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即善良的愿望，其内涵宽广，概括性强。大体说来，“良心”与主张性善论的“人性”是同类概念，问一个人有无“良心”与问他有无“人性”，意思大抵一致。共产党人否定存在普遍人性，而是把阶级论输入人性观念，使所谓“无产阶级人性”从属于表现共产党自身权益的“党性”。“党性”高于一切是共产党人的信念。所以，胡锦涛有无“良心”，可以看他如何处理“党性”与“人性”的关系就可得出较为准确的判断。
世界上有党性极强而人性极弱的共产党人，他可以将党性观念发挥到极致，残酷灭绝人群而毫无吝惜之感，天生的人性几近泯没，乃至对儿女毫无亲情之感。这是少数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共产党人所为。多数的、一般的党员大体处于党性高于人性、统御人性状态，或者，于公表现党性，于私略讲人性，在共产党势力日渐式微时尤甚，于是出现公私态度迥异的双重性格。
当今中共高层诸实权者表现党性与人性之冲突最明显者当推温家宝。在2006年全国文联与作协大会上，他陈述与吴祖光病重期间的文化交往，陈述自己向诗人李瑛求教，这些事例说明，他超脱某种政治观念的框架和固有社会关系的束缚，以平等的、友好的态度与作家进行文化往来。吴祖光在他眼中不是“改正右派”，不是被除名的“劝退者”，而是着名剧作家。吴祖光肯将新凤霞所画《牡丹》相赠，说明他们之间存在着诚恳和坦率的以文会友的关系。温家宝表示对李瑛的诗作和为人“早已景仰”，对与之相识“引以为豪”，这就是赤诚相见。这些“与人为善”的态度就是人性的表现。可以说，温家宝此时摆脱了党性而复归人性。特别是，在此次大会上，他大胆提倡“真善美”，鼓吹这种超脱共产党阶级论的美学原则。不仅提倡“写真实”，而且把“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作为“善”的标准。这是在美学领域将“人性”提升到高度理性层面的结果，它与共产党的“党性”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是直接对立的。温在这里使自己的“人性”高度升华。当然，这篇讲话也透露出他的“党性”表现，比如介绍戴爱莲表示“中国这么大，人口太多，需要共产党领导”并在病房内举行戴的入党宣誓，再如掩盖毛泽东“双百方针”的实质，宣扬“双百”就是“提倡兼收并蓄，尊重客观规律”。但是，这些均不足以掩盖整个讲话的“人性”光彩。所以，温家宝一席谈，不仅受到长期担任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主编袁鹰的衷心拥护，而且得到常有异见而被压制的剧作家沙叶新的由衷赞叹。这是温的“人性”胜过“党性”的一次闪现。
胡锦涛的党性与人性的表现如何？他的人生是从接受党的指示、教导、理论并被选拔为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开始的。忠诚、听话是他的政治表现特点，由此而稳当地从工作单位的秘书和党总支副书记，历经12年磨炼达到中层，成为省建委副主任和团省委书记。他不具备搞运动时飞扬跋扈的经历，也不具备接触西方文化的条件，完全是在党文化的熏陶下成型。思想的单一和性格的平和使他在政治上容易被党内各方面容纳却不容易与任何方面亲合。因为思想单一，他不易触犯时忌；由于性格平和，缺点不易被发现。这使他越过党内选拔的严格程序而成为团中央书记和第一书记，并由此被看好而派往黔藏锻炼。思想的单一却薄弱注定他缺乏大智大勇战略，性格的平和却懦弱决定他难有大张大合能力。因此，黔藏7年政绩平平。他虽平庸，但思想的单一表明，灌输给他的不二法则，如一党专制，如暴力原则等等，却是他执着不变的政治理念，形成他的牢固“党性”。由此才使他被隔代指定为接班人。主政后，对维权者、上访者残酷的血腥打压，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密封锁和对异议者的肆意绞杀，证明他的“党性”中暴力性实足。他听任党的当权者放肆掠夺社会财富、搜刮民脂民膏，由此助长贫富差距创历史记录，证明他的“党性”中的掠夺性实足。他多次空谈民主改革而不见诸实际，证明他的“党性”中的欺骗性实足。他擅长以抽象的“人性”概念如“以人为本”掩饰他的暴力原则，更显示了他的“党性”中的欺骗性。而且，多年铸就的“党性”在他的平和性格掩饰下，往往不是表现得很突出，很露骨，而是隐晦其形，曲折以现，使其霸道面目不易被识破。看来，胡的人生历程也就是被灌输的“党性”不断摧折他原有“人性”的结果，于是才有了今天的胡锦涛。
胡锦涛能否启发自己的良知、突现自己的良心、唤起自己的人性，哪怕只是一星一点，从而稍许动摇坚如磐石的专制理念呢？第一，胡的思想单一而薄弱，除了一党专制和暴力原则外，没有其他观念可以选择。这与温家宝情况不同。温虽然也坚持一党专制，但他接受的信息量大，有比较和选择的可能，因此，温可以在2006年3月16日答记者问时公开肯定“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温认识到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仍然挣不脱一党专制的桎梏，何况，胡的思想贫乏到将朝鲜和古巴的政治选择作为范式，他心目中还有一点关心人、爱护人的“人性”的影子吗？上哪儿去找他的“良心”？第二，作为中共最高领袖，他的决策不能不受党内各派势力制约，不能不受社会各方面力量影响。毛派要将他拉向左转，改革派要推动他改变体制，民主派要迫使他走向宪政民主。即使他想抛弃这个体制而另寻他路，却无法摆脱这些力量。社会转型必须借重社会运动的不断组合而推向前进，单人独马靠“良心”发现而转变社会行程是史无前例的。
希望胡锦涛靠“良心”发现而出现奇迹是人们追求社会转型时出现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急切于转型，因而期望统治者自动发善心拯救天下，这种想法过于天真。在统治者那里，有了专制则有一切，丧失专制则丧失一切，现在却谋求让统治者讲“良心”，自动放弃专制，改行民主，岂非等于请求他自动挖个坑把自己埋了，世上哪儿有这等事？没有外力的强制，统治者内部的统治决心是不会动摇的，其善心更不可能产生。因为这里涉及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根本权益冲突，只能依据双方实力对比的较量予以解决，不可能靠统治者虚无缥缈的“良心”、“人性”求得调和。
到目前为止，有关民主转型的思想准备显得十分不足，转型路径的设计尚在众说纷纭，甚至关于转型路径的探讨并未引起改革者足够关注，更进一步可以说，社会各界对转型的兴趣不是更高而是渐趋淡薄。关于民主运动的实际操作也十分薄弱，现存的民主力量屈指可数，且处于零散、孤单和互不协调状态。此时，在最艰苦时期，尤其要警惕各种空言迷乱视线，干扰转型。比如，鼓吹“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把共产党打扮为民主女神，从而使民主转型成为无的放矢。其实，自毛泽东掌权以来，中共历史就是一党专制摧残民主的历史，不管挂的是何等“民主”招牌。把这段历史称作“有了共产党就没有民主”才符合事实，因而欲求民主转型必须以推倒一党专制为前提。再如，提出恢复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以代替宪政民主转型的需要，同样是荒谬的。毛的“新民主主义”并非民主主义，它以中共“领导”为纲，即以一党专制为统帅，所谓“新民主主义”即一党专制主义。“联合政府”不过是由中共一党专权的政府，“多党政治”不过是由中共一党执政的政治。所以，“恢复新民主主义”不过是给了胡锦涛一党专制体制一身合法外衣，不过是向宪政民主转型发出一个“停止”信号。
现实告诉我们，丢掉幻想，祛除杂念，踏踏实实寻求宪政民主的必由之径，逐步和切实地组织和壮大民主力量，不求速成，但求稳进，这或许是可行之路。
（2007.10.27）
--------------------------
原载《议报》第32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