伴者即是兽性表现）。我以为，象温先生这样，非常突出地将人性与党性坦露于外，任人评论，的确是不多见的典型标本。望有志者深入挖掘，写出这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于后世当有教益焉。
（2008.10.10双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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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7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