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是1947年2月至5月间，台湾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其中包括官民武装冲突、军队镇压平民、台籍士绅被搜捕或杀害，以及当地人对大陆人人的攻击等。
事件起始于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的一件私烟查缉纠纷引起（一说为买卖过程的误会），触发2月28日台北市民的请愿、示威、罢工、罢市。同日又发生公署卫兵枪击请愿民众，事件因此由请愿惩凶转变而为对抗公署，进而激化为省籍冲突。抗争与冲突在数日内蔓延全台湾，使原本单纯的治安事件演变为社会运动，最终导致官民间的武装冲突，以及台湾当地人和大陆人之间的族群冲突。最后在军事镇压中结束。
然而二二八事件于战后不到一年半之间发生，其背景实际上并非单一因素所能解释。虽然事件发生原因与台湾独立运动并没有关系，但是对后来台独运动的兴起，有著相当程度的影响。
台北市“二二八和平公园”内的二二八和平纪念碑
版画作品 恐怖的检查/黄荣灿
228事件起始点：南京西路与延平北路交接的现况
2005年底被拆除殆尽的原天马茶房旧址﹔空地上挂了条‘向228英灵致敬’的布条。
时代背景
政治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战败无条件投降，向美中等盟国移交战争中的占领区。1945年8月15日，在中国大陆地区，中华民国政府派何应钦在南京接受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降书；在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在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市，接受日本投降并接管台湾。陈仪被指派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负责全台事务。
军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立刻陷入国共内战。美国逐渐停止对国军的援助，但是苏联却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支持共产主义革命，其中包括对共军的支援。1947年之后，由于国民政府军队大裁减、财经政策失当、贪污问题日益加剧、东北战略失算，在战场上国军逐渐陷入被动，因此蒋中正开始准备将台湾作为反共复国基地，并加以建设和整肃。
经济
在接管各日本占领区之后的中国经济，由于维持国共内战的庞大军需，以及光复初期国民党官员的腐败丛生，加上政府相关管制政策不当，以致于民生物资不足，通货膨胀十分严重。在大陆地区，中央银行先后发行的法币，金圆券几近崩溃。台湾地区虽然情况较全国状况为好，但也因此必须供给大陆地区的资源需求。此外，比起日治时期，经济民生的混乱程度增加，台湾人民多有怨言。
文化
因为经济崩溃及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内部严重贪污问题，还有政府在官职与其他方面对大陆人和台湾当地人有不平等的对待，造成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位居知识领导者的文化界和学生展开要求民主与经济改革的活动。对此，陈仪为首的主政当局采取了‘宽舆论（政治），紧经济’的政策。一方面并未严格禁止批评时政的言论，但同时也未采纳意见，另一方面则积极实施严格的经济管控措施，垄断了台湾与大陆贸易的经济管道。
主要原因
战后经济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空袭台湾，重创台湾产业，导致战后台湾农业产值只有1937年的49％，工业产值更不到33％。此外学校、商店、工厂、医院、铁路、发电厂等建设也受到战火严重破坏，重建工作困难。加上日本政府停止台湾人储蓄金归还申请，债券成废纸，造成金融物价秩序混乱。国民政府接收之后又大量印制钞票，并将民生物资运往大陆以资助国共内战，造成台湾严重的通货膨胀。
此外，官方一方面将原属日本人与殖民政府的财产，直接收为私有，并拆装卖往大陆。另一方面，延续日本殖民政策，垄断台湾的经济（如：烟、酒、糖、樟脑等的专卖），并利用各种关系排挤民营公司。由于日治时期台湾人便视“烟酒专卖局”、“台湾制糖会社”等公司为日本殖民制度之表征，因此产生“以前受日本人欺负，现在受中国人欺负”的感觉。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线会发生在查缉私烟上，也与这些政策不无关系。
隔阂、误解与不平等
日本政府直到1945年5月才实施义务兵役，而在这之前从1942年1月以降，日本政府实施志愿兵役，虽然台湾人有权利不选择参战，却出现踊跃投军的现象，1943年自愿提出申请人数更高达60万以上，许多大陆人因此迁怒于台湾人。加上对战前台湾情势的不理解，有一些台湾人被视为汉奸，并受到缉捕。为往后族群冲突种下隐忧。
除了台湾人与闽南人之外的大陆人有语言和日常习惯的隔阂，台湾人参与政治的权利也受到差别待遇，大都只许担任低级官员。而政府官员与接收台湾的军队又有严重的官僚作风与贪污问题。
战后初期台湾银行所发行的“台币一百万元”本票
事件经过
导火线与台北的动乱
1947年2月27日，“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查缉员傅学通、叶得根、盛铁夫、钟延洲、赵子健、刘超群等六人及四名警察，在台北市的天马茶房前，发现一名40岁并育有一子一女的妇人林江迈正在贩卖私烟，查缉员没收林妇所贩卖的香烟及身上所有的钱财。而林妇表示家计困难而跪地求饶。但是查缉员一直坚持不让步，使周围民众越聚越多，之后林江迈被查缉员以枪托公然击伤头部。民众目睹此景后，因愤怒而将查缉员包围，傅学通等人开枪示警，却击毙了市民陈文溪。激愤的群众在当天晚上包围警察局，要求惩凶，但由于警察局长官包庇下属，民众得不到满意的答覆。
隔天2月28日，因为前一天的事件，台北市部分地区展开罢工、罢市，许多市民除了前往肇事查缉员所任职的专卖局分局抗议之外，还要求公卖局分局长欧阳正宅下台负责。群众抗议中，发生零星焚烧事件并造成一名警察死亡。之后抗议群众集结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门口（即现在行政院）请愿示威，过程中公署卫兵对市民开枪并造成伤亡，使民众情绪更为激昂。抗议民众因此转进公署附近的台北新公园（后改名为二二八和平公园）继续示威集结，并同时在位于新公园内的台湾广播电台，广播报导事件始末。至此，长期对中华民国政府不满情绪，加上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处理不当，因而从3月1日起，终于爆发了全岛性的反抗政府事件[1]。
生气的群众聚集在专卖局台北分局门口。时间为1947.02.28。
初期的政治交涉与武装冲突
如果不把民众暴动事件考虑进来的话[2]，反抗大致上循著两条同时发生的路线在进行：一为“政治交涉路线”；另一为“武装抗争路线”[3]。一方面，台北与台湾各县市的各级民意代表及社会名流，纷纷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和行政长官陈仪展开协商谈判，并对陈仪提出逮捕贪官污吏、废止行政长官公署、实施省自治、在行政、司法、军事各方面起用台湾人等要求[4]。
另一方面，各地则出现民兵占领警局或军械库，收缴枪械、组织民兵，并试图以武力进行抗争的尝试，面对这些反抗行动，政府也以军警开枪射击回报。各地的反抗中，台湾共产党前领袖谢雪红在台中以‘推翻国民政府’作为号召，发动反抗的二七部队最为有名[5]，各地的反抗也以这支势力维持最久。此外，较有规模的冲突还有嘉义水上机场与红毛埤军械库的战斗、高雄驻军与反抗势力的冲突。台湾西部地区的冲突较为严重，东部地区则大都只有小骚动。
高雄的军事镇压
3月2日～3月4日间，已经有来自台北与台南的人士进入高雄，并与当地警察、宪兵发生武装冲突。3月5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开始对高雄市区展开炮轰与扫射，并在3月6日派遣军队攻击高雄市政府、高雄车站与高雄第一中学（今 高雄中学），除了平民以外，也有多位高雄市议员在这场攻击行动中丧生，或是被逮捕后处死。这场军事行动也是在国民政府从大陆派遣援军到台湾以前的首次军事镇压，并发生公开枪决犯人的事件。
国民政府派军来台
在清乡中遭国民政府杀害的市民。陈仪表面上对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做了一些让步，如解除临时颁布的戒严令。但事实上陈仪在致蒋中正函中以‘台湾民众缺乏国家意识，易为排斥外省人的封建思想所惑、“有组织叛乱行为”、“独立等叛国”、“对于奸党乱徒须以武力消灭”、“有政治欲望之人士，高唱大台湾主义，冀达台人治台之目的。’为理由，暗中要求国民党中央紧急派兵前来台湾镇压。3月8日，即使已有蒋渭川等人请求暂缓派兵，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仍然在未查明实情状况下派遣援军（21师整编师）前往基隆，对各地的动乱展开彻底的镇压。这些政府派遣的军队高估各地的动乱程度，使得各地民兵面对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迅速溃败，连拥有警察武装的台中“二七部队”也无法有效抵挡，只能撤退至中部山脉入口南投县埔里乡并自行解散。到了3月17日，国民政府便派遣国防部长白崇禧来台，宣告军事行动暂告一段落。
清乡、扫荡与屠杀
虽然各种针对社会名流、乡绅和异议人士的捕杀行动表面上也暂时结束。但实际上各地的扫荡行动，也就是政府所宣布的清乡工作在这之后才正式展开，留名的受难者，大都死于3月到5月之间[6]。之后零星的镇压继续持续了大约9个月[7]，许多被捕的嫌犯皆被冠上叛国罪，因而受到刑求而枪决，其中坚不认罪者死前皆体无完肤[8]。在4月18日，陈仪发布“二二八事件首谋叛乱在逃主犯名册”，其中包括谢雪红、廖文毅、蒋渭川等共30个人人。直到5月16日政府才解除戒严，但是仍然有零星的事件发生。
专卖局台北分局所在重庆南路的现状
各族群在事件中的角色
台湾原住民的参与
二二八事件中也有台湾原住民参加反抗，邹族参与进攻嘉义水上机场是其中一例。1947年3月1日邹族的青壮年[9]，晚上11点左右开始从乐野出发，走向触口。当时集合了所有邹村落中，各派出所的枪枝及平常打猎用的猎枪，还带了山刀。邹族人花不到一小时的时间攻下红毛埤军械库。并进而围堵嘉义水上机场。之后由于主战、主和意见分歧，高一生便下令邹族部队撤回山上。
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冲突与互助
虽然事件发生时的主要抗争目标是将腐败官僚赶出政府，但是由于大陆人大多居于主管或等级较高的职位[10]，因此将腐败官僚赶出政府的诉求转变成为打倒外省人的行动，造成无辜的中、下阶级大陆人在一定人数上受伤或死亡[11]。此外反抗行动当中可能也有流氓地痞参与，甚至扩大事端以致于最后伤及无辜。
根据徐宗懋所提供的史料，二二八事件中族群互助的现象，远比族群冲突要多。其中最著名的是林献堂保护严家淦的例子。由于受林献堂的救命之恩，严家淦在林献堂的骨灰运返台湾后，写悼词纪念：“犹忆患难相扶，照人肝胆”。另外在国民政府接收时来到台湾帮助重建的专业人员，许多也受到当地人的保护。
影响
根据李筱峰的研究，在此次事件中，不论是政治交涉路线，或者是武装抗争路线，他们在事件中所提出的诉求，事实上都仅止于“高度自治”而已，在国家认同的层次上，基本上仍以中国做为认同的对象。但是，在这次事件以后，面对国民党政府针对台湾的高压统治，台湾的本省人和大陆人之间的隔阂逐渐加深，部分台湾人渐渐产生想要追求独立国家的想法。因此二二八事件可以说是战后台湾独立运动的起点[12]，例如台湾独立运动开创元老廖文毅与廖文奎兄弟。美国学者Meisner表示：“‘二二八’一词，不仅仅是海外流亡之台湾独立团体的口号，更是唤起所有已成年台湾人之个人悲惨经验的一个象征。”[13]台湾作家李乔也这样表示：“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史上，死伤最惨最多，影响最深广的历史事件。‘二二八’已成为台湾人共同的梦魇、族群的共同潜意识；台湾人的意识、精神、情操、人间形象、人生理想，艺术创造，价值观念等等，都隐含了‘二二八’的因子。”[14]
因为二二八事件多少牵涉到省籍问题，不少老一辈的台湾人将这次悲剧简单归纳为外省人的报复，故对事件敢怒不敢言。另一方面，在外省人为主体的中华民国政府将事件等同为共产主义、台独，造成外省族群对事件的负面看法。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外省人在公家机关依然受到优先录取，并在商界得以先获得有利消息，也导致本省人在婚姻上、就业上对外省人的排斥[15]。近年来这些族群问题逐渐弥合，但是本省人与外省人的隔阂仍然存在于部分台湾人的心中，并表现在言论和行为上，可见此事件对台湾有著深远的影响。
由国民党军队操作、架设在救火车上的机关枪。当时服务于联合国的Dr. M. Ottsen在台南亲眼看到该事件的发生。详细拍摄日期不详。
受害者的平反
随著1970年代后半兴起的党外运动、1980年代的自由化，台湾民间渴望平反二二八的声音逐渐出现。1987年，陈永兴、郑南榕等人串连数十个海内外台湾人团体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1989年，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纪念碑在嘉义市建立，由市府提供土地、民间人士捐款设计建筑完成，碑文中呼吁：“政府公布事实真相、平反冤屈、安慰受难者家属、兴建纪念碑、制定二二八为和平纪念日。”__中华民国在台湾进行民主化以后，原本被视为禁忌的二二八事件开始受到政府的平反。1995年，当时的总统李登辉首先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同年10月21日，行政院成立的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正式运作，行政院政务委员张京育任首届董事长。
1996年，担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宣布订定二二八事件纪念日，并把二二八事件主要发生地点之一的台北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公园，于公园内设立纪念馆和纪念碑。行政院也在同年通过订定2月28日为国定假日。除了政府之外，中国国民党前后任主席连战与马英九也都曾在2003年与2005年，就此事件而向台湾人民公开道歉。马英九并于2006年将此事件定调为“官逼民反”。
200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届满六十周年，国家级的“二二八国家纪念馆”也将在当日正式开馆。
二二八事件受难者
罹难人数
二二八事件中牺牲受难者的详细明确数目因发生年代久远，加上国民政府的刻意漠视，一直都有所争议。若引自若林正丈[16]，他的估算数字是15,000人至28,000人。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当时政府所主导的滥杀行动，很多没有书面资料遗留，各界对二二八事件确实的牺牲者人数，一直有极不一致的估算。从不到一千人[17]，一直到十几万人不等[18]。中间的数字则约是1万到2万，例如Lai, Myers, and Wei所估算的数字是10,000以下。李乔则推估死亡人数最高为20,500人，最低为15,500人，其中数为18,000人。
受难者列表
以下所列人物，仅限于在二二八事件中及之后的屠杀行动中丧失生命或下落不明者，被捕入狱者则不记；由于该事件受难者过多，这里只是较有名的人物，不完全具备代表性。并按照受难者姓氏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陈澄波：画家；时任嘉义市参议员，担任和平使者去水上飞机场慰问国军，却被逮捕，未经审判公开枪毙于嘉义火车站前。
陈□：企业家，“大公企业公司”创办人；“二二八事件”后被警察带走而遇害。
陈能通：淡水中学校长。
郭章垣：宜兰医院院长；遗言：“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
李瑞峰：律师。
李瑞汉：曾任台北律师公会会长。
林连宗：台湾前制宪国大代表、台湾省参议员、台湾省律师公会会长、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二二八事件”死难者。
林茂生：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博士（1929年）；曾于终战后协助接收台湾大学，并创办《台湾民报》；“二二八事件”后无故被捕，一去不回。
吕赫若：日治时期作家，本名吕石雄；“二二八事件”后逃入台北县石碇乡鹿窟打游击，后来下落不明。
阮朝日：《台湾新生报》总经理，“二二八事件”后在自宅被强行逮捕，从此失踪。女儿阮美姝至今仍积极从事“二二八事件”研究，并在屏东设立私人纪念馆。
施江南：医学博士，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内科专攻。日治时期曾任台北州议员、“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参事、“台湾奉公医师团”本部理事。战后曾任“台北市医师公会”副会长、“台湾省科学振兴会”主席。
宋斐如：行政长官公署唯一台籍高级官员（教育处副处长），《人民导报》创办人，“二二八事件”后在自宅被强行逮捕，从此失踪。
王添灯：日治时期实业家，战后曾任《人民导报》社长；“二二八事件”中被宪兵用汽油烧死。
王育霖：日治时期的律师，战后曾任新竹地检署检察官；“二二八事件”中被处死。
吴金链：《台湾新生报》日文版总编辑。日治时期曾任《台湾新民报》台南支局长、宜兰支局长，并曾任职于总社社会部、政治部。因刊登“二二八事件”之报导被害。
吴鸿麒：战后曾任台湾高等法院推事；“二二八事件”中被害，吴伯雄的伯父。
萧朝金：日治时期牧师；“二二八事件”时出面交涉被捕青年，一去不回，遭枪毙。
张七郎：医师；曾任花莲县参议会议长、台湾省制宪国代；“二二八事件”后，与其三弟张果仁医师与长子张依仁被军队带走，一家三口均遭杀身之祸。
朱点人：日治时期作家；在“二二八事件”时遇害。
中国大陆的类似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民政府除了接管台湾之外，也接收其他之前被日本占有的土地、工厂等资源。在这些地方国民政府同样有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因此同时期在中国大陆许多地方也都有各种官逼民反的事件。尤其是旧沦陷地区的人民对国民政府的期待，往往被现实粉碎，国民党因而被一些民众称之为“刮民党”；而另外一些处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交界的地区，则立刻又处于战火之中，许多人被冠以“共匪”或“敌特”之名迫害。
相关史料与研究
在解严前的台湾，二二八事件在发生后的四十年当中，始终是一个高度的政治禁忌，日常谈话不能提到这件事，更不用说对这个事件进行学术研究了。然而，在解严以后，一切曾经被压抑的，都开始恢复其原本的发言权。在此情况下，二二八也逐渐成为一个热门的公共议题，不仅有很多国内外的文章和专书开始回忆、讨论这个事件，同时在台湾也开始有学者对“二二八事件”进行比较严肃的学术研究。
在目前的台湾，和二二八相关的研究书目已经多得不容许我们在这里一一列举了，在这里我们仅做一个简要的说明(仅限于专书，单篇文章或论文不计)。
事件亲身参与者的口述历史
(按照作者姓氏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阮美姝，幽暗角落的泣声。前卫出版社。
阮美姝，2003，孤寂煎熬四十五年。前卫出版社。
陈明忠，2005，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台北：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
沈秀华，1997，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妇的故事。台北：玉山社。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1991，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1992，二二八事件文献续录。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1994，二二八事件文献补录。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许雪姬等，1995，高雄市二二八相关人物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张文义、沈秀华，1992，噶玛兰二二八。台北：自立晚报。
张炎宪、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1994，嘉义北回二二八。台北 ：自立晚报。
张炎宪、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1995a，嘉义驿前二二八。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
张炎宪、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1995b，诸罗山城二二八。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
张炎宪、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1995c，嘉云平野二二八。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
张炎宪、胡慧玲、高淑媛，1993，悲情车站二二八。台北：自立晚报。
张炎宪、胡慧玲、高淑媛，1994，基隆雨港二二八。台北：自立。
张炎宪、胡慧玲、黎光中，1995，台北南港二二八。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口述历史第4期：二二八事件专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官方重要史料汇编
(按照作者姓氏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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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馆，1997，国史馆藏二二八档案史料(上、中、下)。台北县新店市：国史馆 。
国史馆，2002，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一至四册)。台北县新店市：国史馆。
林德龙编，1992，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陈芳明导读。 台北：自立晚报。
王景弘编译，2002，第三只眼睛看二二八：美国外交档案揭密。台北：玉山社。
相关学术研究
(按照作者姓氏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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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昌，2003，二二八平反运动初探。东海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
戴国辉、叶芸芸，1992，爱憎二·二八，神话与史实：解开历史之谜。台北：远流。
二二八民间研究小组，1992，二二八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1)。台北：二二八民间研究小组、台美文化交流基金会、现代学术研究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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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990年，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第三册首度列入二二八事件。
有一种说法，显示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并非取缔私烟造成，而是一个当时从中国大陆来台的军人向林江迈的女儿（林明珠女士）买烟，因当时语言不通的关系造成群众冲突，进而爆发此一事件。[19] 然而，另外一份同样访问林明珠女士的资料又显示以上的说法与事实不合，[20]更让一生追寻调查二二八历史资料的阮美姝出面严厉反驳。[21]
注释
1 ↑ 杨碧川 1997，55-6
2 ↑ “民众暴动事件”，在性质上和社会运动文献中所论及的突发性(spontaneous)“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见Turner and Killian 1987)比较接近。也就是说，参与这些暴动事件的人，并不是一个有组织性、计划性的团体，而是在聚众场合中，因为当时现场情境的渲染而在某种程度上陷入集体情绪的一群人。我们可以在相关文献中找到类似的记载，“民众不仅毁物，也对外省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屈辱殴打。……一般认为，这是一年半以来的积怨所爆发出来的盲目排斥外省人暴动。于是，无助的小公务员及其眷属、来台旅行或经商的外省人成了代罪羔羊”(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小组 1994，55)。
3 ↑ (李筱峰 1995，99)
4 ↑ 。若林正丈 1998，58
5 ↑ 李筱峰 1995，99；杨碧川 1997，56
6 ↑ 二二八大屠杀的证言１ 战栗的三月十三日
7 ↑ 若林正丈 1998，59
8 ↑ 阮美姝 1992
9 ↑ 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征召前往南洋打仗的“精兵”
10 ↑ 国府接收台湾初期，1945-1946的台湾中央机关‘台湾省行政公署’一级单位中的八十多位正副首长中，只有一位是台籍人士。(他就是教育处副处长宋斐如，后来也于二二八事件中遭处决。) 事实上，甚至在长官公署的科股长，专员以上的三一六名中层官员中，也只有十七名台籍人士，其余二九九名都是‘外省人’或极少数的‘半山仔’。
11 ↑ 李中邦，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总编辑，《中肯作证、诠释“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陈明忠》，2005年
12 ↑ e.g., 张德水 1992，154；王育德 1979，162；周明峰 1994，139)
13 ↑ Meisner(1964, 155)
14 ↑ 李乔 1993，219
15 ↑ 黄秀政、张胜彦、吴文星，台湾史
16 ↑ 若林正丈 1998，60
17 ↑ 郝柏村，户口清查1947年2-3月间所有死亡人数不超过一千人；857人申领“二二八事件补偿基金会”600万台币赔偿
18 ↑ 虞义辉 2001，118
19 ↑ 卖私烟被打 林江迈“她”引爆228！
20 ↑ 林江迈的故事（上）
21 ↑ 二二八纪录片／ 林江迈的真真假假
参考出处
(按照作者姓氏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nd，台中县二二八和平纪念碑及碑文 [online]。台北：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引用于 2004年10月18日]。万维网网址：[1]。
李乔，1993，台湾(国家)的认同结构，见财团法人现代学术研究基金会，国家认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01-22。台北：财团法人现代学术研究基金会。
李筱峰，1995，一百年来台湾政治运动中的国家认同，见李筱峰著，台湾，我的选择！：国家认同的转折，页73-145。台北：玉山社。
Meisner, Maurice. 1964. The Development of Formosan Nationalism. In Formosa Today, edited by Mark Mancall, 147-62.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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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育德，1979，台湾：苦闷的历史，中文修订版，黄国彦译。东京：台湾青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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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碧川，1997，台湾历史词典。台北：前卫。
虞义辉，2001，台湾意识的多面向：百年两岸的民族主义。台北：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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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峰，1994，台湾简史。台北：前卫。
参见
二二八平反运动
二二八和平公园
二二八手护台湾
台湾独立运动
台独联盟
台湾独立运动的代表性人物
台湾人列表
嘉义市弥陀路二二八纪念碑
二二八和平纪念碑
国共内战
外部链接
一般网站
中华民国立法院：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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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二二八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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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n政治话题 - 政治事件簿 - 228事件59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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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江迈的故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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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影片、图片
国立台湾美术馆：二二八年代的美术见证
Wikipedia Commons：和二二八事件有关的图片
Formosa Films：电影《被出卖的台湾》（Formosa Betrayed）网站
纪录片《寻找二二八的沈默母亲：林江迈》网站
纪录片《寻找二二八的沈默母亲：林江迈》（预告片）
在线书籍
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英文版；中文译名：被出卖的台湾)
Allan J. Shackleton: Formosa Calling: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February 28th , 1947 Incident(英文版)
Ming-min Peng(彭明敏): A Taste of Freedom: Memoirs of a Taiwanese Independence Leader (英文版；中文译名：自由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