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一九四九年算起,中共统治大陆,已经快六十年了。这是一个甲子的光阴,它让第一代人变老,让第二代人成熟,第三代人也开始慢慢长大。对于很多大陆人来说,尽管青天白日的国旗依旧飘扬在海峡对岸,但“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似乎已经成为故纸堆里的印记,就像女真人马鞭下的北方汉人,八旗军铁蹄下的大陆黎庶,每每南眺,依稀又忆起了赵宋与朱明。
历史总是由少数人书写的。大众沉默的背后,是未曾消逝的华夏民族精神。正如宋朝有二十万殉国的崖山军民与不悔丹心的文、陆、张诸公,明朝有绵延不绝的反清义士与退守台湾的郑氏孤忠,大陆各地的反共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不是简单的愚忠。孙中山领导革命先烈,百折不挠,取得了民族与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尔后虽历经军阀的割据与破坏,专制制度或复辟,或改头换面,都无法阻止人类进步的浩浩洪流。蒋中正继承遗志,墨绖北伐,统一全国,致力于经济、民主与文化建设。但中国有两个恶邻,亦即俄国与日本,长期以来,均把中国视为其侵略的对象。俄国输出意识形态,提供金钱,培训干部,在中国内部造成了共产党的势力,后来发展到武装暴动,成为心腹大患;日本假借北攻俄国之名,欺骗国际舆论,占领中国东北,步步紧逼,最终全面入侵。中华民国全体军民,奋起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而中共背靠苏俄,趁机扩大实力。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遵循建国方略,推行宪政建设,开展民主选举,开放新闻自由。中共置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于不顾,拒绝放弃武装割据,最后公然叛乱,窃取大陆国土,中华民国政府被迫播迁台湾。
中共控制大陆以后,便撕下了过去喊出的“民主自由”伪装,在几个傀儡党派的装扮下,全面实现一党独裁专制。中华民国国民所拥有的各项民主权利,几乎被剥夺殆尽。中共号称人民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可是所谓的候选人和选民,从来都是互不认识,中共却声称这样产生的“人民代表”最能代表人民的意志;中共的“宪法”说人民有结社的权利,可我们看到的却是,任何社团,只要没有官方背景,都会被扣上“非法组织”的帽子,遭到严厉打击;中共自诩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可是工人连组织自由工会和开展罢工的权利都被彻底剥夺;中共一面把农民叫做“同盟军”和“依靠力量”,一面却长期推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造成农村经济止步不前,大量农民被迫进城务工,从事高强度、低报酬、无保障的劳动,更被冠以“农民工”这样带有侮辱意味的称呼;中共一面批判中古时代神权与皇权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一面从幼儿园开始就对公民实施全面洗脑,更把“党”与“国”的概念互相偷换,企图培养“爱党就是爱国,爱国必须爱党”的思维模式;中共过去抨击国民党的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可是它自己却把人民出书办报的权利全部取消,新闻单位必须完全接受中共的控制,以至于到了互联网时代,更实施了举世无双的网络封锁与网络审查;中共自称要“依法治国”,却在立法、司法领域也照样实行党国体制,权力部门都在一党的屋檐下,互相包庇,以至腐败横行、制度僵化;中共一面赞美“五四”运动,一面残酷镇压“六四”运动……
反观中华民国治理下的台湾地区,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民主与法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很多去过台湾的外国人都说,台湾的言论自由程度堪称世界第一,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批评政府、政党与掌权者,抨击贪腐、渎职行为,以至于台湾的政治人物几乎成了没有隐私的人,一举一动都会暴露在舆论面前;台湾的立法、司法机关完全独立,上至前总统,下至普通公务员,只要存在不良行为,就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台湾的民主选举,经过多年实践与完善,已日臻成熟,日趋理性,那种依靠阴谋诡计骗取选票的伎俩不但会事与愿违,更会遭到人民的唾弃。同样作为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大陆和台湾在民主法制方面的反差,正日益引起大众的关注与思考。
青年总是代表着社会的良心。青年人对社会现象的,固然有不成熟的一面,但却最能体现善恶美丑这样的基本价值观念。大陆地区已经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和正在成长的第三代人中,就有很多热衷于社会问题的、有良知的青年人。他们通过自己对现实社会的,逐渐与教科书上那种完全偏颇的观点决裂。迫于中共的高压政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将思考与质问藏在心底,对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保留了独立思辨的能力;但也有人勇敢地站出来,明确表达自己对于民主、自由、法制的向往。
与传统的“民运”相比,这些勇敢的青年人扬弃了自立门户,然后互相争夺“正统”地位的模式。他们认为,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只有三民主义才能带领中国走上自由、民主、均富的康庄大道。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民主实践,证明了中华文化完全有能力实现民主转型,炎黄子孙也完全有能力享受民主生活。我们不妨将台湾地区的民主进程看作是一次实验,这次实验所得出的经验与成果,正可用来指导大陆未来的政治转型。
中华民国的法统从未中断。从祖国统一与民族利益的角度来讲,在经过民主历练的中华民国法统框架内实现国家统一,不仅有利于两岸制度的融合与新生,更能极大地促进两岸的民主宪政建设。中共内部的各种派系与思潮,在经过重新分化组合之后,完全有可能被和平地吸纳到全新的民主体制中来。我们之所以不拒绝中共人士的参与,是因为即使在这样一个奉行专制与强权的政治组织中,依然存在着中华民族的良知,比如关注民生问题的“新左派”,痛恨腐败的中共基层党员,他们都是有良心的中国人,应当也完全能够与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区分开来。他们将与代表各个社会阶层的新生政治力量一起,共同投入到民主法制建设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去。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具包容力的文化,在中华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也必然是一个具有最广泛代表性的机制。事实上,在大中华民主体制之下,就连“台独”和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在内的各种分离主义势力,其群众基础都完全可以通过地方自治的方式得到化解,从而最有效地维护国家统一与边疆稳定。从此以后,中国内部的事务,无论是利益纠纷,还是民族矛盾,都将以非暴力、公开、平等和制度化的方式,在体制内部得到解决;全体中国人一致对外,巩固和扩张我们民族的生存空间,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我们的文化,改变西方文明独霸天下的不合理局面。
青年是民族的未来,青年人中的先进分子更是引领时代的先锋。也许明天我们将不再记得开拓者的足迹,但当民主之花开遍神州大地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自由的精神与正义的信念,永远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后记
笔者在就学和工作期间,曾针对这个问题,分别在大学和社会上做过调查。大学生是思维最活跃的群体,也是最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点的公民。笔者在大学期间,经常和身边的同学探讨以中华民国光复大陆的模式,来实现中国统一与民主转型的问题。如果按比例来计算,男生每十个人中,有两人会表示坚定的支持,并愿意投身到这一事业中去;四人表示有保留的支持,即三民主义不是未来唯一的选择,但自由、民主、法制的政治制度必须在中国实现;一人对这一目标表示怀疑,但如果政治走向开始明朗,他们将支持民主进程;一人会从成王败寇的角度,对中华民国这个概念进行嘲笑,但无法作出理性的批驳;还有两人会比较坚定地支持中共,认为只有中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才是中国唯一可行的社会制度。从他们的家庭出身和社会背景来看,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并不能完全决定他们的政治态度,官员和富人的孩子中也有坚定反共者;从成长地域来看,发达地区的青年比欠发达地区的青年更希望民主自由;而坚定拥护中共的青年,往往已是或正在申请成为中共党员,并希望毕业后从政。女生对政治一般都不太关心,通常都倾向于采纳关系较亲密的男性的观点。其中,有不少中共女党员也认为中共的制度不好,但她们更希望以国民党返回大陆,国共实现两党制的方式来实现祖国统一。女生通常反对暴力革命,对于国号则持无所谓的态度。
已经离开校园的青年,在大陆一般被称为社会青年。进入社会以后,迫于各种压力,很多人对政治问题通常显得不太敏感,或者说不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笔者发现,与同事或者社会上认识的朋友探讨这个话题时,开始阶段往往很难得知对方的真实想法。因此笔者采取了长期交流与侧面相结合的方法。多数已经工作的青年,对于现实的大陆社会基本上缺乏认同感:他们普遍认为当前社会存在严重的不公正,有权势的人可以轻易地获得各种社会资源,而普通民众辛苦奋斗,所得却大大低于自己的付出;这种现象的后果,就是社会缺乏凝聚力与道义感,人与人之前互相猜疑,中华民族互助、互谅、友爱、和平的传统美德,在当代大陆人身上几乎消失殆尽。而谈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时,一般人都会对执政者表示不满,有一部分人会上升到体制的高度,有少数与笔者特别熟悉的人则表示希望“改朝换代”,甚至呼唤“人民革命”。当笔者明确提出走中华民国道路的时候,基本上不会有人公开反驳。其中,中共党员、底层公务员通常会保持沉默(部分女性党员和公务员会觉得这个话题很新鲜),部分人会对可行性表示怀疑,部分人感到惊讶但仍然愿意与笔者讨论这个问题,还有不少人会含蓄地表示支持。社会青年一旦接受了这一观点,往往会表现出长期、持久的兴趣,有的人还会主动向其他人传播。
从阿富汗2001年反复辟复国成功看中华民国
离我们最近的复国成功的案例莫过于我中华民国的陆上邻国——阿富汗。
1996年,塔利班组织通过武力叛乱把阿富汗民主政府赶出了首都喀布尔,而原阿富汗民主政府在马苏德将军的带领下则退守阿富汗北方仅占全国5%的领土,被国际上称为“北方联盟”。
塔利班在夺得政权之后实行了长达6年之久的血腥暴政,而阿富汗民主政府则在阿北方那仅有的5%的领土之内继续实行民主宪政。举一个例子:塔利班统治区妇女的人权和生命都受到了极大的迫害,而在北方5%的自由领土上,女童是可以上学受教育的。
在国际上,6年间只有三个国家承认塔利班政权(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当时已经是军政府的巴基斯坦),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都继续承认那个仅仅控制了阿富汗5%领土的“北方联盟”即阿富汗民主政府为代表阿富汗的唯一合法政府。在联合国,这个仅仅控制了阿富汗5%领土的“北方联盟”即阿富汗民主政府也是代表阿富汗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个政府在联合国的代表过着非常拮据的生活,四处为阿富汗的复国大业奔走劳顿。
这和1971年之前的中华民国是极为相似的!!
好在老天有眼,911事件让塔利班这个“从犯”成了替罪羊,在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的强大空中武力配合下,阿富汗复国成功,北方联盟即政府军(陆军)横扫了整个阿富汗,绿白相间的阿富汗共和旗帜重新飘扬在喀布尔的上空。而为保住阿富汗民主政府立下汗马功劳的马苏德将军却在反攻之前遭到敌人暗杀身亡。
从阿富汗的例子可以看出“仁政必胜、暴政必亡”的千古真理。中华民国和阿富汗相比,自然是大国,中华民国复兴基地占全国的领土比例也比阿富汗北方复兴基地所占全国比例要小。因此,中华民国的复国之路会更加坎坷和艰难,但前途是绝对光明的!
中华民国也与波兰的反共复国历史非常相似!
再加上辛灏年老师举例的:专制与复僻的反覆较量的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
因此中国大陆走复兴中华民国(反共复国)的道路是绝对正确的!
波兰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悲惨命运-波兰反共复国血泪史
http://www.uocn.org/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必看演讲视频】以欧洲四大共和国的命运来看中华民国前途
http://www.uocn.org/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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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宣
二、如何应对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很多有识人士也常常借用家喻户晓的“大禹治水”的典故,来批评中共封锁舆论,堵塞民意的做法。大禹的父亲鲧花了九年时间治水,没有把洪水制服,因为他只懂得水来土掩,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塌了堤坝,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后来舜把鲧杀了,又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禹改变了他父亲的做法,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大禹成功了。其实舆论、民意也一样,不能一味的采取“堵”的方法,而应该是“疏导”。
反过来对有识之士来讲,对“民族主义”高涨也不能使用“堵”办法,而是要善于疏导“民族主义”情绪,将“民族主义”为己所用。中共之所以能够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是中共占据中国政权这个优势,要削弱中国民众对中共政权的依附情绪,就必须给中共树立一个“竟争者”,从源头把中共的追者切断。而这个“竟争者”非中华民国莫属。中华民国是中共政权的前朝政府,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正统文化,中共的政权就是从中华民国窜夺过来的,但中华民国复兴基地台湾却保留下来了,这也许是上天有意给中共政权留下的“竟争者”。
三、走复兴中华民国之路。
目前的现状是海内外中国民运一盘散沙,就未来国号无法达成共识。有人搞中华XX共和国,有人热衷于中华联邦XX国;今天成立一个XX政府筹备委员会,明天又来一个临时政府,总之是昙花一现。你攻击我是中共特务,我怀疑你被中共收买,争争斗何时休。说句实话,有些人即使不是中共特务,却能起到中共特务起不到的作用,分散海内外中国民运的力量。更何况海外中共特务的数量绝对超过海外民运人士的数量,这一点也不夸张,据从澳大利亚出逃的中共前使馆工作人员揭露,仅在奥大利亚一国,就有大约二千名间谍,澳大利亚的民运人士有这么多吗?有这么多训练有素的特务干扰,海外民运一盘散沙是一种必然。
海内外中国民运的现状,使我想起古代中国“兴周灭商”的故事,如果当时的姜子牙不扶持周武王,而是想搞一个大“姜”朝,昆仑山上的仙人道士各怀心愎事,不去扶持周武王,商纣暴虐无道何时了!在中国古代,那个朝代不是一方诸侯,或者一方将军黄袍加身,才有天下人的拥戴,有谁是靠一个流亡政府得天下的。
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促和平民主统一。
有人说,台湾政府偏安一隅,我们拿他们也没有办法呀?其实,台湾岛内走“台湾化”路线的民進党时代已经结束,一个与大陆有割不断情怀的国民党登上了历史舞台,正处在一个由“独”到“统”的转型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在立委以绝对多数胜出,或许是上天安排中华民国光复大陆时,必须扫清立法程序上一切挡碍的需要。
如果海内外民运能够达成共识复兴中华民国意愿,对海内外中国民运人士来说,一切就可能变得容易了一些。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严密的政治组织不是必需,民运象一盘散沙的说法也没有意义了,中共特务渗透、分化、瓦解之苦也会减轻,对个人来说人身相对安全。我们可以利用现代网络的便利,呼吁台湾上下走上统一大业。谁都可以成为中国民运人士,这叫大道无形,对成立组织的需要较低,甚至不需要;反过来说每个人都是一个组织,人们只需要有一个整体配合的意识,明白国家大事,匹夫有责,注意促统工作的经验交流就可以了。就是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中国,谈民主和平统一,也不一定是个禁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您有什么能耐尽管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