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 谈毛泽东的怪想
本刊与民主潮杂志社，于八月廿九日下午六时，在台北市博爱路美而廉餐厅，联合欢迎由港来台的青年党元老左舜生先生。同时应邀的贵宾，还有蒋匀田、陶百川、许孝炎、成舍我、胡秋原、余纪忠、徐复观、吴三连、端木恺、程沧波、齐世英、王世宪、陈惠夫等宾主三十九人。
在进餐以前，本刊社长王岚僧略致欢迎词后，即请左舜生先生发表谈话。
左先生那天的兴致很高，精神也很好，站着说了七十分钟的话，没有停顿过一次，也没有喝过一口水，令人看来，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他是一位七四高龄的老人。左先生说：我这几天说的话很多，要说的差不多都说完了，今天我只说一些杂感。
左舜生先生说：我曾经向国民党朋友，尤其是国民党领导的高阶层说过，共产党是失败定了，他们的失败绝对扭转不过来。我曾经问过一个南京时代的老朋友（也是少年中国学会初期的朋友），他对于未来的趋势和反共复国大目标的看法怎样?他说：要靠天命。我向他说：天助自助，尽人事以改天命。过去苏俄帮助共匪，匪俄双方好得如兄如弟，我们很着急，现在他们却分开了。过去共匪组织很强，自称为「铁的纪律」，现在许多事实都证明他的组织并不强，「铁」的纪律，不过是土法炼出来的铁罢了。
左先生继续说：有的朋友问我，上次选举总统和这次选举总统，你为什么不来，是不是与蒋总统有什么过不去?不是，我从民国廿三年第一次与蒋先生见面，到现在他对我都很了解，昨天我见到他的面，我很高兴看到他身体非常健康，精神饱满，我认为这是天命，在他的继续领导之下，我们的国家将更有办法。
谈到共匪最近在大陆上闹得满天风云的「文化大革命」时，左先生说：有的朋友说，共匪的胡闹，真要毁灭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甚么?我从不妄想。梁漱溟先生在他著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引用世界各家对中国文化的说明，都不相同，可见这个问题之不简单。我认为中国文化不论是看得见的文化或是看不见的文化，都不是共匪所能毁灭得了的。他要毁，有人要保存。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在他身边的一个儒者──李斯，他就没有坑到。「人间犹有未烧书」，以今日印刷术的发达，他如何能完全毁灭得了。今天共匪发狂，将若干有头脑的智识分子都不要了，等于是自己找死。任何国家都必须有智识分子才能成立。因为今天是斗智而不是斗力的时代。
目前大陆正在高唱甚么「毛泽东思想」，据我知道，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思想，只有怪想和乱想。
左先生很风趣地说：毛泽东生在湖南，与我同乡，我不幸又与他同年，我不知道湖南怎么会生出这样的一个怪物?从满清咸同到今天百年以来，湖南出了不少阴阳怪气的怪物，恐怕任何一个省出产的怪物都没有湖南多。如：湘潭的王□运（壬秋）就是一个怪物，曾国藩对他敬而远之，不敢惹他，怕他笔下替他留骂名，所以王□运终其身而不得发达。受到王壬秋影响的人有不少，湖南杨度就是他的大弟子，此外八指头陀、齐木匠（白石）都是受他影响的怪物。
左先生又说：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也是我的老师，他就是个怪物，他认为凡是旧的都是不对的，都要反对。卅四年我到延安，还见到他，干得很起劲，他们不断的派人到重庆搜集书籍去研究。有一次我在重庆被小偷光顾，偷去许多法文的书籍，又被周恩来买了去、周恩来问我为甚么将书卖了（因书上有我签名），我告诉他被附□^，他说那些书已被他们送往延安，无法还我了。左先生举出毛匪的许多小事，证明他早就有了不正常的怪想。他说：民国十一年我在上海看到毛的时候，他是一个又穷又瘦的小瘪三，了无惊人之处。李大钊向我介绍，说他也是少中学会会员，请我引导他，当时我是学会的交通员，当然应该引导他。他收集了许多报纸，看得很详细，他说，新闻要看，广告尤其要看，因为一切社会现象，社会黑暗都可以从广告中看出来。左先生说：我就知道这又是一个怪人。他当时住在法租界安南路，有一次我在小菜场附近碰到他，我问他对上海的复杂社会有何看法?他回答我说，这要看你如何看了，你说复杂就复杂，你说简单就简单。这真是共产党的口吻。
左先生指出，毛匪反苏反美的怪想不是近年才有的，早就有了根源。他说：民国卅四年（七月一日至五日），共产党邀请国民参政会的六位参政员: 黄炎培、冷□（御秋）、傅斯年、张伯钧、褚辅成（慧僧）和我，到延安去与他们的八位代表会谈，一共谈了三次。在会议桌上见到他，已不是十一年在上海时候的瘪三模样了，又白又胖，说话的神气真像是共产党的领袖，俨然宋江的派头。刘少奇对我们话都不敢多谈，陈毅在会外却喜欢大吹牛皮。我向毛说要去看张闻天，结果因有毛派去的人在旁，张闻天任何话都不能谈。我要见陈少禹，毛迟疑了很久才陪我去，陈身体不好，暑天还穿着棉衣，身体因生病打了有一千针以上，屁股都打烂了，见面也是政治上的话一句也不谈。秦邦宪与我们同桌吃过饭，我见他胖了，问他的情形，他回答我说，他现在是「饱食终日」，焉得不胖，言外之意，对政治无所用心。这三位都是共产党中有名的国际派，从毛对他们冷落的态度看来，毛早就对苏俄不存好感了。
左先生说：毛在最后一天，请我与张伯钧到他的住处「枣园」（正改名为延园）去吃早饭，谈了很多话，从午前谈到午后。毛向我们发牢骚说，他的烂枪可以同日本人打，就能同美国打。可见他今日的反美乱想，来源是很远的。
餐后，刚从美国访问归来的蒋匀田报告了一段访美经过。
最后，远自台中来的徐复观应主人之请，起立说了几句话。他说：没有强有力的在野党，民主政治不能上轨道；没有强有力的在野党，执政党也不能发挥效能。为了民主政治能上轨道，为了执政党能发挥效能，我这个道道地地的老百姓认为，在野党是很需要的。希望左舜生、蒋匀田两位先生回来能发生一些刺激的作用，将已经有的、有历史的两个在野政党团结起来。虽然青年党民社党团结起来，不一定就是一个有力的在野党，但至少可以成为建立有力的在野党的第一步。有了在野党才能保持政治上的均衡，大家竞争，政治自然会站起来。我是诚心诚意的拥护蒋总统，所以我希望政党政治健全起来，帮助总统完成他的历史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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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谈毛泽东的怪想》，原刊中华民国五十五年九月一日「现代国家」第二十期；收入析世鉴时，是以《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论集》所收同名内容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
首发析世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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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璜： 民国七年我与毛泽东在北京往还中所得印象 [修订本]
我于民七的十月至十二月，在北京会见毛泽东不下十次，但我对他的印象不及对李守常的明朗。因为毛在那时的友朋聚会中，甚少发言，但偶一发言，则冲劲甚大，且相当的坚持其见。
记得是年十月中某日午后，我从北京东安市场出来，向金鱼胡同转弯时，迎面遇见光祈【HGC：“光祈”，即王光祈。】同一个黑而瘦，身子比光祈低的青年人，光祈为我介绍，这是毛泽东君。在几日之后，我即在愚生家与毛同席，因他已由李守常介绍，加入了「少中」；从此在愚生家的每周聚会，毛必在座。
毛泽东那时似乎有意去法国留学。因为他第二次会见我时，即曾问我，法文好学不好学？我答他，如果有英文根底，学起来就比较容易些。那时我正被李石曾先生拉我去北京留法预备学校教初级法文；我因约毛来旁听一下，便知道难易。毛在谈话第三天，果然来学校旁听过一次，但后就未再来听了。
据我数次与毛接触的印象，其性格可能成为一个革命的实行家，而不可能成为一个理论的思想家。因为光祈随时与新加入的会友单独长谈，我曾问光祈，毛泽东不大发议论，彼以为何如人。他答道：『此人颇重实郏_苑Q慕颜习斋之为学主实行；毛曾告我，颜习斋研究防胡兵事，常周游长城至千里之远；而他本人为证明洞庭湖是否周延八百里，也曾步绕湖边，走过一遭』（这个步绕洞庭的故事，毛后来到上海又曾与左舜生兄谈过，可见这是他自己认为得意之作。）
且我曾亲见毛之举措，有两事，足以证明毛性冲动而重实行。「五四」之前，北京上海学生界已开始提倡「工读互助」这一件事。在民七之冬，我们也在聚谈「少中」会务后，便讨论起来：穷学生要如何的去半工半读法，要半天作工，半天读书，究竟应该选择那类工作去做？而且读书是自修或是还要去进入学校？进入 学校，又要作工，是否来得及赶修许多必修科的课程？诸如此类的研究，大家在愚生家用餐时谈论过两次。在第二次讨论时，毛泽东忽然发言说道：「不要只是说， 让我来试行一下！你们诸位把换洗衣服都交给我来洗，无论大件小件，一个铜子一件；三天后交货拿钱如何？」座中无人回答毛的话，而陈愚生太太在旁笑道：「我 才不交与你去洗哩。你们这些斯文男子，是把衣服洗不干净的啊！」光祈见毛很难为情的样子，接著说道：「你明天来拿我的衣服去洗罢！看你洗得干净么？」后来光祈告我，果然毛泽东曾拿他的衣服去洗过一次。
至于第二事，则因李守常请我们几位会友去米市胡同吃烤鸭；毛泽东吃得过多，回家肚子痛，睡不成，便一时冲动，半夜写篇短文，主张暗杀军阀；投稿于一个留日学生们所办的小刊物；编者也胡涂的便照登出来。这一来，引起大麻烦！北京军警便将编辑人捉去，而追究主持人陈愚生与写稿人毛泽东；陈毛两人逼得立刻逃往天津租界。后由李守常托人向军警当局缓颊，说这是年青人一时冲动乱写出来的，并无蓄意，不足重视。那时北洋政府对于言论本来还比后来放任得多；在「五四」之前，对于青年学生的言行，也不大重视；此事才马虎过去，而毛泽东同著陈愚生又回到了北京。──此事事后还曾引起上海会友来信责难，认为本会会友目前不应轻言政治的行动主张。
据上面我亲见的两事，就足见毛泽东的性格与其为人。那时他已是二十五岁了；因被环境所限，故他读书不多，而中西学识的根底那时都很差；但其头脑之欠冷静，而偏向于实行一面，这是给我印象甚深的。所以他一闻李守常之说，对于俄共的理论及其实际，李都还没弄清楚，而毛便自称「受李领导，而迅速的向马克斯主义转变」。其实，毛既不懂外国文，而那时马克斯的「共产党宣言」都还未译成中文（这本小册子是次年一九一九才由陈望道初译出来，在上海印行的），他又何能了解马克斯主义，而向之转变呢！毛也自承，他在一九一九年冬，方才在上海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同时并向陈独秀请教过。据史诺所述，毛对史诺说： 「在这次会见陈独秀，无疑的是他这一生最重要的时候。」（见史诺的「红星照遍中国」书中一三九─一四○页）但毛在会见陈之前，毛已曾回长沙办周刊，宣传共产主义，其刊物名叫「湘江评论」，于一九一九的七月创刊，只出五期，八月中即被封禁。
我于民七（一九一八）十二月十五日离开北京，去到上海，在上海没有住到几天，便搭法国邮船赴法国留学去了。但我在北京见著李守常与毛泽东，他们并未了解俄国及俄共革命的情形，就这样或想利用或凭冲动的宣传起来，我认为甚为危险。因此我在上海临行前夕，写了一封「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书，寄与北京王光祈。在信中，我曾批评马克斯的阶级斗争的学说以及马克斯所提倡「工人无祖国」的世界革命曾行之无效；并且认为俄共十月革命，甚为残酷，盼「少中」同人善为择别，不宜盲从云云。此信被光祈发表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一期上，我早已忘却。不料中共在大陆出版的「历史研究」一九六五年五月号上，有李义彬作的「国家主义派的形成及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动活动」一文里，清算国家主义派，而首先及于我，把我这封「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的书信提了出来，他说：「早在一九一九年初，马克斯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时，李璜便恶毒的攻击马克斯主义，反对中国人民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他并诬蔑社会主义是一种『假道德』。胡说马克斯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十九世纪欧洲无产阶级的同盟罢工，不知连累了多少平民。」（案李所指的『胡说』系我所说的一八四八的巴黎工人革命与一八七一的人民工社事件，李并未了解到。）李并接著说：「李璜恶毒地诽谤伟大的十月革命，说它是彼此相杀，闹得无有人道了。他希望中国不再蹈一八四八年和今日俄国社会革命的现象。」作者李义彬在这大段话后，「注」明见李璜「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载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一期，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印行。
总之，我反对马克斯主义与俄共革命甚早，完全系根据民七在北京所阅之法文书报，凭理性判断的结果，而不像当时毛泽东并未有研究，而只凭冲动，对马克斯主义一知半解都还说不上，便敢于回长沙办刊物宣传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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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瑜： 湖南第一师范与校长易培基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因校长易培基的创新，学生毛泽东的造反，被称为新潮学校或土匪学校。其实不然。我民国四年秋季考入肄业，其时汤芗铭督湘，对国民党人当天大肆屠杀，又逢日寇迫我国签订廿一条之后，少年离家，心情动荡，报国雪耻之念，油然而生。入学之初，_往北门外甲种农业学校凭吊彭文超烈士纪念亭，彭君亦将及弱冠的中学生，感于廿一条的国耻，奋然抱石投沉湘江，遗书数千言，痛斥倭寇无知野性，破坏东亚和平，唤醒国人誓雪奇耻。其遗书、遗像悬挂纪念亭中，吊者无不心伤。我本生在没落世家，深恶满清腐败，父亲为维新派份子，曾教我以立宪改革的大义，此时我倾向革命党派了。继而袁世凯称帝，云南起义。民五暑假返校，参加省垣讨袁死难将士追悼大会，大门悬挂「袁逆天诛功归上帝，汤屠活走罪在我们」对联。以后张敬尧督湘，更是愚妄。我们在校教员多革命党人，学生多追随之。五四运动事起，我_开始参加政治运动。如谓湖南第一师范严教严管，而又革命气重，较为允当。
（一）学校概况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前身，科举时代为城南书院，地址长沙南门外书院坪，位于妙高峰下，校园广阔，风景亦佳。前清废科举设学校，改为公立中路师范，有别于设在常德的西路师范与衡阳的南路师范。民国成立。顺次改称省立第一、第二、第三师范，并开办省立第一、第二、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民前三男校保有书院制，_中路师范之附属小学，亦全部官费，食宿书籍外，另发零用钱，现在台湾的酆裕坤教授，_出身于该附属小学。长沙城南书院之上，还有岳麓书院（鼎革后改为优级师范学堂，_今之湖南大学），系全省最高书院，历史甚早，宋朝张拭、宋熹皆曾讲学于此。长沙的城南书院属于湘江道，常德的德山书院，衡阳的某书院，皆属于道。各府、各县皆有书院。以后改为府中学堂与县立高等小学。例如左舜生、田汉，皆出身于长沙县立师范，有别于省立师范，民国二年春，国民党政府创立第四师范一所，招收全省学生，校长陈润霖先生，旋被汤芗铭解散，学生三班并入第一师范。毛泽东_由此并入。
第一师范的校舍旧时的书院建筑，民前长沙饥民之乱毁于火。民国二年始修复落成，改为两层西式洋房，与台大文学院同一型感，分办公楼、图书馆、大礼堂（又称雨操场）、大饭厅外，有教务处、课室、学生自修室、寝室、盥漱沐浴室、特别教室、手工美术教室。（当年为全省学校最大最新成的建筑，乃至超过几所高等学校与教会学校。）各种建筑，皆有走廊相连。校内交通雨雪无阻，四周围墙，后面大操场建于妙高峰上，前面铁门之外有新式马路，铁门内球场花园几处，亦具规模。所谓自修室，是现在学生没有见过的，并非利用教室。所有教室，除上课外都空着。自修室每间只坐十二人。自修棹如今之办公，棹有抽屣，置教科书及□习本者。另外书柜成排，每人一个，置参考书者（略备经史子集）。寝室大楼两座。每座楼内又分室百余间，每室只睡六人。每人一床，床之两端有抽屉，置换洗衣□者。其他衣为放储藏室，每日下午课毕开放一次。睡床上有架，很高。挂旧式蚊帐用者。每间寝室，只对面各置油漆高架床三铺，无书棹，亦无上下铺，中间走路，两端一为门，一为窗，无杂物。寝室仅为就寝用，其余时间，总门上锁，由专责清洁整理工人掌握，其权颇大。最近有人对我说，大陆某博物馆，陈列毛酋泽东在第一师范的睡床，上下铺，上铺放有毛之旧日用品及菜篮。我听了只觉好笑，可见大陆匪帮，事无巨细，一概撒谎。
我在第一师范时（毛泽东亦在），校风严肃、纯厚、沉毅，校训为「公诚勤俭」。学生生活朴素。读书气氛甚浓，校规綦紧，起寝均有定时，秩序井然。_用餐非排队而无法鱼贯入大食堂，各自盛饭后，伫立固定席次，必待主餐人（经常是校长）入席，方可坐下举箸，亦无口令，六七百人始终在鸟雀无声中进食，气氛静美，值得怀念。食堂内有「粒粒皆辛苦」的横匾，餐餐在望。还有由自修室到教室走廊挂著「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之类的坚屏，以及教务处前高悬的「公诚勤俭」校训，都是每日起居、操作随时可见的格言，在在使人警□。当时教训合一，教务处设学监数人，由品学兼优而孚众望的教员专任，生活起居与学生同进退，早起、晚寝点名，学生入寝后十分钟熄灯，不敢再有言语，哒_膊□W监必入纪录，操行记分，与学课并重。学生一律住校，若制服，膳宿、制服、书籍、课本全部由学校供给，学生可以潜心赞书，教员督责亦严，责任心亦重。例如省长老翰林刘人熹先生，每周到校兼任新生修身课两小时，每讲「临财毋□得，临难毋苟免」时，详加解释，又带领全班三复背诵，且掬诚叮咛学生，将来遇到此种 情况时，一念曾有高龄的白发老人如此如此，_得之矣。老师中此类故事，常有传颂。学生功课，每日八小时。前四年国文（内容包括甚广，涉猎经史子集），每日 有两小时，每周另加作文两小时。英文每周四小时，分四年教完。其他如中外史地、物理、化学、博物、伦理（修身纯用国学材料伦理及于西洋）、心理、哲学、教 育学，每科每周两小时，各分一年教完。大体说来，那时师范五年训练，对于文科略具基本知识，如欲进修，不无门径。正为民初几位师范毕业生，后来竟成大学者。但以此自大，不勤进修，则误终身。□效半部论语治天下者，更大祸国家，如毛泽东则是。
（二）教师阵容
袁世凯死后，孔昭绶（竞存）复任第一师范校长。孔先生是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前任校长时，汤芗铭督湘，孔被辑拿，原是坐待被擒赴难，因在校教职员苦劝， 学生又拟对辑拿人员暴动，迫得孔氏到讲义室更衣，化装油印工人，得免于难。且有一说，辑拿人员也许有意放过。事后孔氏含泪离校，全校感动，有人放声哭。孔校长生活严肃，理学家气重，学生皆敬畏之。彼处理校务一切认真，尤其聘请教员，必限于品学兼优、诲人不倦者。凡是名家，必延聘之，或礼待之。例最知名的杨怀中先生，萧瑜在「我与毛泽东」书中，言之已详，兹不赘述。相反的，要求来教者，_是名家亦有遭拒绝者。例如知名的经学家叶德辉，曾骂孔为何不请他，孔只云「你自已知道」。有谓汉学与宋学之争，非也。易培智、易白沙两先生则受孔礼遇。乃因叶先生研究女色，过分张扬。其他如功名探花、才华甚高风雅，自赏的汪根甲先生，都在校专任，高等师范反系兼任，要皆响应孔氏办学认真的作风。他们的生活优沃，孔不加要求，自己则生活一向朴素。那些名教员来校授课皆乘私备呢轿，穿若华贵，在教员室里似有比赛风采之态，我们常窥视之。乃至他们的轿夫，亦有比赛神气，我们常溜到大门前轿厅，和他们胡聊，试坐轿子，抬起来轿杠有弹性、有音响，坐其上，心畅耳悦，有飘飘然之感。
国文教员为校中教育的主体，除汉学、宋学、词藻外，有一位专重子书的袁仲谦（吉六） 老师，书法亦极佳。我班初入学的第一年（预科）_受他的习字训练，以永字八法开，始端坐与握笔的姿势，均极严格，尤其不假辞色，巡视坐位之间，稍错则厉色斥之。袁师籍隶湘南道县，为船山学派巨子，随第四师范合并而来毛泽东的恩师，一直教他五年。诸子之学毛最饶兴趣，所以毛在北大随李大钊在马克斯主义学会谈各派社会主义时，扯得上来，很受重视。我班国文老师变换太大。同班同学在台者有凌碧如教授。惟英文教员杨宣诚先生（省政府交涉署长），任教时间最长；数学教员李希易先生（旅美巨商李国钦先生之胞兄）教算术、代数各一年；王正枢先生教几何，三角各一年；易白沙教本国史一年。这四位老师（坐轿衣着也很考究），授课写黑板、工楷、美丽而迅速，似有特别功夫，教态严肃。有关教育那一套的课程，杨怀中先生回北大任教后，教育部介络山东王长平博士来教，王先生一派洋化，以国文较逊，讲习欠佳，但和学生玩在一起，是新的开创（打球之类）。至不坐轿且众走行的老师，则只有徐特立一人。这些先生多系同盟会会员，所学、所事，各有千秋，对学生极负责，不仅教之严而且诲之切，至今怀念，感佩无已。师道的尊严，也是孔校长最重视的。记得抗战前，他应戴季陶先生之邀请，到南京任考试院参事，我往谒时，已在大学教书，他依然谆谆训诲，感叹第一师范校风的不变。我对孔师执礼甚恭，他则携手送我出大门。
老师中还有一个成了谜的人物，他是王邦模（季范），毛泽东的亲表哥。毛之由耙粪村童到长沙读书，最后考入第四师范，一切由王先生的负担、费力、费钞，不是易事。王原为第四师范学监，合并第一师范后，又是在学监时间最长，权威最大者，其认真之处，例如有学生文某，晚上点名后逃出外宿，次晨返来，王学监已睡在他床上，照例开除，王又力保，痛加训斥，留校查看了事。以后我们有些同学在东南大学读书，王先生因公出省，必绕道到南京看看我们。记得十三年夏，鼓楼月夜茶□一席话，他是反共的。北伐后，他在长沙任业怡中学（国民党老窠）校长时，在学生周会斥共匪有云：「布尔『杀』维克，奸诈复残贼，同室干戈起，不亡何可得。」布尔「杀」维克，苏俄内哄一向如此。国共合作共匪固如此，现在中共内部亦复如此。王老师秉性刚直，不屈不挠，大陆毛酋沐猴而冠以前。王由反共而社会贤达，进而掩护共党，确为事实。加之他与毛的关系，王海容又系他的亲孙女，早就被人指他为共产老党员。来台之初，_有与王、毛小同乡又在长沙同事甚久的反共老将告诉我，王非共党，仅系民协代表之一而已。据我想如王往昔是秘密共产党员，资格当然很老，在党的地位上，纵不能比之徐特立，总不该比一师同学何叔衡差得太远，何以默默无闻？共产党事，固谁也难说，王是否共党，一般人始终是个谜，王认识布尔「杀」维克，则我确信。
（三）校长易培基
易培基（寅村）先生，是第一师范教国文时间最长的老师，治汉学的名人之一，与章太炎、叶德辉等素相往还，新学出身于湖北文普通学堂（陆军官校称武普通），并非冬烘。他并未教毛泽东。每教一班，一直五年到底，自由地区他的高足，恐怕只有在香港的彭国栋，与在高雄的传清石（酋为寅师之入室弟子）两人而已。易老师接任校长。是在民国九年秋季，要算第一师范的新纪元。例如他开放学生在校演话剧、组织剧团、亦名「射新」学艺社，自兼社长（我为社员之一）；请中外名人到校作学术讲演，杜威、章太炎、蔡元培、张继同时同来；开放女禁，丁玲（蒋冰恣）等女生转学前来，连他自己的女儿漱平（李宗侗夫人）也在内。中国中等学校有女生，要算浙江第一师范（校长沈定一）、湖南第一师范创始。更偶然的，浙江第一师范出了学生施存统（_施复亮），湖南第一师范出了毛泽东，同是中国共产党创始的青年代表。至于毛泽东攀上易老师，是民国七年北洋与湘军一撤一进，省垣秩序大乱，开始抢_，易老师偕弟白沙先生恐校舍再毁于火，乃同步行到校，适遇我们少数原已参加志愿军的同学未逃难，两位老师同声问我们：「何以未逃？」并含笑说：「你们有志气！跟我来！」白沙老师更是手持上课铃大摇特摇，集合了数十人到教室训话。白沙老师（同盟会会员、南社份子），大谈其辛亥革命时，他在安徽任第一师范校长，率领学生军保卫安庆市的英勇故事，激发了我们的热忱，如法泡制起来。白沙先生名坤，字越村，参加辛亥及讨袁诸役。国父器重之。民十端阳日在广州陈村乘舟蹈南海而死，因其忧愤国事，政府筑衣冠冢于海滨，以纪念之。
我们志愿军，原有来福枪六十支（无子弹）我们乃分班持枪在大门铁槛杆内站岗，不料反而惹起了流氓地痞的注意。某□毛泽东警觉到不妙，我们数人集议，无计可施，毛突然想到后山青竹，经厨房各持菜刀上妙高峰，刀辟竹杆成尖，大声叫「好了」，砍下青竹数十杆，下山排成梭镖队，流氓含笑而过，一夜无事。这是毛酋的杰作，以后起家的资本。次晨，易老师兄弟见了，皆叫绝，对毛已表惊异。继而我们常到易公馆，听到两师议论不凡。民国八年五四运 动后，秋季开学，毛由北京赶回长沙，发展新民学会，适逢督军老粗张敬尧召集学联代表训话，出言无状，触犯众怒，我是代表之一，见毛混在队里。事后毛乘机扩大风潮，发起罢学驱张运动。某日学联会总表决的前夕，我校各班代表会议，预定罢课与否，我任主席，举手表决时，毛亦混在其间，我指出毛非班代表（民国七年已毕业），于是成仇。（后来响应者多结为反毛团体，出版「野火」。声势很大，此为反毛先锋，有黄少谷、赵惠谟两先生皆可证明。）结果次日学联会表决因时近冬季大考，次等学校代表人多赞成罢课，毛乃胜利，是其红卫兵思想的滥觞。不料他此时更巴结上了易寅村老师，罢课后，他竟又活动到与寅师同走衡阳，由寅师与 谭延□先生有交谊，寄居马嘶巷，赖吴佩孚掩护，此时吴因未得湘督，赞成罢张，与湘军有所联络。九年夏张逃，谭先生返湘，寅师接长第一师范，委毛为附小主任，由是在长沙大搞特搞起来。人说培基培养了毛泽东。其实易、毛关系止于此。而以后毛在长沙阴谋黄庞血案，与赵恒□通辑易培基，易南走粤，也就可说是毛对寅师送上的谢礼。
易培基校长到广州之初，为谭延□先生湘军中上宾，继而到杭州策助庐永祥革命。十三年由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先生委托，奉国父大本营委任状，为庚款分配事到北京，并持有汪精卫介绍信，向国民党人士多方接洽，此时方与李石曾先生见面。其为教育总长，是顾孟余举荐，以后同遭通缉。顾南下，易由石曾先生邀同避居东交民巷，结为秦晋之好。寅师出自官宦世家，嗜好古玩，颇有收藏。幼时封翁外出任官，与白沙先生一同随侍，见识广大，通经世之学。决不是非难者所称一介寒儒，由中学教员一跃而为总长。廿二年，故宫古物涉颂，迄今为悬案。寅师匿居上海时，我曾晋谒于法租界，谈次，他仍持老调 「故旧之交，不可隙终，国家体面，不可尚气」，作为结论。我因出国在_，只见一面，不料永诀。但我已深知寅师多是「替人受过」。以后得见李石曾先生手书，勉示侄媳漱平女士的亲笔，有云：「吾人问以政治为万恶之源。此说亦寅兄所赞许，惜未能超脱恶潮之外，而潮中魔鬼，亦赞同吾说者之一，怪哉！」我亦怪哉！李先生可以说未做官，而能说已超脱政治恶潮吗？此一悬案，治民国史者，应将全案仔细研究，然后分析，以公诸国人，不可偏颇一隅，有伤公道，有垢史学。故宫颂案以前，寅师在上海江湾住宅过生日，必招我们在沪上大专教书的几个旧日学生，如陈书农（五四运动我随他同为学联会总代表）、熊子容（毛泽东造访于重庆中大者）等数人，与他家人同餐，谈到宦海辛酸，已有所感，酋叹不如享受书生清福。那时他正是身兼农矿部长、国立劳动大学校长。易先生逝世，吴稚老的挽联：「最毒悍妇心，沉冤纵雪公为死；误交卖友客，闻官相攘谋竟深」，固已点睛，但未化龙。慈禧貂皮大衣，仅系导火线耳，我非学法，亦不治史，无以报师恩，惭愧！惭愧！
六五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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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瑜： 补说长沙罢学运动及其它
一、所谓罢学运动
民国八年湖南长沙学生罢学驱张运动，是曾哄动全国的一件事，也是毛酋泽东实际从事共 产活动首次阴谋的得逞。我在本刊第一六八期拙稿「湖南第一师范与校长易培基」中提及，但被手民诹_噶T学」改为「罢课」，一字之差，已失去全文的平衡，兹补充说胡。普通罢课，不能与毛酋的红卫兵并为一谈。那次长沙的罢学，是为了驱逐北洋无知粗野的督军张敬尧。五四运动事发，毛酋已自北平赶回长沙，发展新民学会的组织。乃乘机扩大风潮，以罢学驱张为号召，阴谋通过学联总会决议，限于三日内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一律由学生制服改著长衫，水陆分途返乡，扩大驱张宣传。声势浩大，全国瞩目，并秘密派代表赴京请愿罢张。同时他又拥易培基老师潜往衡阳，为湘军总司令谭延□先生的食客，寄居马嘶巷（因此得名），毛即标榜为 马嘶巷派系。
二、毛泽东的揭杆而起
当时吴佩孚因应得而未得湘督一职，兵驻衡阳，亦反张敬尧，并掩护湘军，与谭同为科举中人，自然相得。易培基与叶德辉为亲家，叶著「双梅景□集」，由谭延□署签，三人在湘，原为文字深交。毛酋服侍其间，充分利用。吴怀大志，有随营学校的设置，训练学生军为干部。以后在河南竟一度与共党有所勾当，乃使共匪赵世炎（留法勤工俭学生，四川人，才具高在周恩来、邓小平之上）进入吴部，秘密活动，以致被杀，与毛皆有关系。赵能干，有见识，如不被吴杀，亦必为毛杀了。民九谭延□先生率军返湘，易培基老师接长第一师范，委毛酋为小学部主任。毛乃正式活动起来，一师附小为其揭杆处，长沙罢学运动，亦为其取得民国十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会议代表的入伙资本。毛在江西以梭标队起家，陷北平后再搞红卫兵，二者滥觞，皆起自湖南第一师范。梭标队前文已加说明，何谓罢学，前文没有说明，是我的疏漏。
三、周世钊不是毛泽东的老师
四月廿七日中央日报（中央社台北廿六日电）：「共匪『新华社』今晚播报毛匪泽东的老师周世钊死了。今年八十岁的周逆世钊，早年在湖南教书，曾是毛匪泽东的老师，当年毛匪被湖南第一师范开除时，周逆曾为毛匪作保。」周逆决非毛师，错误如在新华社，固不足道，共匪只为一时方便，撒谎是为惯技。如误在我们，则宜更正，因为反共资料，我们应列第一手，不能因此小事有所损失。五年前我在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也见过此一错误，曾向有关力面建议改正。周逆世钊倒是毛酋第一师范的同班同学，他们的同一恩师是我前文所述的袁仲谦先生（湖南保靖县人，前文误为道县），如健在已上百岁。周比毛年小，那个时代不可能做毛的国文老师。周世钊号敦元，确系年龄八十。他和我在东南大学再度同学，他又是国学大师柳诒征（翼谋）先生的高足。在湖南为著名的国文教员。正如当年的袁仲谦老师有盛名。袁老师最爱的学生是周世钊，因为他是规规矩矩的读书人，死在台湾的青年党要人王凝度（况裴），也是其中好学生之一。袁之爱毛，不过视为异才耳，并恶其为人，曾担心其死于非命，知弟莫若师，且看毛如何的死。毛在校时对袁师有所恶作剧，袁师伤心极了。
四、卖友客究竟是谁
吾湘仕宦之家，大多不愿子孙继续为官。易培基老师被弟子毛泽东逼上梁山，到北京后，又被弟子萧瑜介绍与李石曾先生结为亲家，落得如此结局，人多叹惜。如易先生在北京与顾孟余先生同遭通缉，而一同南下，北伐后最少可回湖南出任湖南大学校长（彼早为该校筹备委员），从事教育终其一生，则可遂其踞傲一世之愿。总不会落得李石曾先生留下盖棺之论：「吾人向以政治为万恶之源，此说亦为寅兄所赞许，惜未能超脱恶潮之外。」为此我为寅师含冤。李宗恫与易漱平结婚，张溥老为证婚人，萧瑜为介绍人，我对该婚礼照片曾细思之，石曾先生所云：「而潮中魔鬼亦系赞成吾说者之一」，系指溥老。吴稚老挽易先生的「误交卖友客。闲官相攘 谋竟深」，决不是指张溥老。吴、李、张三老，因我与易师有关系，均曾面谈此事。稚老且说。他的挽联决不会出对两端，同骂夫妇二人，卖友客确系另有人在。石曾先生也只向漱平女士说过：「此中真象知之最详者稚晖先生。」总之老一辈的事，后人不可信口雌黄，所以史之足征，难也哉！溥老与寅师友好，性格相近，故宫诉讼，两公均有难言之隐，则可相信。
五，反对毛泽东的先锋
长沙罢学后，民九春季依然开学。毛泽东勾引的少数新民学会份子，留在衡阳，未能返校参加夏季毕业。秋季易师长校，毛又要挟补偿同逃份子，乃将我们已毕业两班同学百余人取消资格。召回陪伴那极少数人，再在校厮混半年，害得我们毕业两次，失去升学或就业一年。然而毛的阴贼险狠，日益昭著。其一寒风月夜，低我五年的同学刘国钧，即小诗人刘梦苇来找我，要号召同学与新民学会对抗。不料我离校远走南洋，他们大干特干起来，刘成反毛领袖，在校有同学张文亮、龚业光等组织安那其研究会与夏曦、郭亮等的马克斯学会对抗，并与我有所联络，还有人到南洋活劲。十三年暑假我回长沙一次，承他们开会欢迎，与会男女皆儒雅青年。前者以无政府主义公开号召，后者则秘密发展共产黛，闹得火热，影响全国。所谓安那其、安这其、马克斯、牛克斯，第一师范与易培基因此亦名噪一时。十三年秋刘梦苇已在南京清凉山创办建邺中学，原本大有可为，毕竟诗人薄命，因其情人龚某小姐（第一师范女生之一）嫁与吴景超为妻，殉情而死。此人此事，除黄少谷、赵惠谟两兄外，梁实秋先生亦应当知道（据说龚小姐呼梁为六哥）。说来我又不禁回到易白沙老师，他本性情中人，民十两奉中山先生函召，赴粤，竟投海而死者，固然奋于国事，亦有私情。先生婚后夫人蒋葆仁早逝，蓄意殉情已久，曾在天津南开、上海复旦两大学教书，终于情绪不安。白沙先生与苏曼殊友善，刘梦苇是苏的从者，白沙先生亦爱其才，刘步易师之后尘，有此一说第一师范的大不幸，还是毛酋的祸国殃民。
六五年五月十日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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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瑜： 湖南五四运动、驱张运动与毛泽东的发迹 [修订本]
湖南古称蛮荒之域，地处中原、南粤之间，古代固有文化的抵抗力弱，近代西方文明的输入较易，可能蔚为一种勃兴的潜势。清末曾、左、彭、胡，先贤辈出，谭、黄、朱、蔡继之，地烊□埽__踉_舍绕穑_草纱□I。我幼时常听长辈持此论调。来台后，某日政大教授李子欣兄谈及，他在长沙雅礼中学读书时，五四运动之后，曾约农先生作此讲演，更有科学方法的分析。谁料到后来闯出一个毛泽东，大乱天下，中共党内，干部湘人尤多，乡人之失望，莫此为甚。历史的推进，常遇突变乎？毛泽东罪大恶极，罄笔难书，而举世滔滔，且在惶惑之中，尚无定论。兹就彼之发迹长沙，举五四运动、驱张（敬尧）运动两事，略述之。如果北平不速鞭毛尸，是无天理，世人迷惘不醒，则人类已绝理智矣。
（一）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我在县立高等小学，歌唱：「八月十九（阳历十月十日）武汉起义军，星旗九角（十二角是以后加成）临风飘，湖南先响应。……」民国四年秋，我入省立第一师范，又歌唱：「高丽国、琉球岛，有澎湖与台湾都被它鲸吞了！……这国耻，几时消！」那时袁世凯卖国，五月七日日寇提出廿一条，五月九日签字，统称「国耻纪念」。湖南省立甲种农业学生彭文超，诗礼世家子弟，遗书万言，抱石投江（湘江）而死。该校设亭纪念，展览彭君遗照、遗书，湘人悲恸历久。加之民二汤芗铭（铸新）督湘，屠杀革命党人太多，且用酷刑，例如以麻布袋裹革命青年，淋灌开水，逼供致死。我们闻知，无不切齿。民五洪宪失败，汤芗铭先独立，后出走；暑假后，学校开学，省垣各界联合在烈士祠（原曾文正公祠）前门广场，举行讨逆阵亡将士追悼大会。门首有联：「袁逆天诛，功归上帝；汤屠活走，罪在我们。」湘人向好文墨，此次竟以白话出之，盖当时报章广载徐谦先生历久祷告上帝诛袁的新闻。接着黄克强、蔡松坡两先生先后国葬长沙名胜岳麓山上，我们参加与祭送殡，亲见各国使领馆代表齐集长沙，着大礼服，步行石板街道，横贯长沙城，渡湘江，恭葬英灵，仪式之盛，亦可称「佑启后人」乎？然而给青年人的影响至巨。此际北洋军阀南征，国民党军北伐，长沙事变频繁。五四运动事前，正是军阀张敬尧蹂躏湖南之时，虽然屠杀之风稍减，而愚妄可恨，则有胜于汤。毛泽东已于民国七年暑假毕业第一师范，前往北京，五四运动事起，湖南响应甚快，彼乃遄返长沙，参加活动，发展「新民学会」，冀图操纵，扩大事态。那时我在第一师范本科三年级，某日晚餐后，自修时间，_集大礼堂开会，四年级（应届毕业班）同学陈书农主席，报告北京五四运动事发经过。大家讨论热烈，不少高论，我情不自禁，发表意见，忽然扯到意大利建国三杰，喻孙中山先生为中国马志尼，黄克强先生为嘉里波底，宋教仁先生为加富尔，哀黄、宋之死，望继起有人。不料选举出席省垣学生联合会代表，陈当选第一代表，我为第二。
学联会成立，假省教育会办公。各校代表第一次开会，_在省教育会大礼堂举行，决定事项：包括罢课、罢市、游行、讲演、抵制日货、检举汉奸，各学校非代表同学活动更为广阔，例如组织十人团，推行全民抗日救国运动，使得长沙全市顿现悲恸气氛，游行、讲演，观众、听众，多有泪下。柳克述剑霞兄亲身经历，将另有记述第一次学联会集会由发起人之一的徐庆誉主席，当晚各代表返校，分别向同学报告会议经过与工作推行计划。第一师范到会同学，人数大增，教职员亦有在场赞助者。_情激昂，讨论争先恐后，发言有声泪俱下者。例如举行绝食，泣请北洋政府对日宣战，良久，始能冷静下来。有人提议组织班代表会议，每晚检讨工作的进行。学联会且为推动全盘工作，设有文书、总务、交际、调查等组，并网罗各校非代表同 学，常川驻会，分组办公。各代表和同学常在教育会门前广场，对民众作通俗讲演。且不时延请名家到会讲述古今中外青年爱国运动，以及普法战争、日俄战争的史迹，激发全民忠义，且有人断言，中日不免一战，侵略者必败。暑假学联会也有人留守。记得暑假我返县主持救国会务，省垣学联会文书组杨胄戡同学，常有信来，联络指示。我的父亲，极为欣赏，有云：「此人诚勤笃实，可以交友。」学联会常川驻会办公的同学，以长郡、明德两中学为主干，（长郡人多，明德地近。）杨胄戡兄人以后留学日本，改名「宙康」。十四年他在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教书，相见甚欢。但他属国家主义派，我赴俄前，也曾对国事有激辩。以后听说他已属国民党西山派，再后，则不知名了。其他常川驻会办公中人，如任弼时等等（李维汉、李立三、萧劲光也曾出入其间）已被毛泽东吸收为新民会分子，进而共党了。李立三原名隆郅，萧劲光原名道成，任弼时原名培国，任、萧皆出自长郡中学，某处记载不实。起初学联会分子皆系各校极单纯的爱国青年，暑假及以后，就复杂了（后详）。当时学联代表阵容，据我的记忆，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有柳敏，高商有易礼容，雅礼大学预科有陈纯粹，湘雅医学院有张维（后为省政府卫生署长，掩护共党），法政专门学校有徐庆誉（现居美国，前年有八秩诗集寄我），长郡中学有彭光球，明德中学有黄少谷（在台），甲种工业有何孟雄，甲种农业有张农，岳 云中学有黄英，船山中学有袁同畴（在台），长沙县立师范、省立第一中学、妙高峰中学、兑泽中学、楚怡工业、修业农校以及公私立男女职业学校等等是谁，一时想不起来了。女生代表，有一女师的缪蕴辉、谭惕吾，周南女中的周敦祥曾在南洋有放光芒，劳启荣（许德珩妻），魏璧（周炳琳妻），在校有周、劳、魏、荷叶、 莲蓬、藕之称，不知谁是第一代表。福湘的刘湘英，艺芳的唐冰瑜，女子蚕业讲习所的李思安。
暑假期中，各校同学分返各县，扩大抗日救国运动，全省一致，民气沸腾，遍及乡村，乃致酿成驱张（敬尧）运动，这是与他省有所不同者，且待后详。兹仅述当年各代表中原来反共，而以后与我来往较多，但未来台湾者，用以代表此一时代青年们的演变。
（1）陈书农号启民，在第一师范原为毛泽东好友，毕业后，与毛闹了一阵，再不往来，入国立广东高师专心读书。十三、四年我们在广州碰头，他还说：「不搞革命」，经该校选送留法，在巴黎大学专习心理。竟又活动起来，直隶汪精卫的改组派，「九一八」时期与留德的现任立委梅恕曾等人，在上海夥办「革命日报」，从事秘密活动，但反对大世界会议。汪组阁，他们随入南京，又与改组派在国内有汗马功劳的实力派闹翻。陈曾对我说是为了反官僚。抗战期中，_不随汪入南京，也没有受毛的勾引。抗战胜利，同在南京国立政治大学教书，旁观一场风潮，使他又趋消沉。别时他说还乡教书终老，靠太太行医，专心变态心理，其经过，友人中郑彦芬兄知之最详。大陆沦陷前我与陈又在广州街途相遇，他是代表湖南大学接洽经费，苦经亦多。我问他何不到台湾，他说：「何处是归程？不再逃了！」我们又谈到顾孟余先生在香港组织「第三势力」事，他问我：「见顾先生没有？」我说：「没有，你我都是尊重顾先生个人的。不过李宗仁是军人之尤者，而且顾先生现在招收的都是些英雄好汉，两雄相厄，何况众多；英雄太多，天下必乱。」他大笑，又问我告诉顾先生没有？我说：「只向好友吴干兄谈过，无法转告。」相视而别，彼此黯然。此人知识、智慧，均非平凡，但自立崖岸，不愿迁就，宦海浪里，注定失败。
（2）彭光球号石年，以后单名湖，长郡中学的首席代表，反毛、反共。长郡教育严格，人才众多。湖南共党分子，亦多出自长郡、一师两校。彭光球继入国立东南大学上海商科，联络南京校本部湖南五四运动同仁，发起组织「自强学会」，隐名「sticksociety」，取意大利「棒喝团」之义。十四年暑假，他到南京选课，知我拟返广州黄埔军校服务，特约几个五四运动老友吴绍熙（以后留日，同在上海暨南大学教书）等人，同在校园梅庵六朝松下月夜长谈三次。他坚称国民政府、黄埔军校，多属共产党员，对我竟不无敌意，几乎大起冲突。我保证广州反共，又争执很久。最后他说：「老朋友！你到达后，再看明白，来信；如汪、蒋等真是反共，我明年暑假毕业，一定前往追随。」翌年我赴俄时，他偕同徐柏园、刁培然（有子成名）到达广州，我只与彭匆匆一晤，互道珍重。他们旋入「中央学术院」。北伐后再晤于南京，他在中央党部任科长，不久被选派赴美留学，回国自己设法进入金融界，一帆风顺。沦陷前他任中国银行南京分行主管，我们过往较多。他对金融界的黑幕，常诉苦经。沦陷后，据闻他在香 港小住，被自强学会变为共党的亲友邀返大陆。另有何孟雄，岳云中学校长何炳麟之侄，倜傥不_，可有作为。后入北大，不幸误入共党，更不幸的被国际派出卖告密，被捕处死。那时他在上海租界，我们见过一面，谈五四往事，他还看不起毛泽东。其他心照不宣，最后他由衷的问「陈绍禹如何」，我规劝他「当心俄国洋奴」，顿成永别。
（二）驱张运动
湖南五四运动，由于各校学生返乡，大肆活动，如演讲、演话剧、惩治对日贸易的奸商，甚至有捉其游街示众的激烈举动。县政府不敢犯亲日的危险，不能干涉，也无法控制，自然早有报告到省政府。暑假期满，学生返校，省政府不免恐慌。督军张敬尧，乃召集各校代表在省教育会训话。某日下午一时，我们由围墙大门通过广场，路旁武装士兵左右排列，以枪头刺刀交叉，我们陆续垂头经过，齐集礼堂。守卫人员嘱咐静候「大帅」驾到，达一小时之久，始见张大帅着荷花色厚杭纺便军服，由舞台上出将入相之门出现。作尽姿势，开口说话：「国家大事，由政府负责，你们爱国可嘉，但『学生子儿！』总得以读书为主，我代表你们的父母，要你们好好的听话……。」他也曾提到少年失学的悲哀。接着一转「你们不听我的话，我就杀你们头……」。（联合报五四运动专辑所载，非我撰稿，由记者吕汉魂访问，词句有出入，以此为准。）再恶言恶语，胡扯半小时以上，真使我们啼笑皆非。我后排有几位女代表低声哭了，我回头看到一女师谭慕愚（惕吾）在内，毛泽东冒充代表，也坐在邻近，他说： 「哭什么！没出息！当他狗叫，将来我们杀了他。」张大帅语毕，卫兵口令散会，大帅还伸了一个懒腰，似乎鸦片瘾发。我们再由刺刀尖下出来，亲见毛泽东发动新民学会分子，召集代表紧急会议，商讨对策。隔日举行，由高工代表柳敏主席，首先由甲农代表发言（此人一向声宏嗓大，常言举双手赞成，以后留法），激昂慷慨，有「灭张朝食」一语。继之女蚕代表李思安（以后入共党，现在大陆）痛哭流泪，大吵大闹一顿。柳主席请代表平心静气，从长计议。讨论结果，有人提出「罢学」，发动「驱张运动」。驱张通过，罢学再议。柳敏当时我们以大才许之，据柳克述兄说，他们是本家，以后在北平见到他，跟随熊希龄先生筹办香山慈幼院。再后我在上海劳动大学见到他，任工厂副厂长，有漂亮太太，已无大志，是太可惜。
罢学运动，议而难决者久之，有一次选星期天，假明德中学开秘密会议，适逢张敬尧要开放米禁，准许商人出口，政府每担抽税一元，商人大发其财，抬高粮价。又值湖南已有水、旱灾情，民食维艰，各界发启请愿，学联更有题可藉。发动包围省议会，请不通过，而议员畏张，竟然通过解除米禁，风潮因此更扩大。有人提议联合各界派代表上北京，请愿罢除张敬尧，历数张的治湘劣迹，列入记录。会议已到过午，有人报告主席。督军署已派兵前来，请暂散会。会场秩序，已形混乱，乃有艺芳女学代表唐冰瑜起立发言，严峻的说：「我们要驱张到底，闻风惊慌，何能成大事，我主张继续讨论，静待变化，有难同当，准备从容就义。」她一开口，女代表一齐鼓掌，男生赧然，会议竟支持到下午二时。决议派代表北上请愿，抵死驱张，大家得意的散会。据事后所闻，当时是明德代表唐圭璋饿了，谣言惑众，未知确否？唐小姐之名大噪，大家改称唐大姐。此一巾帼英雄，确有本领，后来与工程师朱志豪结婚，在汉口大办工厂。抗战初在长沙，我偕内子因事访王□生兄到朱家，贤伉俪风采清芬，绝无市侩气息。唐大姐仍是贤妻良母典型，与内子一度在「古稻田」一女师同学，均能严守朴素校训到老。沦陷后，她仍在香港大展经纶，病逝未久。另有一女师代表谭慕愚，原名湘凤，后再改惕吾，现在大陆。在湘原来反毛，在北大曾向女同学（台大某女教授）宣传国家主义，如泣如诉，力劝反共。留日时已为青年党要角，北伐后，一度参加该党秘密工作。抗战胜利，当选湖南立法委员。一日她、黄少谷兄与我话旧，柳克述兄参加，戏谓「你们三小无猜」。沦陷前她附共，南京分别，还与我争执一番。再有福湘女中刘湘英（号韵仙），曾入北京燕京大学，旋往南洋教书，改以字行。一去五十年，在星加坡任南洋女中校长甚久，近年已故，反共甚力，被共匪毁容，只有轻伤，在教育界享盛名（有子为李光耀之辅弼），乃夫傅无闷兄是个名记者。谭湘凤、刘湘英，各有千秋。一女师首席代表缪蕴辉，言态大方，毕业_完婚，在家乡当女绅士，另一典型。五四运动，男女学生首次公开交际，旧式婚姻，开始摇动，北伐期间完全瓦解，情形很惨，所付代价巨大。
罢学问题，悬而未决者久之，到最后两次会议，时届仲冬，是夜间_在五家井私立中等工业后园建筑工地举行。前一次辩论激烈，反对意见甚多，一则上学期课业荒废太多，一则毕业班同学升学或就业在_。末次会议的前夕，各校班代表开紧急会，班代表的势力业已加强，更非校代表所能独断独行。第一师范最后一次班代表会议，毛泽东混在旁听同学之间，表决之先，因我系主席，已知新民学会分子受有毛的阴谋，忽然想到清查班代表人数，请非班代表移后座，以便举手表决。毛乃忿然离席，走到主席台侧，对我怒目相向的说：「将来有机会，剥你的皮。」转带得色而去，他是从来不示弱的。表决结果，多数反对罢学。翌晚学联会代表在前址开会，仍由高工代表柳敏主席，虽仍有激辩，然以不重学业的次级学校代表为数甚多，我依照班代表会决议，申述反对罢学理由，遭到嘘声，显然新民学会分子已有力量，通过「罢学」。限 三、五日内全市中等以上学校的同学，一律卸却制服，改装便服，分乘水、陆交通，潜离学校返家，仅有少数人或新民学会分子潜伏长沙。毛泽东等人，乃大肆活动，遣派上北京请愿的代表，绝大多数系新民学会分子或同路人。甚至竟能怂恿易培基老师，带领一部分非北上代表，到衡阳请国民党湘军总司令谭延□先生招待，在马嘶巷安顿下来，马嘶巷之名，因此大噪。罢学后，张敬尧更着慌，_派乃弟四帅敬汤部队，进驻地当城南要冲的第一师范，藉防湘军北伐。翌春退出部分建筑，我们上课困难。而且四帅不时便服（瓜皮帽，_翡翠，红马甲，套花长衫，一付干净小旦打扮）前来巡视，我们也常碰上胡聊，彼大吹杀人，真活宝贝一个。其官兵下乡，奸淫掳掠，全军皆禽兽。后来败退，乡民以锄刀袭击，砍杀不少。驱张运动，要算湖南五四运动的延续。毛匪在第一师的青竹梭镖，是他在井岗山的张本。湖南罢学运动，又是他北京红卫兵的张本，足证其落后。
（三）毛泽东的发迹
毛之为匪，其性使然。有一次他邀了我们志愿军及其好友十余人，在学校后山赏月，有曷各言尔志之概。有人放言，将来竞选国会议员入阁（当年国会议员，可以入阁，亦可退回议会）。他说：「发梦！我们_非军阀或豪商子弟，皆寒素之士，谁有钱竞选。」大家恍然。又有人说：「将来考入大学，争官费留学，返国任大学教授。」他说：「那是庸才」；我们齐说：「杨老师呀！」（当时大家的偶像）他说：「那又当别论」。再有人说：「日之胜俄，普之胜法，皆归功於小学教育，我们_学师范，就干本行罢。」他置之不答。我们问他，他说：「造反！斩白蛇，起义师，成王、败寇。」我们再问他：「我们无势，无钱，从何干起？」他拍胸的说：「梁山泊英雄好汉从土匪干起。」同时他对曾、左、彭、胡的治兵要略，也有勤习。五四运动前他邀陈书农绕岳州再游洞庭湖之西（前此他与萧瑜游沅澧一带），经过我的家乡华容，还问我湘西一带「汉刘」（土匪帮会）情况如何。那时我有一表兄，世家子弟，有失管教，正在上山为王。他曾要我介绍，我说：「那！我不干，太开玩笑！」他骂我无出息。我为了一篇家乡土豪劣绅作恶的报导，他为我介绍何叔衡，在其主办的「湖南通俗日报」发表。五四运动，暑假放学，他在长沙出版「湘江评论」，闹得冲天，怪事干完。驱张运动，北上代表团走到武汉，岳云中学代表黄英（号惠_，后改名惠平），系茶商之子，家在汉口设庄，取款新置西装、 外套，毛谓其与军阀通，假奸细之名，罢其代表资格。翌年夏在长沙相遇，黄对我忿言：「此仇必报」，束装留学德国。在柏林反共，北伐时，回上海参加西山会议及改组派的反共，不久病逝，遗孀张平江四川人，大陆沦陷前当选立法委员，与谭惕吾一夥投共，在南京分别时，我以惠平与毛有隙相告，她只说：「我知道」。「九一八」期间，我在上海教书，有同事黄英之弟黄俊，号宪章，留法学生，亲共。我告诉他，乃兄反共，他言其他，但以思兄心切，视我如兄，争论时，则以仇视我。
毛泽东性乖张而又孤癖，从到延安后，已世人皆知。他的幼时，所作所为，萧瑜的「我与毛泽东」，也有详述。萧瑜原名旭东，号子升，任农矿部次长改名，适逢南京夫子庙茶楼，有歌女萧瑜窜红，子升尴尬。
兹仅就毛和我湖南第一师范六年与在广州的相遇补述之。他的国学根基，要算不错，完全得自国文老师袁仲谦号吉六，靖县人，精通国学，俗称袁大胡子者。而台湾屡称周世钊为毛之师者（毛、周同级同学），正如称王海容为毛侄女（海容为毛之表兄兼恩师王邦模季范的孙女），同样错得离谱。袁老师教课极严，多采周秦诸子之书，文字训练亦严。兹举外间不知者一小则，当年第一师范的足球运动，并不太差，一次与经过洋人训练的雅礼大学队，在教育会坪作锦标赛，输势已定，雅礼队着美国针织彩色球装，耀眼，毛一声喊打洋奴，秩序大乱，未终场而散。接着雅礼校队来信挑战，一师球队复信，满拟可对洋学生一显身手，大做文章，就教于毛。毛说：「太酸！」我亲见他全文勾去，只写：「_承雅约，何敢固辞？谨当扫园以待也。」（我曾袭用）毛又另批：「雅字双贯，雅礼挑战，你们义无反顾，败了自杀！」再举一例他的同班同学刘能师，在全省运动会得长跑第一的银盾，当时我们第一次见那玩意儿，皆珍奇之。学校愿付代价留作纪念展览。毛恶作剧，怂恿刘带回家，送入祠堂祭祖，作武状元奖。刘实心爱此物，乃携之弃学而逃。刘以后改名善韶，入东南大学习体育，就职于南京中央党部。先总统蒋公重视纪念周司仪，党部乃选以后可充模范的刘善韶。在重庆上清花园，一次同_空袭警报，刘兄自叹少读书，埋怨毛害他一生。并笑谈另一件毛的缺德事，袁老师脾气古老，很难侍候，工役怀恨，毛故设计谋，唆使其捏造丑闻，诬害袁师名誉，袁师泪下，还惜毛难得善终。此事全校皆知，只以投鼠忌器未便宣泄，毛亦得免。袁为毛之恩师，毛几次学期平均成绩不及格应开除，皆以袁师力保得免。毛行路惯低头，作苦思状，阴沉可怕，故人疑其有肺病。毛终年囚首丧面，「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常情也」，毛独自拟王荆公。与同学诟谇，惯出：「禀诸四夷，不与同中国」之言，我们亦常骂他：「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当年不过口头禅，谁知今日皆成谶语。六十余年的沧桑，梦去痕留。
五四运动前，毛泽东往北京，关系他一生最大。如果他没有碰上李大钊，最可能到湘西做土匪。他两次绕洞庭湖，_是计划及此，那末最多不过贺龙之流，不会成为共产党发起人之一，很早当上中委，窜入领导阶层，更窜入国民党中央，张大声势。毛到北大图书馆，适逢李大钊、陈独秀等组织马克思研究会，每次集会，毛系以服务资格参加。但讨论时，毛接得上头，因为袁老师教他周秦诸子之说，以此分析西方各派社会主义，颇有见地。加之他为杨老师私塾弟子，潜心研究逻辑学，也谈得上唯物论辩证法，且为李、陈诸先生赏识。又逢五四运动之来，苏俄革命已震惊世界，毛乃思行动，经上海有所秘谋，遄返长沙，利用情势发展新民学会，演变为共产党组织。驱张成功，随易培基老师返长，易师出长第一师范，封他为国民小学部主事（另搞自修大学），任他为所欲为，成为他发迹的基石。故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毛当上元戎，满志踌躇，再返长沙。冬令发动著名的湖南第一纱厂的罢工狂潮，他卖掉黄爱、庞人铨（甲种工业学生，无政府主义者）两个人头，又提携自己的夏曦、郭亮（第一师范的共产党）出头，声势浩大起来。黄、庞追悼会，立委韩中石兄记得挽联：「柏林巷，浏阳门，两处血钟同日响。桃源城，潭州市，千秋冤气几时消。」（按柏林巷指德国共产革命卢森堡，李布克莱西被杀事，黄籍桃源，庞籍湘潭），想必出自毛之手笔。至于毛之性恶，入共产后，祖师列宁，则变本加厉。毛任一师附小主事之初，求师范部英文老师杨宣诚（朴园）向易师（兼任湖南大学筹备委员）说项，让毛父分租湖南大学学田。易未注意，只说：「毛润之已可养家，乃父何必再下田吃苦！」杨师告毛，不料他声泪俱下，历数佃农之苦，掉头而去。杨师来台湾后，尚向湘人常言此事，立委成舍我兄亦闻此言。「九一八」后，毛之同班同学单传世兄，奔母丧到沪，告诉我毛在湘赣作乱时，单原任新闻记者，在国军任政治部工作，被围，藏在农家，毛出示通缉，有意招降，单乃致书于毛有云：「有老母侍奉，异日追随」，又加上「兄欲为伍子胥，难道不让弟为申包胥乎？」毛竟解除通缉，得以逃脱。以此两事，那时毛之天良尚未全灭。毛之自传有云家道小康， 一向仇父，而实际上乃父初系贫农，毛本人孝亲，侍母且为纯孝。所以云者，当时一般知识青年，大都出自小资产阶级，或破落世家，用意招揽而已。
毛知道马克思多少，固不得知，而其祖师列宁，为害中国，则罪莫大焉。五十余年前，我初抵莫斯科，参观列宁墓，见到苏俄特务头子滥杀无辜的遮尔辛斯基配享其侧，乃肯定布尔什维克为一贼党，苏联为一贼国。顿时又想到「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_。」的名言，贼子、贼孙的史达林、毛泽东不足道也。我民国十三年见到毛泽东在上海，他已窜入国民党党部环龙路四十四号办事处，且得胡汉民先生的赞许，满以他恶性可改，料不到他越发冷酷。一同出来，他走上三等电车，我不得已，只好跟着，他笑我西装整齐，故意问我：「见到法国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示没有？」满面仇恨，令人寻味。毛在第一师范时，已夸口将来要给洋人吃鸦片烟。十四年秋在广州，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反共！但我知道共产党人的可恶，比你更多，只要『新军阀』一开口，他们都完了，因为他们只在城市抢官做，农村里全无基础。」我问他：「你自己怎么办？」他拍胸的说：「自有办法」。那时他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务，同时另兼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入冬，他秘密返湘，谅必是筹划农民协会配合北伐。据现任立法院萧秘书长先荫（第一师范同学）说：「在北伐之前，夏曦已是长沙不冠之王，北伐军入长沙，农民协会公开，军政要员往谒，更不容易。」我想这是毛布置的地下苏维埃。那次他潜返家乡，赵恒惕缉拿，他受好友县议员某通知，幸免。广州三月廿案发，国民革命军中任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全部被捕，设班训练。我特别去参观过，那些受训者，皆系漂亮角色，官阶均不小。顿时惊奇老毛的先见之明。十六年冬，我在上海遇见好友刘某教授自江西来，他告诉我：「老毛已入井冈山做土匪，带了些农运讲习所学生。」（北伐到长沙也有开班招生）可见毛在广州「自有办法」的深谋远虑。在广州时，还有湘人周则孟者，乃兄是被另一湘西王蔡钜猷杀了的周则范。则孟自巴黎习美术返国，我们很熟。一日毛邀则孟往谈，依然是为了要了解湘西土匪事项，周全不知道，毛很失望。但谈得很投机，则孟拟为毛画一张油画像，要毛略加修饰，免去蓬头垢面，毛嫌麻烦，未果。毛留周在宣传部任画报工作，则孟笑毛太不知艺术价值，落得不欢而散。则孟回来对我们说：「奇怪！毛泽东想当土匪，不错！他的面貌倒像，眉宇之间，阴沉可怕。」另一次，黄一欧兄带我和周则孟等吊黄花岗烈士墓，归途一欧兄带着泪痕的说：「那是流的兽血」，并说那是毛泽东的话。我问过毛，他发誓否认，但说那是某一俄国人的批评，指为国民党狭义的民族主义落后的金字塔，随_被中共禁止，还是他发动的。十三年暑假，王季范老师到南京，东南大学的湖南一师同学十余人欢迎，在鼓楼月下茶会，有人问：「毛润之是否果真仇父？」王师说：「父亲管教太严，儿子顽皮，其间冲突，常有之事，如此说说而已。」接着他又说：「毛家经济状况，自润之做事以来，已有好转，两个弟弟，已由润之带到长沙读书，润之并非不孝也。」总之，毛性恶，幼时环境使然，入共产党后，变本加厉，十六年武汉分共，很自然的寻梁山去矣。毛泽东何以未到洪湖落草？彼在北京，填词复柳直荀亡妻李淑一，开头：「我失骄杨君失柳」。柳为毛之亲信，柳、李婚姻，李称毛妻杨开慧介绍。柳曾到洪湖，后来战死苏区。收尾： 「忽报人间有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正是毛必遭掘攻、鞭尸的写照。也就是毛心理上的恐惧。因毛之发迹，害死的冤魂，太多！太多！
问题的引伸
毛泽东发迹长沙，一直是想走土匪途径，冀能幸成帝王大业。然而，古代圣主贤君，以德服人，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全不在乎；有些开国之君假行仁义，他一向阴阳怪气，又望之不似人君。其所以能入主北京，俄共、日寇、「美帝」（毛语）之赐。无俄共，他学不到列宁残杀的技术，无日寇，他延安亦不能保，无美帝，他何能轻取东北，直下江南？这不是毛能运用，而是俄共的本质险恶，日寇的天良丧尽，美帝迫我和谈的无知也。毛在井岗山，十八年起，被朱德、刘伯承、彭德怀在军事上给他的轻视、侮辱，廿年所谓中央苏区匪党政治局的成立，周恩来接替他党的领导权，继之以陈绍禹、张闻天等，苏俄走狗国际派的欺负、压迫。逼得毛之乖张孤癖一变而为疯狂，固然毛也能阴贼险狠，收拾那些牛鬼蛇神。毛学江湖术士讲演中国古书也可迷人。遵义会议，忽然毛能取得周恩来的拥戴，「二万五千里长征」 的成功，以及赶走张国焘，如之日寇紧逼南京的种种凶焰，使得毛在延安稳定了霸权。忽喜忽惊的熬煎，增加其疯狂。俄共美帝的阴差阳错，保送毛匪到了北京，沐猴而冠。毛本土包子一个，一向不能登大雅之堂者（例如他在重庆，受奴性张治中隆重招待，手足无措，急得打破茶杯，我们在长沙一起，类似之事更多。）一旦坐进了故都皇殿，当然神经受了强烈的刺激，一开始，古宁头的碰壁，韩战的教训，使他夜郎自大侏儒自惭的「情意结」（史达林一向目毛为「乡下人」，朝俄能返回是侥幸），由疯狂而近癫痫。如毛未疯癫，入主北京后只凭他熟读荀子一书（袁老师教书注重荀子，毛得袁师嫡传，岂独不知「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何以倒行逆施全不知王霸之道？），在尚未开发的中国，早就奠下了全盘现代化的基础。近卅年来文化科学的进展，可与美、俄相埒了。何致有三面红旗、文 化大革命等等愚昧、丑恶、腥臭的措施。毛除反俄有种外，一无是处。可怜的毛润之！当年你狂言「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而今可以好自为之，何苦偏要遗臭万年？疯矣！疯矣！其实沁园春，全是疯话。他且说：「要在这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也就是毁灭中华五千年的文化，这又非疯而何？他能吗？「传记文学」二O七号，拙稿所指毛匪五四运动与中共成立时两张相片，是伪造的，如果是真的，面如其人，多少可凭，毛匪决乎不会成疯，胡作非为，一至如此。
毛泽东_已疯癫，人称瘟君者久之，何以北京匪帮又能支持迄今？此中周恩来是一大关键。周本人在南开并非健者，据当年南开五四健将的马骏（查良鉴兄与他五四同事）在莫斯科告诉我：「周恩来书没读好，只是在事务上替张校长跑腿，倒很玲璃，例如招待考生，安慰落第者，请他明年再来之类。虽在广州已露头角，将来很可能是个新官僚。」我在广州以及重庆的观察，马言不差。在延安周对毛的侍候，十分周到，善揣毛意，一味逢迎。毛在重庆汪山蒋委员长官邸，湖南一师同学萧自诚秘书，与毛闲谈，毛很客气。但是萧见周往谒毛，每必立正报告，必恭必敬，完全一付奴才相。（毛在一师首遭无政府主义者刘梦苇一派的打击的往事，在台只剩萧兄是个目击者。）中共到了北京，周已变为毛的红色太监，并看妖妃江青的眼色，贬少奇，杀林彪，周是帮凶。周只能在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他的「做官哲学」，刘、林上台，周就尴尬了，他们也必除周。因此死忠于毛，是周上策。如周不奴才，入北京后，共军头目固多老粗，一旦富贵。只知酒色，冒充进步，不问政治。而中共党人，总还不乏有识之士，能不问政治吗？周以宠宦而兼首相的地位，大可结合起来，同心协力，制止毛之疯癫，非不可能，何致危害国家，大乱至此。 周之助桀为虐，其罪能免乎？何况后来毛已瘫痪，彼时周如够称「权宦」，挟毛自重，亦大有可为。周不出此，故人称奴才。然而美国季辛吉捧周为「政治家」，只是季当年初出茅庐的浅识之谈。我去夏在美，对某大学某一系的学生谈到此一问题，目周为「红色官僚」。为我翻译的某世兄（系主任），且说听者能接受，并不以为我出谬论。回忆抗战前，我与李寿雍、王礼锡（已故）、周德伟、方壮猷（湖南一师同学）诸兄，在伦敦郊区马克思墓前，闲话中共。大家估计中共，不变则不能图存（搞土匪太离谱）。李认识陈毅，料他学美术的人，自由思想较重；我在广东与聂荣臻对过垒，他总还有几分书生气习；王与张国焘老友，且断言张必反毛。如此类推，中共必变，但绝未料想到他们能入主北京。其后，我见中共已经夺取政权，以为他们必会改邪归正，要以国家为念。而且幻想，中共必已有人商之于周，也想到有人不敢商之于周，怕他出卖。大陆同胞的大_大难，周之罪不亚于毛，亦必难逃于后世也。
中共这卅年的乖错，影响世界极大，毛、周同罪，不仅贻害中国，全世界亦受其震撼，了无宁日。写到这里，报载华匪国锋访英，女首相柴契尔夫人盛情款待，且挟有香港华人巨商作陪。华匪往吊马克思墓，遭到英共的怒斥。马氏魂兮归来，其灵何安？我电话李寿雍兄未通，不知他的感想如何？接着看到「传记文学」二一○梁敬□「八十年代世界之危机与告警」，使我回想到五十余年前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亲闻俄国教授所指，对拉丁美洲拉丁美洲廿共和国（那时只有廿），应当策动其如何如何的反美，以及梁所告警的种种措施。而今苏俄豢养的古巴游击队，策动中、南美的政变与革命，闹得岌岌可危，加上东南亚的变色，伊朗、南韩之乱，一步一步的进逼。但是美国卡特政府只能对中共勾搭之热络，置竞选号召的「人权」于不理。其实华盛顿政府的脆弱，俄共一向了然，限武条约玩耍小孩子而已，只求不战而胜，或一击全胜，以时间扩展空间，而收坐胜。去年秋，我由美返来，特意安排在阿拉斯加住两晚。见到马路街名，英、日文并用，行人日本人甚多。往内地一游，挨斯基摩人已罕见。使我又想到，如帝俄当年没有克里米亚的战败，俄美公司（原称Crown Protected Russian-American Company）可获增资，也许有称俄国哥伦布的G. I. Shelikhov之北美殖民地，得以建立，何致极廉价的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则苏俄贝加尔到阿穆尔的铁路，而今可直达美国堂奥。又使我幻想，一九八三年苏俄贝阿铁路通车后，美国已受有包围，其西陲国防，恐怕非假手于日本不可，而且日本难以保全本土时，也只有托庇于阿拉斯加。美国现在的外交拙劣，不断的倾覆盟友，直接或间接送与共党，日本亦危矣。再回想到，中国大陆沦陷前，美国如不出卖中华民国，或者毛匪不叛国作乱，卅年来的开发，岂止富裕世界？而且早已安定了世界！能不唏嘘？美国政府，被称为善贾的政府，七百廿万元买进阿拉斯加，大发洋财，何以对中华民国政府五亿的贷款，独吝惜而违诺？乃致陪上千万倍价值的人民生命财产。「人权」不谈，生意经又何在？现在的美国政府，实在愧对他们的先贤，难怪他们称「毛泽东为廿世纪的伟人、周恩来为大政治家」了！我以毛之疯、周之奴，论断共匪数十年的胡行，谅非悖谬。
六十八年十一月四日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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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季陆： 比例选举制的争辩与毛泽东对民主政治的认知程度 [修订本]
一、什么叫比例选举制
本文要记述的是民国十三年一月，我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提出「采用比例选举制为政纲之一案」，从提出到被搁置的经过。就个人来说，它是给我深刻教训的一次失败。而究其实质则是民主思想极权思想相撞击而发生的一个巨浪，亦可说是民主、极权思想早期的分野。从这一提案的争辩之中，我们就已看到毛泽东之流当时的一副横蛮、狡黠的面目，这是与他们后来的诸多悖谬的行径有其因果关系的。
在未说到本题之先，我想有先把比例选举制作一简要介绍的必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比例代表制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鼓吹曾经喧腾一时，为当时治政治学的人所向往，认为经由比例投票的选举方法，可以获得一项公平合理的解决，特别是在保障少数，容纳反对意见方面，可以充分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大约是由于手续计算上的繁复，此一制度并未能如预期的普遍被民主国家所采用。我在留美期间是最醉心于此一制度的人，但返国以后由于民主制度的推行在国内要解决的问题太多，此一较为繁复的选举制度。迄至目前似尚难有付诸实施的可能。这不是一项纯理论的问题，而是一项与现实离得较远的应用问题。
在原则上讲，在代议政治之下议员的选举，如果把普遍通行的联记投票法来作一说明，譬如：一个选举区之内要选出五个议员，选民是一万人，假使有五千零一个选民集中来投同样的五个候选人，这五个议员便都会被这五千零一人的团体所包办，而只少了一票的四千九百九十九人竟一无所得，这那能说得上公道？「多数决」是民主政治一项原则，而保障少数更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精神。在主张比例代表制的人，既不反对多数决制，而且十分尊重此一原则，不过多数只能获得他应有的议席，而不能把少数一概抹杀，竟以一票之差而一席不能得到，如上面所举的那一项简单的例子。因此主张比例代表制的学者便发明了甚多的投票方法来补救此一缺点，如：单一投票法，即是假如在五个议席选举的场合，每一选民只准投一个候选人。使选民很不自然的划分为若干小的集团，把多数党的优点予以冲淡，在政治上形成散漫与无重心，这是有叽簏h政治运用的好处的。另外一项简单的办法，便是「限制投票制」，这一办法限制选举人在五个议席的选举场合，只准投三人，其余的二名议席便任令少数党派去取得。在只有两党存在的情形之下，此一办法尚可勉强适用，但在两党之外选民如另有主张，便不易作有效的选择了。
我所主张的是「黑尔投票制」（Hare System），这一投票办法是把应选议席人数，除选民的总数，所得的商数确定为每一候选人的「当选额」（quota），如果应选名额为五人（候选人当然不止此数），选民可以就候选名单当中用一、二、三、四、五来表示他对候选人的优先次序，在计算票的时候，依次推算，凡足常选额者便为当选。这一选举办法，倒与我们今日实行的大专入学联合考试照考生所填志愿之先后为录取的一项依据有其相似之处。譬如：一万选民的选举应选五名议员，以五除一万，商数为二千，这二千便是每一候选人的当选额，如果候选人得的票数超过了当选额，便以其超额的票数依次转移给他次一选择的人。假如一万的多数是六千人，结果可获得三个议席，少数为四千人，便可得两个议席，如另有少数各约为二千人，便可各得一议席。这一选举办法，既不违反民主多数决制的原则，而又使少数能够充分的代表出来，我至今仍坚持黑尔投票制是最公平合理的选举办法。可惜计算略嫌麻烦，推行起来困难在所不免，我相信在民主政治进步到了更高的阶段时，终可有被采用之一日。
二、虚怀若谷的总理
民国十三年，我由加拿大回到广州。出席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一次晋见总理的谈话中，总理问我道：「你在国外研究政治学，近来在政治学的范畴内，有什么新的学术没有？它与从前的旧学术比较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我当即以我研究比例选举制的心得报告总理。他很仔细地听过了我的报告，显出很欣然的样子说道：「我近来也极注意此事，但手边还没有足够的材料。」
「我在美国俄州大学所写的论文，便是以比例选举制为题」我说。总理便要我把这一论文送给他看看。
过了一天我把我的论文面呈总理，在以后几次的晤见中，他都以研讨比例选举制为题材，很有兴致的问了我许多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实在是我当时的学识经验难于圆满答覆的。在他给我的指示中，有一句话最使我感动，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他说：「你研究外国的知识，不仅要切切实实地弄清楚它的底蕴，还应当把研究的结果，注意到如何进一步运用到中国来，尤其是要配合到我们革命建国的需要上。」用现在的话来讲，那即是说理论要与实践配合，世界的新知识要与中国革命的需要配合。我听了总理的话之后：当即向他提出是否可以由我提一议案到大会，采用比例选举制为本党的政纲之一？总理点一点头微笑说「好」。
于是我把存在总理处的论文拿回来，漏夜赶写提案。提案的说明几乎是把论文的内容全部翻译过来，没有一点增添或改正，字数也在二万五千以上。大会开幕后已经多日，我才缮写清楚送到大会秘书处去。因为秘书处印刷不及，用油印困难很多，乃交由广州民国日报赶用铅印。一直到一月二十八日才印好，在一月二十九日那天才得列入议程，那时大会已快要闭幕了。起初因为对提案的名称总想不出一个适当的标题，我特请教于汪精卫，汪拿起笔来便写了一个「采用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案」，我觉得这一名称很妥当，便欣然接受了。
三、毛泽东的真面目
一月二十九号那天的大会主席是林森先生。宣布开会之后，即由我以原提案人的资格到发言台上作说明。
我那时对于会场经验不够，对于群众的心理一点也不了解，我等于是在作一专题演讲或在对学生上课，整整的说了一个多钟头。大会主席林森先生几次催我把话说得简短点，我都置之不顾，代表们以奇异的表情来聆听我的讲话。究竟他们接受了多少，我一点也没有考虑。我把世界现行选举制度的弊害列举了许多，把比例选举制的历史演进、派别以及其各自的优劣批评等等说了许多，最后才把我所主张的黑尔投票制（Hare System）的理由说出。我看会场没有良好的反应，虽然还有很多话要说，一是因为我说话的时间太久，二是我自己的兴趣似乎受了会众冷淡表情的影响，要说也说不下去了。最后只得终止我的说明，没精打彩的走下台来。主席随即以本案宣付讨论，于是在场代表纷纷报名发言，一场激烈的讨论便随之开始。
发言代表约有十人，王恒、刘芦隐是赞成本案的，戴季陶、刘伯伦是主张保留慎重考虑的，其他便是毛泽东、宣中华一些共产份子坚决的对本案表示反对，而本党同志中如王乐平、胡谦一些人，则均站在反对的一面。
为了保存历史的真实性：我特把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上所载毛泽东、宣中华等的发言抄写在下面：
「三十九号毛泽东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选举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采用比例选举制即是予少数派以破坏革命之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因此本案不能讨论，更不能付表决！」
毛泽东发言的态度是如此的横蛮无理，好似在和我吵架一样。最可笑的是本案已经由主席宣付讨论，在他发言之前已有王恒、刘芦隐等几位代表发言赞成，本案已经在讨论进行中，而他却说本案根本不能讨论。按照会议的常例，一个提案既然已经在讨论中，无论你赞成与否，总得要用表决的方式来决定，究竟是赞成的多而把它通过呢？或是反对的多而把它否决呢？除了最后用表决的方式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处决一个提案了。但毛泽东说本案不能讨论，已经是荒唐之极，而他更说本案不能付表决，岂不更是可笑、更是无知吗？共产党有一套祖传的法宝，那就是武断与无知，民主社会所习惯的一套表达民主的方式，共党是从来不会尊重的。继毛泽东之后站起来发言的是他同党的宣中华，他说：「比例选举制乃资产阶级骗人之物，本席反对黄君提案。」
毛、宣二人交替争著发言反对，我看见情形不利，便抢先取得一发言机会，我说：
「比例选举制是实现全民政治的一种新的制度，你们可以不赞成，却不可以歪曲事实，说它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它的作用在团结人心，纠合群力，来发达民权。如果用之来团结革命力量，打倒共同的敌人，是无坚不摧、无敌不破的。因此比例选举制的采用是有利于我们革命党的。如果你们一定要认为它有害于革命，那么你们不是有意的胡说，便是一种可笑的无知。我要为比例选举制呼冤！」话说到这里，我的情绪表现得非常的紧张，我对毛泽东、宣中华二人似乎是存了很轻视的态度。
我方把话说完。还没有坐下，宣中华紧接著站起来，又咆哮了一番，无可理喻的表示反对本案。宣中华还没有坐下，毛泽东又紧接著起立发言，他们好似事先有了安排，用一种循环式的发言战术把时间占据，不让其他的人有发言的机会，使得一个会场似乎只有反对的人，而没有赞成者。共党这一种战术，在以后的若干情形下，成了万变不离其宗的用来占据会场劫持众议的手段。在北伐前后，民众运动方在萌芽时代，一般的讲，民众既无组织，又缺少经验，共党的确能善用这种有组织的技巧，以极少数的人，弄得对方头昏眼花，无法对付，终于受其劫持。
毛泽东大声急迫的说：
「比例选举制虽然为各国社会党所采用，但只限于在没有当权时是如此。若在取得政权后，便摈置不用，因此一制度实有害于革命之本身。如此自由给予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
他这一番话，说得真真可笑，他的座位离我不远，我正拟向他质问究竟有甚么事实可以证明比例选举制是为各国社会党所采用？有那一个社会党在当权以后便把比例选举制摈弃不用？可惜没有适时取得发言机会。其实当时正是一九二四年英国工党第一次选举胜利，由麦克都纳（McDonald）起来组织内阁，而英国工党在野时既不曾有过比例选举制的主张，组阁之后的工党当然也不会有摈弃比例选举制而不用的事实。他的话实在是闭起眼睛瞎说，这显示那时他的知识，实在对这一问题是一无所知。由他的话中可以看出一点，那倒是千真万确，就是「如以自由给予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这就是极权主义的一个不可移易的教条。反对党 固然不应有自由，反对的意见，甚至凡是不相同的意见，在共党政权之下，是不容许存在的。换言之，反对者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该死。他当日如此说，现在统治了整个大陆便是如此做。这是极权国家从苏俄起便是如此一套的作法。今日民主世界与极权世界两大思想的分野，便是在这一重要的基础上发生其冲突。在民主的世界唯一可宝贵的原则是：反对的意见和不同的意见，不仅不会该死而且可以并存。反对党的存在，更为民主政治能敏活运用的一个重要关键所在。老子有一句名言：「万物相生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倒是对今日民主政治真谛的一种深透的了解的说法。中国的哲人，在几千年前便已体会到今日世界民主政治的真谛， 可见民主毕竟是人类所需要的真理，合于人性要求的良好制度。极权国家的谬误。是把反对的意见和敌对的意见等量齐观。所谓反对与敌对的意见的区别，前者是意见主张的不同，在公平、对立之中可以获致和谐、协调，后者则是以武力暴行抹杀对方，有我无人的专断行为。所以极权便是一种暴政，既不容许不同意见的存在，更不容许反对的政党的并存。毛泽东当时的发言真是一语道破极权政治的真谛了。他以后的种种行为便是在演绎当日他所发出的那句极权政治的老话。四十年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岂仅是一政治的因素吗？这实在是一种带有世界性的思想战争。这一战争的开端，远在四十年前，此一事例便已发其端了。
毛泽东发言之后，会场情形顿趋紧张，正反两方的代表都纷纷要求发言。最后由主席予戴季陶先生一发言机会，戴先生说：
「本席曾有见于本案之不能仓卒表决，故主张保留作为本党明年第二次大会后必须提出之案，因为本案为一新的政治主张，牵涉理论与事实极广，大家对本案都没有经过仔细的研究，我们以一年为研究的时间，在下次大会时再提出讨论较为适当，请大家注意。」
继戴先生而后发言约有刘芦隐、王乐平、胡谦、刘伯伦等数人。除刘芦隐之外仍属怀疑本案者居多。最后由主席宣布讨论终结，提付表决结果，以大多数赞成戴先生主张，保留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必须提出之案，本案便如此结束。
事隔四十年，党的代表大会已召开至第九届，并不曾有一次遵照此一决议而提出来讨论过！
我时时向同志提及此事，深以为是一种遗憾。不过采用比例选举制案。虽然在历次大会中未曾提出覆议，却是自民国十七年以后，本党采行之单一投票制及限制联记投票制，实际上已带有比例选举制的精神了。
四、一个宝贵的教训
比例选举制案未获通过，我心中十分的过意不去。那一天又适逢总理没有到会，究竟总理对于本案被保留后的意见如何，我是极想知道的。在我准备提出本案之先，虽然曾经请示过总理，又经过他点头说「好」。但是我在大会发言一点也不曾把总理对本案的态度说出来。知道这事经过的同志，事后曾经责备我，说我如果当时把总理点头说好的经过向大家提一提，本案的通过是不成问题的。我为甚么不把总理对本案的重视向大家说出呢？其原因是：
第一、我生性不习惯假借比我更有权力、更有威望者的地位来便利我自己的主张而获得人家的赞同。我以为一个真正的道理，能够诉诸于大众的理智与判断所获得的支持，当更为宝贵。我这一见解是否正确我不敢说，因为我生性如此，我也就如此罢了！我一生受了这一习性所召致的困难，不止此一次为然，此后所面临同样不快的事还多呢！
第二、我始终认定一个好的主张，要经得起大家的批判和考验才算数，一个问题经过许多意见讨论后而获得的结论，他可以使此一问题被人更了解，更能使此一问题的解决趋于完整。古人所谓：「集众思，广众益」便是这个道理。俗话所为：「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也就是说群体的力量胜过任何强者，所以我不习惯假借别人的权威来蒙蔽众人，使众人不能自由运用他的理智结成一个「众智成城」的力量。尤其是我对敬佩的总理，我不愿意以他的名义，使大众对本案不是出于衷心的赞成，而是近于盲目的接受，损及群众对他的威望。本案虽没有通过，而我内心却无丝毫愧作存在。
采用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的提案被搁置以后，我很气愤的去报告总理。我的话还没有出口，总理便说：「事情的经过我已经知道了，这完全是由于你太没有经验，不了解会场的心理所召致的失败，好在只是搁置一年，在下次大会仍须提出讨论，还没有完全被否决。当前这一主张的采用并不十分要紧。」
总理说完后，很慈祥的带著微笑望着我。我跟即却请问总理，何以本案是由于我自己召致的失败呢？他说：「会场的人数那样的多，知识、年龄和兴趣都不同，听说你在大会说明案由的时候，从古到今说了一个多钟头，既不是讲课，又不是说教，何必费掉如此冗长的时间使人感觉厌倦？」
我说：「如此复杂的一个问题，不详细的加以说明，如何能使人了解？既不能使人了解，又何能使人家衷心赞成？时间虽未免冗长，也是无可如何的事。」
总理笑了一笑，跟著说道：
「大会代表知识水准很不齐一，你必须抓著大家的兴趣，使人感觉你所主张的是无可反对，才容易使大家赞成你的主张。」
「那么，有什么诀窍呢？」我迫不及待的问。
「依我的意见，只要几句话，就可使大家无可反对。」总理深具信心的说。
「要用几句甚么话，才可以使人家赞成呢？」我又问总理。
「你第一句话应当说：本党信奉的是三民主义。我想不会有人反对这句话。」
「你第二句话应当说：三民主义当中，有民权主义，是不是呢？我想也不会有人否认这句话。」
「你第三句话应当说：要实行民权主义，必定要举行选举，是不是呢？我想也不会有人提出异议。
「最后你再向大家说：比例选举制是最新、最进步和最能表达民权的制度，我想大家听了这番话之后，便不会坚决反对了，你说是不是呢？」
「因为你把话说得冗长噜苏，使得大家厌烦，本没问题的是倒反而发生问题了。」
我听了总理这番教训，不禁顿足失悔，才知何以我在大会说明本案时的用力不讨好。如果照他这一指示作简要的说明，我想比例选举制被大会通过是不成问题的。这真是一个最足宝贵的教训。我时时以总理这一教训来规律自己，有时尚可勉强做到，有时仍然脱不了书生习气，而在面对群众的讲话时往往把话说得十分冗长，难道说这真是俗话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吗？
五、戴先生谈笑说真理
戴季陶先生是极爱护我的一个人，事后他也责怪我那天的话说得太噜苏，不懂得群众心理，他虽有意耍帮助我，因为我把局面弄得太僵，他也爱莫能助，所以他才提议把本案保留为下次全国代表大会必须提出之案，以作补救。他告诉我一件很有趣的事，是他亲自经历的。他说：
「据说：一次同盟会的会员们在日本东京举行大会，到会的人全是热血的革命青年，人数约一千余人。在这次的大会中，有两个故事非常有趣，足以作为向群众讲话时的重要参考。故事之一叫做『无言的演说』， 故事之二叫做『革命在后头』。」
「甚么叫做『无言的演说』呢？」戴先生说：「当会场的气氛到一高潮，群众热血沸腾的时候，有一位革命同志名叫田桐（即湖北的田梓琴先生），他由会场跳到演讲台上，一言不发，咬紧牙根，鼓著两眼，表情十分激昂，紧握著右拳用力在演讲台的桌子上，咚！咚！ 咚！的捶击了三下便走下台去，台下瞬即掌声如雷，好似在怒吼一般。他虽一言未发，而他的三个拳声，有如一篇激昂慷慨的演辞一样。仔细研究起来，这一段故事告诉我们向群众讲话的几个要点：
第一、一篇冗长的演讲词不一定是一个成功的演说，也许是最令人讨厌的。纵然不发一言，只要你能抓住群众的心理，用暗示来影响群众，也无异于演说的成功。
第二、一次演说的好坏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你能道出群众要说的话，便是一篇最受欢迎的演说。
第三、群众的趣味和群众的知识水准是要加以注意的，你不要以为一个高深可贵的道理便定为群众所接受，你必须用平凡易晓的言辞，生动恰当的譬喻和富于幽默的词调才能引人入胜，不觉得疲劳，能够做到『谈笑说真理』便不致令人讨厌了。
第四、演说的姿态，可以帮助你的表情，吸引群众的注意，呆板的样子，是大有损于你的演说内容的。」
戴先生更很有趣的告诉我，他说：
「你不要以为你的演说受到了群众热烈的掌声。便以为是由于你自己的演说很成功，其实那是由于你讲出了群众自己所要说的话，群众鼓掌不是为的是你，而是为了他们心里要说的话，你把他说出来了，他们是为自己拍掌呢。」
这的确是至理名言！
戴先生接著又很有兴味的说第二个故事。
「另一个相反的故事，发生在同一时问同一会场。当田桐先生走下讲台之后，有一位学问很好的同志，他受了群众热情的暗示，随即登台讲演。他的本意是要阐扬革命的真理来博取会众的欢心，而他在说话时的安排则拟从反面文章做起。打算最后才把他革命的真理衬托出来。所以他讲话的头一段便指出如何不该革命的一套假设，不料热血沸腾的革命群众，对他的话忍耐不住了。起初满场报之以「嘘」声，他尚不知停止；继则报之以「打」声，他仍然继续说下去，最后会场中忽然跳出几个好汉，走上台去，抓住他的衣领，拳打、脚踢、边打边骂，叫他滚下去。骂他是反革命、汉奸……他才知道自己蒙受了冤枉，在无可如何之中，大声呼喊道：
『革命在后头！革命在后头！他这样大声的嘶叫，顿引起满场轰笑，才知道这是出于一种误会，然而他的革命真理尚未及说出，便已先饱受一顿毒打了！」
总理的教训告诉我们对人多的场合讲话，应如何扼要有重点。戴季陶先生所讲的故事，教我们要如何的了解群众心理，否则任你怎样的一篇大道理，任你用尽无数心机，如果表达的技术不适当，其结果是会召来相反的反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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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王唯廉
▲『湖南王』的尊容
在共产党中，毛泽东是被称为湖南王的。的确，他是湖南共产党的头子。在湖南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中，如郭亮，如夏曦，如易礼容，如李立三，如林伯渠，如贺龙，如彭德怀等等，虽然在共产党内各有特殊的地位与历史，但总没有人比毛泽东的历史更长，也没有人比毛泽东的同乡_众更多。他是湘潭人，他的家庭地位是一个富农。他今年已经三十七八岁了，中等身材，不胖也不瘦，脑袋很大，所以智力很充足。头发长得像监牢里犯人，往往三四个月不剪，脚是常年不洗，不穿西装而穿长衫，但他的长衫像乡下剃头司务的那样常常是被油渍占据着，说话是一口湖南土音。
▲ 几个特点
润之（他的字）有几个特点，第一，他和人谈话的时候，眼睛总是看着自己鼻子，可以想见他的思索力是很集中的；第二，他对于任何小事都是留心的考察，举例来说，我与他在环龙路四四号同事时，他看见房间里或路上有什么字纸残条，总要检起来细心看过一遍，以冀发现什么秘密；第三，他唯一的本领是读报，他读报的范围是广宽的，无论什么地方的报纸都定来读，而且读的时候又特别细心，从评论读到广告，一字不漏，他在长沙第一师范时，几乎完全不读书而读报；他在广州寺背通津三十八号时，房间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报纸，吃饭看报，大便看报，坐在车上看报，睡在床上也是看报。他自己曾说他的学问是从看报得来的；第四，他不仅看报，而且什么刊物也都搜来看看，据他说，凡是一种刊物，只要有一二个人去读他，我们就该看，销路好的更不用说了，我们应研究它为什么能得读者欢迎？
▲ 从小就露头角
润之在小时就颇有不凡气概。在长沙第一师范时，本来是一个像水一般静止的一师，经他一来，就闹得满城风雨。他的煽动力与组织力，的确是可钦佩的。
▲ 自认能够领导群众
在广州寺背通津三十八号时，沈雁冰与萧楚女也住在他一起，有一天晚上我去访他们，那时易礼容也在座，我们五个人──毛，沈，萧，易，我，──在一起闲谈，批评各人的长处，润之这样说：『楚女能够煽动_众而不能教育_众，雁冰能够教育_众而不能组织群众，礼容能够组织_众而不能领导_众』，言外之音，不待解释，只有他才能领导群众了。
▲ 与叶楚伧冲突
国民党改组以后，润之当选了中央候补执委，中山本留他在广州工作，但因他别有怀抱，所以到了上海，在环龙路四四号中委上海执行部组织部任秘书，那时组织部长是叶楚伧兼的，但他与叶楚伧的关系弄得很恶劣，楚伧派陈德征到组织部做干事，被他面斥一顿。后来，他又与楚伧起了正面的冲突，愤而返湘潭原籍去了。
▲ 代理中央宣传部长
一九二五年十月间到了广州，那时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汪精卫因事忙不克兼顾，推润之自代，于是他就做了中央宣传部长了。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仍由他代理，并用沈雁冰为秘书，萧楚女顾谷宜等为干事。但他在中央宣传部并没有什么成绩，二中全会整理党务案通过后，因共产党不能兼中央部长，乃辞职，由顾孟余继任。
▲ 专做农民运动
润之在代理中央宣传部长时代，本兼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之职，因为他是一个热心农民运动的人，又是共产党中央农运委员会的委员。一九二六年八九月间，他秘密北上，到北方各省去考察农民运动，于是年十一月回湖南考察，一九二七年二月到武汉，任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同时又任共产党的中央农民部长。那时总政治部有一个农民问题讨论会，润之也是委员之一。此外，他又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担任教农民问题的功课，那时他是以全力来做农民运动，所以现在不仅是湖南王，而且已经代替了彭湃而做农民王了。
◆ ◆ ◆ 全文完 ◆ ◆ ◆
以上《毛泽东》，是以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初版之《现代史料》第一集（上海：海天出版社）同名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网际网路首发◆析世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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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专横录
克 诚
中国布尔什维克的巨头，无论起码的，三等的或头等的，他们总想着，或则现实的去学学史达林，去模仿列宁。在这种想像和模仿中失败的，有瞿秋白，李立三，陈绍禹等。在赤区专横骄纵做着史达林梦的，有毛泽东。他期待看幻想中的最后胜利，他血腥地统御着群匪，事实上他已经是赤区中的史达林呵。
▲ 湘赣闽匪的创造者
湘，赣，闽的赤匪，谁都知道创始者是朱毛。朱毛在赤匪中的地位与权力，还是并列的，还是谁高于谁，谁可以指挥谁。这知道的，就不多了。朱德和毛泽东，既然联写为「朱毛」，在一般人的观念中，以为朱德是总司令，毛泽东仅仅是一介文弱的家伙，权力与地位，当然是朱高于毛了。其实却真相反，毛可以指挥朱，朱仅仅是一个最高的「红军指挥员」而已。而毛泽东呢？他是匪党的主持人，匪党在匪区，权力是高于一切的。现在的匪区，是由「红军」与匪党的两位巨大的魔力所酿成，这两个东西，既分不开，而又均在毛泽东控制之下。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是湘，赣，闽匪的创造者。
▲ 前敌总政委
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到处碰壁。南昌，广州等数次暴动，都悲惨失败了。一般消沉的投机份子，早已逃散了。极其少数的顽强份子，上山的上山，落草的落草，硬干了起来。毛泽东在这当中，总算得上一个幸运儿，他由湘而赣，后来结集于湘赣边境赣之西路。在桂系与阎冯等数次内战中，他们就自称「红军」了。当「红军」成立时，毛泽东就自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简称前委），封朱德为军事指挥员，那时「红军」是草创，没有「政治委员」的制度。所谓前敌委员会，就是「红军」最高政治领导的组织，一切行动，作战，编制等，均由这个组织决定，换言之，即由毛泽东来决定。
▲ 游击于三省之间
毛泽东任前委书记，他对于「红军」的领导，是采取一种最高无上的独裁制的，好在朱德只想玩枪杆，别的都不管，他俩是搭当的。一九二八年末，他们开始游击，由赣西出动，经赣南而入闽西，在赣东南与闽西之土共流氓帮助下，发动了「地方暴动」，将赣之萍乡，莲花，宁岗，永新，遂川，福安，泰和，万安，南康，大庾，信丰，安远，闽西之长汀，武平，上杭等地。扰得混淘淘。毛泽东所率的罗喽们就在这些地方流窜，时而入湘，时而入闽，而至赣南，逐渐扩展至赣东南，为其比较固定的根据地。
▲ 长沙战败妙算在先
李立三要做中国的史达林，在全中国布置总暴动，同时并命令「红军」去打天下。泽东是很了解的，如果真的打下了天下，无非给立三造机会，而为自己的前途掘坟墓；但立三是个可畏的后生，当时党权在握，无论地位与权力，都超过自己，奸滑与险诈，就在这里。那时毛泽东对彭德怀实力的壮大，时时感到莫大的威吓袭来。因为彭德怀的年龄和经历都较朱德为差，火气过重，对这位毛大领袖的独断独行，常有不满意的意向。泽东早已蓄心，必需加以有力的打击，削减他的实力，以免后患。这是最好的时机，他就利用立三要「红军」打天下的决议，决定要攻下长沙，并命令彭德怀当前锋。彭德怀在一种热烈的刺激下，率领了三千多条枪，冒险攻坚，向长沙进发，势如破竹。前方顺利的消息，使泽东惊喜交集。惊的是万一德怀很顺利的攻下长沙，他的实力，岂不更加壮大了吗？李立三不是要摇摇摆摆平白地来做苏维埃主席吗？胜利的果子，老毛是弄不着的。因此他立即召集机要秘书陈毅和毛泽潭（泽东之弟）给以一种机密任务，命不论昼夜，赶至前方，向彭之部下第三师长陈槐广（系毛之心腹）密商，并命不得轻敌攻坚，时彭德怀已率部攻陷长沙近郊，几已冲入城内，而第三师观望不进，致先头部队，十九均死于国军炮火下。彭德怀亦负微伤，当率领残余特务营赶至三师师部，立将三师师长看管，再行联合匪军，作再度强烈的冲锋，竟将长沙攻下了。长沙将陷时，陈毅与泽潭，已逃回向泽东报告事变经过。泽东即以前敌总委员会的名义，迫令将三师师长陈槐广，于纷乱中，以托洛斯基派反革命意图消灭红军罪名，执行枪决。实则无非为了灭口，以保全自己的秘密。长沙虽为彭德怀部攻下，而牺牲极大，接着泽东又估量到长沙，终将被国军克服，又命非嫡系的部队前进。至匪军由长沙城内退出后，他又一再命令作再度的冲锋，期将非自己所能控制的能力冲掉。
▲ 继续肃清异己
「红军」长沙的失败，在毛泽东个人，却是完全胜利的。彭德怀在长沙虏掠所得，最大部分，均为毛泽东所有。泽东那时为要显一点威风给中共中央与彭德怀辈看看，将匪的主力结集于安福，宜春一带，并以一部威吓南昌，并切断赣江水道交通，顺势将吉安攻下。吉安攻下时节，赣省的土共，形成一种地方性的新兴势力，而且团结力亦很巩固。同时这些土共，有把持地方党治，团体的活动。这些活动，直接会减少毛泽东的权力。那时泽东即决定，必需肃清这一地方性的势力来巩固他的统治。所以他就主张退出吉安，向富田，东固，等处山地，集中休养。而这个时期中，他和毛泽潭等就发现了所谓AB团者，以肃反的名义，将这些AB团的异己份子完全肃清。可怜赣西南的土共，在他的铁蹄下，遭受了空前的屠杀！
▲ 同病相怜反立三
毛泽东没有实现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愿望以前，他对任何企图夺取这主席主座的人，必要给以致命的打击，并不择手段。立三那时，就想自任主席的。所以他对立三，较国际派的反对痛恶，尤为急切。对立三成立苏维埃的命令，总是阳奉阴违，并时常加以事实上一时急切辨不到，碰壁，困难等，以事实上的怠工来迟缓这个组织，后来这一病症给同志们看中了，大家都拥护他做主席，主席问题解决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就很快在瑞金成立了。
▲ 驱逐陈绍禹
毛泽东为了主席问题，对立三恨得要死。所以国际路线传达到匪区时，他非常同情赞助，同时他以「立三路线忠实执行者」的术语，去经常的打击异己的份子。不过后来反立三的健将陈绍禹，因为在上海不能立足，逃到匪区去了。陈绍禹是个中共的中委，而且又是一个短时期的总书记，这位大人物的光临匪区，害得泽东手忙脚乱。绍禹终于到了匪区，泽东为了维持他过去的主张，只得照例表示欢迎。及看到大名鼎鼎的陈绍禹，竟是一位倭小精干手段辣很的家伙，越觉得有戒惧的必要免得自己去做立三第二。于是泽东即暗示他的心腹们，放出一种使绍禹难堪的空气：「这种乳臭未乾的小孩，洋文虽是念得好；翻山过岭，干不了啦 」同时在绍禹到彭杨军政学校演讲国际问题时，又故意叫学生说：『勿懂！勿懂！』而他自己常常以战略战术等问题向绍禹请教，使绍禹觉得惭愧而无法居留，不久，这位打倒李立三的健者，竟被泽东赶跑了！
▲ 非笑太上皇
江西匪区真是多事之秋，绍禹给泽东赶跑了，而周恩来却老气横秋的踏进来了。老周不是和陈那样薄弱，可以随便驱走的，他和泽东一样，有嫡系──黄浦系，有心腹，既有军权，复有最高无上的党权。周恩来是中央分局的书记，他的权力是超过伪苏维埃的。这便使泽东寝食不安，他继续用老调，使他的嫡系心腹们，在各种_众团体中，散布对中央分局之组织不合理，而近於太上机关，甚至说『周恩来是赤色太上皇』，『官僚主义者』！然而必将周恩来人们，打击下去。由此更引起泽东的愤恨，曾表示要将总政治委员让给恩来去兼，而恩来一笑置之。俗话说得好，「两雄不并立」，这两位盖世的英雄（？），恐终难同床共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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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毛泽东的专横录》，是以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初版之《现代史料》第三集（上海：海天出版社）同名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网际网路首发◆析世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