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后的2月25日“”转载了《明报》的一篇对周秉德（中国前总理已故周恩来的侄女）的专访报道，题为《周恩来顺从毛泽东与保晚节无关》。文章不长，主要是周秉德对世人给予周恩来批评的辩解。笔者认为周恩来已经去世31年；周秉德也该是一位老太婆了,可是至今还是如此糊涂，令人费解！幸好此篇报道篇幅不长遂逐段批之。
“周秉德称，有人认为周恩来于中共建国后做了很多违心的事，但实际上，周恩来对毛泽东并不是盲从的。譬如在50年代末的‘大跃进’时期，周恩来认为‘超英赶美’不切实际，但毛泽东并不接受，还开会公开批评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步’，迫使周恩来最后只能接受毛泽东的主张。”
上述周秉德的言论可以被接受为事实。上个世纪50年代末因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曾打算让华东局书记或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接替“周”的总理职务；但是因当时“周”的威望也如“毛”一样如日中天，再加上身居要职的邓小平等的“力保”，“周”“检讨”过后就过关了。从此周恩来日益认清了毛泽东独断专行的厉害，不再敢于坚持己见而对“毛”唯唯诺诺。
“对于有人认为周恩来在文革中表现软弱，周秉德指出，毛泽东当时的权力很大，人民都沉醉在他个人崇拜中，周恩来根本不可能和毛泽东硬碰。若周恩来和毛泽东对抗，‘只会让国家分裂，陷入更大的混乱。’她认为这是周恩来最不愿见到的。”
周恩来的“软弱”和不敢“硬碰”是顺理成章的，可以被理解；但是不应该是理直气壮的。“硬碰”的结局往好处说会如邓小平的下放和软禁，往坏处想可能如刘少奇的惨遭磨难而客死他乡。毛泽东打倒周恩来易如反掌，是“周”的不断妥协直至彻底屈从才保全了自己。至于周秉德认为“周”、“毛”对抗“会让国家分裂……”这样说未免一叶障目而夸大其词。在文革初期闹得最凶的几年里；虽然时局很乱，但是不至于失控；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的胡作非为得到掌握军权的林彪的认可。林彪认为军队不能乱，地方再乱也可收拾。
“周恩来处理毛泽东错误的政策时，是以‘等待’的方法，当毛泽东不听他的意见时，他不会勉强劝阻，只在适当的时候才纠正。”“周秉德指出，在大跃进失败后，周恩来就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重建中国经济；而在60年代文革期间，周恩来也努力维持政府运作，把动荡减至最低。”
周秉德的“等待”一说实在让人失望；据笔者所知周恩来是在1976年的1月8日去世的，而毛泽东比“周”又多活了八个月而驾崩，“周”终究没有机会彻底铲除“毛”的罪孽。周恩来值得肯定的是违心地随毛泽东作恶而委曲求全，暗中影响“毛”的行为而在其无力顾及的人和事上施展自身的影响力，倾其力减少“毛”罪恶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和其恶劣影响。
“周秉德表示，周恩来并不在意权力，只是别人不理解他的想法，而实际上，毛泽东对他亦非完全信任。对于早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撰书指称，周恩来顺从毛泽东是为保持晚节，周秉德认为这个说法是错的。‘周恩来在1972年便查出患上癌症，他若想保持晚节，大可退出政坛，安心养病，但因为对国家仍放心不下，他才撑病体工作，与保晚节无关。’”
笔者认为称“周恩来顺从毛泽东是为保持晚节”当然说不通；“周”在晚年已彻底明了“毛”的暴君本质而不抱任何幻想 ，只求自保以及维持一个烂摊子不垮。对于周恩来而言“安心养病”是不现实的；没有作为毛泽东重臣的身份，“周”就没有用了而被扫地出门。周恩来的智慧超群拔类，只向毛泽东俯首称臣。
那么应该如何评价周恩来？现今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随着毛泽东被彻底否定，周恩来在某些中国人心目中的丰碑也轰然倒塌了；二、如上文所言，“周”在屈从“毛”罪恶的同时而力所能及地减轻了它的危害，为此赢得了人们的理解和赞誉。三十年后的今天毛泽东渐被彻底否定，批评周恩来的说法也时有所闻；但是周恩来的崇高形象却根深蒂固于许多老年人的心中，历久不衰而很难产生颠覆性的结论。周秉德为周恩来的辩护还是很有市场的。
笔者认为只从周恩来晚年的环境、作为对其下结论难免片面而不切实际；让我们共同回顾“周”早年的革命活动、中共初创的目的以及“周”对毛泽东的妥协和支持，从头至尾分析“周”的一生就可能给他一个恰如其分的说法。
周恩来是中共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领导核心成员，长年担任国务院总理要职，地位几乎仅次于毛泽东一人；因此说“周”对中共的发展壮大、国家的建立和政府的职能负有重大领导责任而且功不可没。而中共建党的目的是以暴力革命推翻原有制度建立一个以工农为基础并为之谋福祉的国家（这是它当初的理想，能否成为事实还是一个未知数）……显然诞生于封建统治解体之后既崇尚暴力又无民主思想的中共为夺取政权而不择手段；险恶的生存环境和强大的敌对势力令中共以取得战争的胜利为唯一的目的，正是因为毛泽东个人在此方面的强势使得其独揽大权得以通行。如果中共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制度的政党，毛泽东的独断专行不可能得势；那么中共也就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而篡夺中国的统治权。正如邓小平所言：“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1980年8月21、23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因此说中共的革命成功离不开毛泽东，而“毛”是以独裁手段领导中共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毛”的专治在“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得到空前的加强，刘少奇、周恩来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正是以此为基础中共取得革命最终的胜利。建国后毛泽东的私欲极度膨胀，独裁者的嘴脸日益显露无遗；此时“毛”的高层追随者已无力以民主的方式叫停其胡作非为、更不可能罢黜其领导权，所有敢于违背“毛”的意志者均遭残酷整治，直至登峰造极的十年文革。
十年文革是毛泽东生命最后十年的极端疯狂，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的灾难，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而当年极力吹捧“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在文革爆发后的1969年10月被转移至河南开封关押，至此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于11月12日被折磨、虐待致死。笔者相信刘少奇在最后凄惨的岁月里应该能够想明白当初的“毛泽东思想”还需要增加、删除些什么内容，“刘”岂能不追悔莫及！相对于刘少奇的命运邓小平就好多了，据称“邓”出卖了“刘”而得到毛泽东的宽大处理——下放休养；“邓”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正源于这一时期的深谋远虑。把周秉德总结周恩来的“等待”说法放在邓小平身上正合适，因为“邓”终于熬到毛泽东死亡的那一天了。邓小平的“经改”使中国人从毛泽东的苦难深渊中脱身而出；但是“邓”不是彻底的觉悟者，他搞不懂随“经改”而来的政治民主化的大趋势……周恩来的处境介于刘少奇和邓小平之间，表面上看“周”没遭什么大罪；但是笔者自信理解“周”十年文革中承受了多少内心极度压抑的痛苦，忍辱负重，欲罢不能！周恩来有充裕的时间反思自己奋斗一生所面对的现实——在“满清”覆亡之后其又违心地推举出一位无冕之皇，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空前深重的灾难，也使自身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周恩来的痛心疾首难道不是咎由自取和自我赎罪吗？
因此如果读者能够接受上述笔者的观点，那么周恩来就是不值得宽恕的；以暴力革命、封建残余思想为主旨的中共和其领导者都将被历史彻底否定……行文至此笔者想起了年少读书时老师宣扬的少年周恩来的豪言壮语：“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笔者坚信晚年的周恩来绝对没有“中华之崛起”的喜悦心情，但是他已经无能为力了。中共的暴力革命和由此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打断了中华民族探索民主的历程，为此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今事实已经明朗，中国人唯有在中共统治下克服艰难险阻，重走民主之路才是 “中华之崛起”唯一的坦途……
2007-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