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00多平米的户型可以隔出20个单间，一个单间可以住4个人，他们必须共用一个卫生间，他们即使看不见也能听得见邻居的一举一动，这是大城市里小白领的生活
告别了大学生活，但无法告别集体生活，杨阳解嘲说：“我们只是从学校的集体宿舍，搬进了另一个集体宿舍。”
这个新的集体宿舍位于北京最大的经济适用房小区——天通苑。自从杨阳和她的同学们住进去后，每天早上不需要上闹钟就能醒来：她们的房间正对着公用卫生间，每个工作日的早上7点左右，脚步声、厕所门开关及冲水声、脸盆接水倒水声，牙刷与不同材质的牙杯持续碰撞声??这部古怪的交响乐中的任一乐章，都是她们的天然闹钟，并且促使她们也马上加入到协奏中去。
唯一缺少的是人声。尽管身在同一屋檐下，人们彼此之间却不说话，有时默默点一下头，也许是打个招呼，也许是招呼下一位等待盥洗的过来。杨阳一室全是她学市场营销的同学，平时一个顶一个地能说会道，在这样严肃的公共场合也只能赶快解决刷牙洗脸。
“还好我们离卫生间近”
这四个女孩子是同学兼室友，今年大专毕业，在北京工作或找工作。她们现在的住处不是学校宿舍，也不是老式筒子楼，而是这几年新建的公寓房。不过她们只占了这公寓房的小小一角——可能是原客厅的一部分，现在却俨然呈现为一个独立的小隔间。她们和其他房客一起，分享着这个奇怪的集体宿舍的有限的公共资源。
住进来两个多月，杨阳的活动范围仍然停留在大门房间，以及房间卫生间之间，根据自己的6号门牌，她推测这房子大概隔了10间。但是一次参观时，杨阳相当意外地发现了门牌一直延伸到19号，“房东自己住一间，正好20间”。
一套房子隔成20个单间，每间平均住2人以上。而与之不相适应的是，整套房唯一的卫生间里只有两个水池、两个蹲便器，以及一个上了锁的、收费使用的淋浴房。这显然无法满足每天早晚盥洗高峰时的需要。
“还好我们离卫生间近，”杨阳颇为愉快地介绍，“可以看准时机再出动。有些离得远的只好老老实实端着盆来排队。”
除了这个卫生间，另一处公用设施，就是靠近大门过道、挨着杨阳房间那道隔出来的墙摆着的一张空空荡荡的桌子，杨阳介绍：“这是厨房。”
这个厨房目前只适合自带砧板切菜用，但据说房东曾经为它添置过一只电饭煲，不过现在收到自己的房间里了：“嫌大家都来用她的东西。”
没有煤气，“厨房”只能用电。一个拖线板斜垂在桌上，连着它的插座高踞在板墙上，随便用透明胶带固定着。而在这插座之上，五六根纵横交错的电线掠过晾衣服的铁丝，延伸进各间房间。阳台归主卧使用，其他房客的衣服只能晾在过道里，使整个房子更加灰暗，弥漫着潮气。“有窗房和没窗房房租差一两百块，所以这房子原有的窗一扇也看不到了，全在人家房间里。”杨阳的室友薛丽言下愤愤。
住了两个多月的隔间，薛丽对房子的各方面的要求都变得越来越低，但唯一一点她不肯妥协：窗！要有窗！
她们现在这房子也有窗，她们称为“牢房窗”，一扇对着别人的板壁的小气窗。采光既差，对室内空气流通也没什么作用，唯一的效果，似乎是方便将隔壁的声音传进来。
“唉，要是现在，肯定不找这个房子。”
听得见隔壁的键盘敲击声
房子是薛丽找的。她们的学校是辽宁一所大专院校，三年级的时候放学生出去实习，把她们安排在北京一个健身俱乐部。这工作并不合这几个女孩的意，但为了累积工作经验，以及食宿全包的福利，她们老老实实地干了下去。到实习快结束的时候，女孩子们才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是在凡事都只能靠自己的北京打拼，还是回家依靠家人朋友的一些关系相对轻松地获得工作？最后决定的结果是一起留在北京，不过那时候，她们马上就不能再住原单位的宿舍了。
单位宿舍也在天通苑，薛丽某天下班的时候，看见一个年轻女人在小区里举着“个人出租房屋”的牌子，她走过去咨询，问了价钱，留了电话，直接看了房子。回去和同学商量，决定租下来。
当时她的预想室友只有寝室老大孙佳一个，老二杨阳说她自己找房子，老四家里给她安排了工作，没打算来北京。而这个房东按人收租，每人每月200，另加水电煤包月30，一个月花200多块能住到地铁边的房子，薛丽觉得值得。
可她们搬家当晚，杨阳自说自话提着行李就来了。这间由客厅隔出的七八平米的小屋，靠两侧墙各放了一张1.3米宽的床，中间留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过道，跟床尾到墙的距离差不多。杨阳扫了一眼，立即决定：“把两张床并起来吧！”
就这样，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后来老四也来了北京，四个女孩子亲亲热热地挤在这两张并起来的床上睡。
但算上四个人头，房租就应该采取另外一种计算方法：“八九百块钱都能租个带阳台的主卧，干吗住这不透风热死人的小房间啊！”
平时只要屋里有人而人没睡觉，灯和门都是一定得打开的。虽然这房间在房子的主干道上，敞着门意味着屋里的一切都要接受别人无数次好奇或无意的观看，但如果以此来换取一定的凉意，她们也认了。但一到晚上睡觉，不管多热都得门窗紧闭。一则为安全计，二则防吵。用来隔房间的板材看起来虽然不算薄，但不实心，隔音效果很差。夜深人静时隔壁房间的键盘敲击声、电脑提示音。都清晰可闻，更不用说手机铃声了。
密封空间的后果，一是热，二是空气浑浊。天热起来的时候，薛丽连着几天睡醒时都觉得头晕眼花，不知道是热的还是闷的。在她的强烈要求下，房间里终于添了一台电扇。
电费是包月的，但是不意味着电就可以随意用。房间里只有一个插座，连了个拖线板，主要用于手机充电。她们屋里原来有两件电器：一个热得快，下班回来需要用它烧点热水洗洗脚，然后睡觉。“洗澡可麻烦，找房东交两块钱她给开澡间门，浴液毛巾什么的还得拿进拿出。晚上10点以后还得注意不能发出很大的声音。”杨阳一室全是做销售的，下班时间不由她们定，10点后到家是常事。即便现在是夏天，她们也不是每天洗澡。
另一个是小摊上买的电火锅，不过杨阳有一次用它做饭时电路负载过大，不仅锅子被烧坏，电表也瞬时跳闸。没人去修，大家索性在小区门口买些冷面、煎饼之类果腹，倒摆脱了做饭的麻烦。
“东口那间房，以前把电磁炉拿到厨房来用，房东发现了，说不可以用耗电量这么大的东西。那女的说住进来的时候没说不准用电磁炉，就吵起来了。后来她男朋友出来，好像还动手了。”因为隔音太差，杨阳讲房东的八卦时还得压低声音， “所以呢，我把电火锅弄坏了是很正确的，起码房东没有把柄，哈哈！”
原来厨房空空如也，是因为大负荷的电器必须在各自的室内使用，只要不在房东的眼皮底下就行。
年轻的“包租婆”
尽管杨阳很谨慎地在谈话时关门，但封闭的房间实在太像一个蒸笼，她还是忍不住把门打开了。一个扎着马尾的年轻女孩正在卫生间拖地，杨阳嘴一努：“她就是我们房东。”
女孩长相颇清秀，看起来还有点羞怯，跟杨阳描述的样子似乎有些差别。杨阳解释这女孩其实是房东的表妹。房东在天通苑买了两套房，加以隔断再分间出租，房东自己住另一套，这套就让她妹妹坐镇。姐妹俩是全职“包租婆”，工作内容是收房租，以及相关的管理房客、打扫卫生、领人看房等。这工作每月有2万元的收益，不过基本上都是姐姐的。
令人略感惊讶的是，这里的房客其实享受着跟房东同等的住宿待遇，甚至住得比房东还好。小房东的“值班室”是一间没有明窗的暗室，可能是原来的储藏间，面积甚至还不及杨阳那屋的一半：一张小床和一个床头柜就使这屋子饱和了。杨阳认为这间房因为“租不了好价钱，所以才给她住的”。
和房客们一样，她的房间也因为屋小物多而显得凌乱；也和房客们一样，她的房间没有空调、电视，在那些普通的房屋租赁中，房东通常会提供给房客的基本家电。
她的日常生活，杨阳描述为：“起得很晚，通常要中午才起，然后到她姐姐家吃饭。她姐姐有时候下午跟她一起回来，有时候她自己吃过晚饭再回来。每天打扫一次卫生间。没见过朋友来找她。”
尽管能轻易得来许多钱，这样的生活好像还是太单调了点。
徐姐
相比小房东，徐姐显然是个老江湖。她自称安徽芜湖人，很早就来北京了，以前在百货公司工作。虽然已经三十，但个子瘦小，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左颊上一个酒窝，这使她本来看起来相当精明的脸上徒增几分俏丽。
这位大房东住的是两层复式小洋房，天通苑虽然是经济适用房，但是房型和建筑外观却不算“经济适用”。可能是楼下的房客需要通风换气，大门径自开着，谁都能进去。以租房客的身份在一楼先逛了一圈，没有遭到任何阻拦或盘问——房客与房客间都是陌生人。徐姐家的房子都很好地保持了它们的亲缘关系：格局一样的逼仄，空气也一样的潮腻，一进门就看见同一款桌子再次充当了“厨房”，而留出的过道也一样狭窄，一样需要用手撩起晾着的衣服才能顺利通行。
甚至房客们，也是带着同样的漠然而审慎的神情，匆匆打量一眼别人，然后事不关己地走开。
徐姐的房间在楼上，直通一个大露台，采光与通风都可能是整套房里最好的，但也不过是徐姐出租房的“标配”而已：双人床，床头柜，还有一个电脑桌用来放电扇。另外有一个衣柜，屋里容不下，放在门外的过道上，上了一把锁。
对于年纪轻轻就买了两套房子的“成就”，徐姐的得意不言而喻，不过同时她又谦虚地介绍：“这没什么，我们家亲戚房都买在这儿，我舅舅家就是前面那幢。”但对舅舅家也做出租房生意，她仍然不无小心地补充了一句：“他家的房都住满了。我们这房好，是复式。”
楼下的房子据说已经全部住满，整个房子还剩下两间可供选择，在徐姐房的一左一右，因为都有窗，价钱按间算，大点的550，小点的530。徐姐的丈夫甚至豪气干云地表态“只要你看上，我们的房间也让给你住”，不过价钱得再涨一些。200多平方米的复式房，按照徐姐的说法是隔了“十来间”，不过门牌至少贴到了26号。卫生间倒是楼上楼下各一个，可是楼上只有水池，楼下只有便器，数量上没有增加，使用上反而更不方便。夜里上厕所的话，还得提防没有扶手的楼梯，虽然不高，但肯定是有摔下去的危险。水电煤的收取，可能是因为“电磁炉”经验，每间房都装了独立电表，按实际使用量月结，水费则是包月10元，而徐姐家特色的洗澡费，倒不是统一标价：相比西区的2元/次涨了1元。
对于住宿安全的问题，徐姐认为不成问题，一则“我们天天都在呢”，二则房客们都经过了她的身份登记，并且“除了大学生，就是小白领”，都很可靠。他们撰写的住房协议里有一条：贵重物品不要留在家里，如若丢失，后果自负。待租的房间旁边，有一间无窗隔间，一个男孩忙着玩电脑游戏，光着膀子，衔着一根烟，一地杂乱。见他引起了不必要的关注，徐姐与她丈夫在一旁大声商量：“以后只租女孩不租男孩了，女孩干净、省心。这些男的合同到期了统统不给住了！”
如果真要“干净、省心”，徐姐大可以留出一套房自住，只用一套房出租，这也是大多数房屋出租者会选择的方式。然而对她来说，为了“干净、省心”而使收入减半，是笔太不合算的交易。可钱虽然比房客们赚得多得多，她目前的生活质量，和他们其实相差无几。
小房东来姐姐家吃饭，路过天桥买了一本《鬼吹灯》，一来她就脱了鞋爬到床上看书，看起来比拖地那时候活泼很多。姐妹俩亲昵地聊着天，以她们的家乡话，戴着同款的质实的金项链，看起来很姐妹情深的样子。
中介的转租利润
从北京五号线地铁天通苑站B口出来，过了通道，转个弯走上100米就是天通苑西区。但就在这100米内，能利用的醒目标志都被贴上了小广告，“个人出租”、“单间出租”、“房屋合租”的小纸片顽强地出现在电线杆、树杆、路牌、围墙以及台阶上，甚至报亭的招牌下，都有人用墨水笔歪歪扭扭写着一串手机号，旁边四个“出租房屋”的大字其实是多此一举：如此语境，谁都看得懂他想表达什么。
小区里的广告位则是空关着的阳台，两张A4纸分别印着“出”、“租”二字，在窗玻璃上昭告天下。而如果你盯着底下那排数字掏出手机，某个坐在门前台阶上的男人，很可能迅速站起来迎向你：“租房吗？想租什么样的？”
在天通苑的租房市场上，房型的主流是单间、次卧、主卧三种。某居室这类提法早就过时了：在这里，房子早不作为独立的整体而存在，没有一套房子，只有若干房间。
当然有房屋中介从事整套房的租赁，但随着地铁五号线的开通，以及社区设施的逐渐完善，现在天通苑的独立一居，月租也上2000元，并且数量极少。二室一厅？离地铁近的那几个区，现在开价都飙到了2500～2700元。
按照小广告上的电话打过去，接线的基本上都是中介公司。除了链家地产等规模较大的中介公司要收取一个月房租作为中介费外，很多中介居然不收中介费。
链家地产天通苑店的姚经理解释，链家的出租房都是由房主直接委托，住户与房东签订合同，房租直接交付给房东。 “房东的房子什么样，我们提供给房客的就是什么样。”而一些中小公司往往以员工个人名义租下整套房，由中介公司加以分隔后进行出租。为了争取更优惠的承租价格，同时也可以避免房东接触到分隔后的房子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中介公司往往签上三年的合同并且一次付清。房子越大，可以隔的房间越多，承租的成本就相应越低。中介公司通过分租而获得的收入，很可能是承租价的一倍乃至几倍。
天通苑吸引群租房主的一大重要优势，就是大房多。这个经济适用房面积达35万平方米的小区，一居出奇的少，1 40平米以上的大户型房却是惊人的多，多到天通苑一向对“大户型房占房屋总比”这一类问题讳莫如深。
这比例到底是多少？链家地产姚经理保守估计：40%以上。
2006年11月，新政策出台：天通苑14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产权转成商品房，并参考周边商品房售价出售。徐姐所以能顺利转型成为“包租婆”，也是这一政策所惠。这项政策直接推动的是大户型房的销售，客观上，倒也成为群租房蓬勃发展的必要基础。
对于出租者来说，群租是块很有利可图的蛋糕。但是对于整个社区及其他业主，群租加重了治安与卫生管理方面的负担，占用了过多的社区公共资源，并且可能影响到小区其他居民的生活质量。
几乎所有的群租房里都存在滥接电线和拖线板的现象，因高负荷用电导致电线短路而起火，这是火灾的重要成因之一。加上隔板都是木制的，容易导火，房间区隔混乱，人又密集，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将很难控制形势 。
在天通苑，一种最简单地判断楼内是否有群租的方式，是看楼门是否门户洞开。既然群租客们无法人手一门卡，相应的对策，就是以砖块等硬物抵住楼门不令其自动关闭。但对于其他业主，他们本应该享受的电子门禁却形同虚设。群租房由于空气不流通，往往不得不打开大门通风换气。像杨阳的住处，房间门上只有一把小挂锁，安全系数相当低。此外，即便只是上个厕所，也得把门锁上——内贼的存在，加深了住户间彼此的提防与不信任感。
群租虽然有种种不便甚至潜在风险，但对于应届毕业生及外来工作者来说，却是他们过渡的容身之所。
杨阳和她的室友们一直筹划着搬离这个闷罐头似的小隔间，期待住上有窗、有阳光、通风的房子，当然前提是，她们必须在北京扎下根，拥有稳定的收入。
(文中所采房客，部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