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名言，叫做：“有其父必有其子”。然而这句名言却万万不能用在中共当今“圣上”胡锦涛身上。因为他出生在一个传承着茶商家业的家庭，这个“非无产阶级”家庭和今天的总书记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理论上誓不两立。胡锦涛七岁时家乡“解放”。小学里他学会的第一首歌便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首当年比国歌更普及的颂歌，就是少年胡锦涛的政治启蒙。从此他天天被灌输的是共产党英明，正确，光荣，伟大。十一岁到十四岁智力初开的中学阶段，在中国大陆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一场“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其目的是通过“运动”剥夺胡锦涛的祖父继承下来的“资产阶级”的资产，也顺便剥夺了他们的经营权，让他们到国营企业去“脱胎换骨”，当一名混碗饭吃的员工。它的根本意义在于，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禁锢在共产党所控制的某个画地为牢的“单位”里。
谁敢说胡锦涛的父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财产被“共”而毫无怨言，这倒不是违背了毛泽东那资产阶级决不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的论断，更重要的是违背了人之常情。变成一无所有的茶商是怎样反应的？尤其是这种反应对少年胡锦涛有过什么影响？可惜这些史料今天都已经成为十分重大的“国家机密 ”，深藏在某座幽黯的洞穴里。我们唯一能知道的是，胡锦涛出身的家庭和他今天所统治的帝国的主流意识南辕北辙，家庭影响和社会制度的巨大反差，终于使他成为一个具备双重人格的、“根不正，苗却红”的多面怪胎。
由于胡锦涛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底气不足，这种类型的人，想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政治生态型的中国官场上脱颖而出，决不可缺少两个过硬本领，也就是他的拿手招数。其一，他从青年时代作青年团工作时开始，就练就了小心谨慎、将自己的个人感情严严实实地包藏起来的硬功夫；其二，在各种运动考验的紧要关头，抱紧一把手的大腿不放，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无情无义，路线上宁可稍左而万勿偏右。
这里，我愿意提供一个证据，来证明青年时代的胡锦涛“左”得多么“可爱 ”。只要到图书馆去找一份1964年10月6日的《人民日报》。翻开第6版，有一篇题为《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座谈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报导。文中引了清华大学学生胡锦涛的发言。如果有历史学家需要搜集那个年代流行于大陆的标语口号，只需将胡锦涛这段发言复印一份，保证应有尽有。时年二十二岁的胡锦涛在短短三、五百字的这段发言中，十一次提到英明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那句：“我们要把黑暗的剥削制度从地球上铲除干净”的豪言壮语，巴不得立刻将中共党旗插上白宫屋顶。今天环顾一下四十二年后的世界，那“黑暗的剥削制度 ”在中国大陆，官商勾结下横行无忌。更加原始，下流。
在大陆的电视上，经常露面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偶尔也会在某种场合“即席讲话”，令人难堪的还不是他那怪声怪气的音色，而是他拖声拖气的“西皮慢板”。他说一句冠冕堂皇的套话所花的时间，正常人早该说完三句话了。这使人想起孔老夫子那千古名句：“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其实，胡锦涛的“西皮慢板”也只是一种训练有素的“正当防卫”罢了。
我有一位参加共产党比胡锦涛早十二年的密友，一位排字工人自学成才的新闻工作者。某日，他在回忆往事时对我说：“在三年大饥荒年代，我们到食堂吃饭，对着那碗清澈见底的、用几颗米粒煮成的所谓稀饭，甚至不敢流露出一丝不满的眼神……”在他对我说过的成千上万句话中，这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使我终生难忘。
最近，我从网上搜索到新华社所公布的胡锦涛的简历中得知，1959年至1964年，也就是全国人民饿肚皮的“三年困难时期”，胡锦涛正就读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他由入学时的普通共青团员中的积极分子，“进步”为基层团干部，又“进步”为校团委干部，甚至在毕业时加入了中共，毕业后又留校担任专职共青团干部。凭他那不具优势的家庭出身，可以断言的是他要向组织上打难以数计的小报告、也就是要坑害多少个他目光所及的无辜者，才能证明他立场的根本转变……当然，在今天，总书记当年这段斗争经历又已成为国家 “高度机密”了，谁知道它藏在哪座深不可测的洞穴里。
后来我终于弄清楚我那位密友对着清澈见底的稀饭为什么不敢流露出一丝不满的眼神。那就是由于人群中总有那么几个鬼鬼祟祟的胡锦涛似的积极份子在察颜观色。他们的革命警惕性能分辨出哪种眼神是“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当“胡锦涛们”将这个眼神绘声绘色地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以后，“战无不胜的党”就能轻而易举地将这个眼神的流露者扔进地狱。共青团被称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的团组织内不断攀升，除了经常及时地密报外，不会有第二种“斗争经历”。
胡锦涛在清华大学读过一本他认定的“文学名著”，书名叫《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这件事如果他自己不说，今天就没有人会知道。那是他就任国家主席不久，去俄罗斯访问期间，有俄国记者向他提问：“请问主席先生读过些什么俄罗斯文学名著？”他稍做踟蹰以后回答:“我看过一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注:那是流行于史达林时代的一本儿童文学小册子）我真愧于想象，在场的各国记者听了做何感想。一个国家主席人文学科知识浅薄至此，简直就是我们的新国耻。
胡锦涛在共青团内节节攀升的年代，也正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因为讲了几句真话，被毛泽东整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继而又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右倾斗争的岁月。胡锦涛经过这些斗争的考验，成绩突出。其实“成绩 ”是由作恶多端积累起来的。因此他得到毕业后留校担任政治辅导员的“殊荣 ”。明眼人一看便知，政治辅导员是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这辅导二字甚至带有点温馨滋味。不过，在人们心里，它还有个不好听甚至有些恐怖色彩的名字，那就是专门监视学生言行的特务。第二层意义就是他的专业成绩不怎么样。远不及他的政治成绩。
由上述事例人们不难看出，胡锦涛不同于赵紫阳，赵的文化启蒙是在孔孟之道的天经地义中完成的，虽然毛泽东的教义也对他产生过影响，但传统道德对他毕竟有过先入为主的影响；也不同于胡耀邦，耀邦虽然是红小鬼出身，只认识不多几个方块字，但他生性勤奋好学，手不释卷，博闻强记，收海纳百川之效。故他俩在担任总书记后，虽上有老佛爷邓小平的打压，却仍有过不俗的表现。至于不值一提的江泽民，胡锦涛既缺乏江到底有一个烈士叔叔，也没有那股勇气，敢于打破长子不能过继的民俗规则，硬要把自己过继给江上青，弄一块红色尿布包在屁股上，混入子承父业的世袭种群。再说，江毕竟还是解放前的大学生，还会背诵“国父遗嘱”，甚至能背诵几句英文的美国“独立宣言”，肚子里面多少还有两茶壶，装个样子、出个风头的本钱到底还有一点。胡锦涛就是胡锦涛，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堪一击，所以，必须随时随地都警惕着非无产阶级意识对自己的侵蚀，竞竞业业，一切按组织安排行事。例如当年团中央安排团员必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他就唯读这一本，决不会去读同学们给他推荐的《战争与和平》。
结果，清华大学并没有把胡锦涛培养成水利工程专家，而将他造就为一头“冷酷无情的政治动物”。
新华社在公布胡锦涛的简历时说：1965年至1968年他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参加科研并兼任政治辅导员……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正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它重要的策源地之一的清华大学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日子。在政治挂帅的当年，除了胆大包天的新华社，没有谁敢安排作为政治辅导员的胡锦涛去搞什么“科研”，走“白专道路”。当全国的技术权威作为臭老九都“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时候，擅长说谎的新华社却硬要让八方串连、为揪斗牛鬼蛇神而冲锋陷阵的政治辅导员躲在实验室里搞什么“科研”，岂不是在一贯重视政治的今日总书记的脸上抹黑吗？这哪里是涂金呢？
文化大革命，后来的党中央给它定名为十年浩劫，确实是一段令很多很多中国人尴尬的历史，它恰好也是中共党内的政治投机份子成为暴发户的年代，大暴发户如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一夜“暴富”为政治局常委，小暴发户如胡锦涛这位红卫兵闯将，便敢于带领清华大学的“战友”，以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勇敢行为，将义和团以来中国外交史上又一次震惊世界的行为，“震惊”了全球，却让胡锦涛掘得了第一桶政治黄金”。
但今日，新华社却硬是为了让专门吃政治饭的胡锦涛、当年搞“打砸抢”的“革命闯将”，今天的总书记，脸上能够光彩一点，便干脆杜撰说，胡纵书记竟然是史无前例时代躲进避风港搞科研的“书呆子”。虽然，在那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中国版图上，绝不曾存在过这样一个港湾。
按中国官场的游戏规则，这类领袖级人物的简历，除了政治局正式拍板，别说新华社，就是中宣部也不敢增删一个标点符号。我更倾向于认定这个避风港就是胡锦涛自己选定的点睛之笔，因为除他本人有谁敢对他的历史加油添醋？它和江泽民那块红色尿布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件事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以及胡锦涛本人在胡编乱纂历史方面具有多么肆无忌惮的光荣传统。
那么，胡锦涛在文化大革命的风口浪尖上究竟干了些什么光明磊落的事，只要回忆当年清华大学学生在全国各地“独领风骚”地煽风点火，那里面怎能缺少一份革命闯将胡锦涛的功劳。毫无疑问，这类“功劳”更是高度国家机密，还是深藏在那个幽黯的洞穴里……
胡锦涛能成为我们这个名为共和国、实质上却类似帝制的国家的后补皇储，也就是中共所谓的“第三梯队”成员，得力于他当年在甘肃工作时的一把手宋平的提携。宋平由甘肃调中央后恰好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掌管着干部任免大权，正在物色“第三梯队”人选，身上挂着清华大学金字招牌又一贯紧抱一把手大腿的胡锦涛，因组织部长一锤定音，便在“第三梯队”序列里就位了。
既然名为梯队，也就不会是一个人，如邓小平也举荐过王兆国。按中共考验“皇储”的常规，将胡锦涛先后下派到贵州和西藏锻炼，也曾将王兆国派往江西。导致“老佛爷”邓小平下决心定胡锦涛为接班人的关键因素，还是上世纪八十年末，胡锦涛在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期间，西藏拉萨发生过一次大规模抗议中共暴政的示威，这次抗议行动最后在胡锦涛的指挥下以血腥镇压而告终。每日必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的垂廉听政者，看见萤幕上的胡锦涛头戴钢盔、在拉萨街头巡逻，一副誓死捍卫红色政权的姿态，焉能不为这位“皇储”的忠心耿耿所打动？如果说“六．四”前夕，江泽民在上海封杀《世界经济导报》的下手狠毒，为北京的“元老院”相中，让他登上当总书记的直升飞机。戴着钢盔镇压西藏“动乱”便是胡锦涛夺得第三代皇冠的“决胜球”。
要想归纳几件胡锦涛上台几年来堪称政绩的实例，可以说一件也找不出：是的，他出席过几次大型国际会议，也出访过几个国家、接待过若干外宾，这些礼仪上的事务充其量背诵些“西皮慢板”，毫无创意可言。总之，不是乏善可陈，便是碍难启齿。
假如一定要找出胡锦涛当政的特色，肯定得首推他在翻新各种陈旧口号方面所下的功夫。如他刚刚上台便提出什么“权为民所用”之类的“新三民主义”，其实只是对毛泽东那“为人民服务”的五字假大空加个自欺欺人的注释而已。另一方面，如果胡锦涛知道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划时代意义，也不至于愚蠢到直至今日，还要学习当年那个苏俄顾问鲍罗廷的下流手段，也要在中山先生死后和他的伟大著作前，制造出又一个所谓新三民主义、即假三民主义来。
或者由于无知，或者由于狂妄，不会有第三种理由。
总书记的十五字主义反应者寥寥，干脆来了四个字的“以人为本”，令中国老百姓大惑不解：总书记就任以前，就统治了大陆四十多年的中国共产党，难道它那“为人民服务”的陈词烂调，指的不是以人为本，难道此前的共产党是一个动物保护组织？
最近，胡锦涛在推广口号方面，又大大向前跨了一步，他提出个什么八荣八耻，罗里罗嗦，累累赘赘，分明是给报考公务员的学子们新添了一道背诵难题。假如惯于坐井观天的胡锦涛知道七十年前，有位被胡锦涛的父亲尊称为蒋委员长的古人，曾经提出过“礼义廉耻”的四字口号，早已高度概括了我中华民族的传统荣辱观，哪里还需要他在这方面去大做文章。
当然不能说热衷于翻新口号的胡锦涛在口号方面毫无推陈出新之举，实际上他也提出过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崭新口号，那便是在神州大地引起一片哗然的著名口号：“向古巴和朝鲜的同志们学习！”此口号刚一呼出，党内党外一片茫然，不知道总书记是号召全党学古巴人抽雪茄烟，还是国家主席要求全国老百姓学朝鲜人饿肚皮？
本文作者是站在民间立场来评价胡锦涛所作所为的。假如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来看待这位一把手的可爱之处，最突出的莫过于胡锦涛身上那“红卫兵原教旨主义”的精神，任世界上人权理念怎样高涨，民主潮流怎样汹涌，怎样驾驭着功能强大的互联网冲击着极权政治的愚民堤防，总书记拨款数亿元打造所谓金盾工程，选用三万多名电子员警建起“防火墙”，阻止资讯的自由流通，让媒体失语、全民失忆，最终让中华民族退化成他们那种类型的“井中之蛙”。
正因为这些作为，我才对他那些“与时俱进”、“与世界同步”的胡说八道，故意忽略不计。
今天的大陆，与胡锦涛相依为命的只是那一小撮脑满肠肥的贪官污吏。这批既得利益者也便是这个千疮百孔的腐败体制的捍卫者。他们总有“树倒猢狲散”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