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承运，软禁到死
他是二○○五年一月十七日走的。当天他女儿雁南给我打电话，说他“终於自由了！”
想想这句话有多重的份量吧。我不是说公正不公正，我们根本谈不到这一点。而是说他连做做样子的法律手续也没有经过，因此他和他的家属一则都不知道除了正在执行的软禁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更痛苦的处境等着他，比如坐牢；二则不知道这个软禁有没有期限，是不是一直要软禁到死。
直到二○○五年一月十七日这一天，他们都知道了，也许包括他自己。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软禁到死。”一共十六年！这个诏书没有文字，既不念、也不说。不到死了的那一天，谁也不知道。
这位伟人逝去四天之后，我家里来了一个越洋电话，一位自称在美国的女记者要求访问我，要我谈谈这位伟人。这位伟人逝去一年了，现在我写这篇文章，再一次表示我深切的悼念。
那天的访问中，我随问随答，只讲了这位伟人那些已经大致做成或已经开始做的事，而忽略了他的思想和事业中最重要因此障碍重重还没能开始做的事，那就是党政分开。
要“弱化党的作用”
他自己自然十分重视这件事，念念不忘。他在软禁中我去看望他，有一次他就谈到这件事，说别人是要强化党的作用，他是要弱化党的作用，这件事只有从党政分开做起。我曾经想，仅仅这一条，就足以叫邓公容不了他，非除掉他不可。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权和领导地位，就是坚持和巩固自己的领导权和领导地位，当然是一点儿也不可以放松，必须抓得紧而又紧的。
赵公早已系统地提出他这个意见。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四日十二届七中全会预备会上他再次提出这件事，他说：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关键。“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领导体制改革。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都无从展开。”
我认为，这是赵公政治思想中最重要、最辉煌的部份。而且重大的阻力已经不再存在，事情比较好办了。现在我在此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他说，在党政不分的程度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我们是搞得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撇开中央一级、地方各级的情况不说，至少在基层，在企业事业单位中，我们从五十年代后期起，一直是强调党委对企事业单位的一元化领导，甚至把是否承认这种体制作为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领导的标志之一。每搞一次政治运动这种体制就强化一次，以致使党委包揽了许多行政事务，并且相应地建立了相当庞大的办事机构，配备了许多脱产干部。所以，对我们的同志来说，从一元化领导到党政分开，这个弯是拐得相当大的。
“逐步撤销政府各部的党组”
他说，今后要做的，在中央，是把政府各部的党组逐步撤销，国务院提请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决策的议题不再经过中央书记处“过滤”，同时注意改进领导方式、工作方法。地方各级，过去设立了一些与政府对口的机构，而且还配了一些工业书记、农业书记、财贸常委、文教常委等等，包揽政府的工作比中央多，实行党政分开的工作量就比中央大。但是，既然中央一级可以实行党政分开，地方上就不应该有什么党政分不开的理由。问题在於基层，过去配了那么多的专职党务干部，包揽了那么多的行政事务，要转过来，就得有很坚决的态度，做很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转变过去那种党委包揽一切的老习惯、老传统。
他这篇讲话十分精彩。从道理到实施，讲得很全面，很系统。
他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各种社会成员当然具有共同的利益，但决不能无视他们的特殊利益。有矛盾，就要协调。政府固然要协调各种利益、各种矛盾；党委更要善於做协调工作。地方党委的五条职责中，就有一条叫做“协调本地区各种组织的活动”。党委自己包办了政府的工作，又包办了各种经济文化组织的工作，什么都是党委自己决定、自己执行，就使党委变成了当事人的一方，毫无回旋余地，实际上使自己丧失了本来应该具有的协调矛盾的资格。
党政不分使党委自己成了执行者，党政分开才能使党委真正具有监督的职能。为了提高效率，必须强化行政系统，但也唯其如此，必须加强监督。自己不能监督自己。你自己包揽了行政工作，就失掉了监督行政的资格。在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中，克服官僚主义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党委包办行政工作，自己就会成为滋长官僚主义的温床；相反，党政分开以后，党委不管日常行政工作，就能使自己真正成为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力量，以免“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集权体制不适应商品经济”
他讲了四条道理。这四条道理，都是说明为了不降低党的领导作用，为了使党委具有协调各方和监督行政的作用，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至於具体的形式、方法，他说那是技术性的问题，应该在实际中探索。干部配备，那是根据党政工作的具体特点如何适当调整的问题，也不应该成为党政不分的理由。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其他各项措施也就能够较为顺利而又平稳地逐步展开。
他说，党政不分这种状况，要作历史的分析。过去採用这种体制，有过去的历史条件、历史背景。这种体制，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是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强化的，是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相适应的。现在情况不同了。现代化建设需要发挥各种组织和各个方面的积极性，需要把各种组织的正常秩序建立起来。战争年代的体制不能适应和平时期的需要，群众运动的体制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高度集中的体制适应不了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形势、任务起了变化，领导体制就不能固守原来的那种方式，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
实行党政分开，千万不要把做党的工作的同志搞得灰溜溜的，好像犯了什么“错误”。其所以必须实行党政分开，是因为形势发展了，党的事业发展了，对党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家要高高兴兴地投入这场改革，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