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门前悬挂的联合国国旗降了半旗。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去世，联合国从来没有为谁降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公平。很多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广场上向联合国发出了言辞激烈的质问。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个极简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悼念周-恩-来，联合国降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第一，中国是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都数不过来，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分钱的存款。第二，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联合国照样为他降半旗。
瓦尔德海姆说完走了，广场上的外交官个个哑口无言。”
这个极具感召力的故事曾经成功的在几代人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记忆，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但是，谎言毕竟是谎言，这个纯属虚构的故事终有被揭穿的一天。
首先要指出的是，联合国下半旗志哀的传统早在其正式成立之前就已确立，1945年4月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尽管当时联合国尚未成立，但参与筹建联合国的国家都为他降旗志哀。自此以后，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逝世时，都有降旗之例。当然，也有例外，如“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萨特、德兰修女等有着重大国际影响的人物逝世时，联合国也曾降旗志哀，其中尤以1948年遇刺逝世的“圣雄”甘地开此先例，他虽然不具有任何政治身份，而不象罗斯福、周-恩-来等身为国家元首或政治首脑，但联合国仍然决定为他降旗，这才是前无古人的一代圣雄。
由于普罗大众对国际事务了解不多，许多人直到亲眼看见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逝世时电视上联合国降旗的画面时，才对以往联合国降旗“罕见”的说法产生怀疑，于是，一些人出于自欺欺人的目的，又编造出周-恩-来逝世时“不只降联合国旗，而是所有国家的国旗一起降”的说法来。
在此还要继续指出的是，根据联合国《旗典》第9条明文规定：“联合国旗下半旗时，会员国国旗一律不升。”可见，在联合国总部和日内瓦等场所中，在联合国降旗时不升会员国国旗本来就是定例（这份旗典颁布于1947年12月19日，现行版本为1967年修订，早于周-恩-来逝世前9年，根本不存在什么因为周-恩-来而改订新制之说），并没有什么可稀罕的，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各个会员国都为周-恩-来降旗的举动。至于所谓的联合国为周-恩-来降旗7日之说，仅见于个别纪念文章想当然的编造，即使是外交部也只承认在1976年1月9日周-恩-来逝世当天联合国降了旗。
真正希奇的是有多少国家会自愿为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逝世而降旗志哀，这就不是联合国能够决定的了。首先要承认的是，在周-恩-来逝世时也有一些外国为他降过国旗，比如斯里兰卡、马里等兄弟友邦，但这同去年约翰-保罗二世教宗逝世时从联合国到欧洲、从新教徒为主的美国到社会主义国家古巴、从印度教为主的印度到佛教为主的泰国、从伊斯兰教国家埃及到约旦等世界各国纷纷举国降旗志哀的场面相比，未免显得有些不值得太过骄傲。
在此还要说明的是，根据官方的说法，当时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是107个，而“有130多个国家和政党领导人先后发来唁电、唁函”，这种将“国家和政党领导人”合并统计的中国特色报道语言往往会让一些理解能力薄弱的读者产生误解，而实际上，众所周知，世界各国多实行多党制，很少有几个会象特色国家一样一党专政，比如一个日本就会有执政的自民党领导人（即政府首相）和在野的社会党、共产党等各党派领导人“先后发来唁电、唁函”，即使是“敌国”也不会禁止反对党的行动。当然，也不排除会有个别还没和中国正式建交的国家也表示哀悼，但其数远远不会有130-107=23。在此再次回顾一下去年逝世的约翰-保罗二世教宗，虽然梵蒂冈只是一个蕞尔小国，但包括尚未与其建交的中国大陆和朝鲜等都纷纷表示哀悼，在他的丧礼上，伊朗、叙利亚、以色列的总统一齐共祷，美国总统在教宗灵前下跪，东正教的宗主教亲自前往参礼，曾与天主教水火不容的英国国教未来领袖查尔斯王子将婚礼延后专程奔丧，这才是以博大的爱心赢得曾经的敌、我、友各方一致尊崇的典范。
再来看所谓的联合国秘书长讲话。
要强调的是，根据联合国《旗典》第一条明文规定：“对于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逝世的情况，联合国总部、联合国在日内瓦的办事机构以及联合国驻该会员国的办事机构将以联合国旗将下半旗的仪式致哀。”周-恩-来作为安理会五大国之一的终身政府总理，在他逝世后联合国降旗本来就是义务性的常规，根本无须联合国秘书长授权。至于联合国《旗典》第六条规定“联合国旗也可以根据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建议，为与联合国有重大联系的世界级领导人的逝世下半旗。”则是针对非联合国会员国领导人逝世的情况，比如前年逝世的阿拉法特和去年逝世的约翰-保罗二世教宗，联合国都曾降旗志哀，尽管巴勒斯坦和梵蒂冈都不是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
既然联合国为周-恩-来这位直到病逝都一直担任中国政府首脑的终身总理降旗，既不需要秘书长“特批”，此前也早有先例和规定，各国外交官们当然也不会象那些编故事的人毁谤的那么白痴地去“质问”，所谓的联合国秘书长讲话，其真伪相信不用再多费口舌，但在此还要再指出一下这“两条理由”的一些情况。
一、周-恩-来的遗产情况。根据官方现在披露的情况，周-恩-来夫妇从1958年到1976年收入共为161442.00 元，其中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交党费14000元，去世时积蓄5100 元。当然，周-恩-来个人生活简朴毋庸怀疑，更何况，只要收入合法，即使开销大些也没有道理管他，但把钱用于补助亲友毕竟不同于德兰修女一样全心奉献于底层最需要的贫民，只是能够更容易获得身边的人的感恩，而且在当时5100元的积蓄也算是一笔不小的财产了。再次声明，我既无意怀疑周氏夫妇的财产来路不正，也无意管他如何使用，我只是很疑惑，为什么以前我一直被告知周-恩-来“没有一分钱的存款”，而且还要假借一个根本不可能了解他的财产情况的联合国秘书长之口来宣传？我更感兴趣的是，在周-恩-来担任总理期间，有多少中国人能象他的亲友一样得到补助，有多少中国人的家中能有5100元的积蓄？
二、周-恩-来的子女情况。听说在海外曾经有人冒充是周-恩-来的“私生女”，这种把戏是很拙劣的，但周-恩-来也并非圣雄甘地一样的禁欲主义者。据《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1月6日）专题纪念文章，邓-颖-超曾两度怀孕，一次人工流产一次难产夭折，后丧失生育能力，可见周-恩-来没有子女非不为也乃不能也。这固然值得同情，也似乎不至于到联合国去夸耀的程度吧。更何况，一个连心爱的干女儿都不能保护的男人，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从小到大，周-恩-来曾是我和许多人最为尊崇的偶像，其中关于联合国“特别”为周-恩-来逝世降旗的故事反复加强了这个偶像的地位，以至于当了解真相以后，我对这个偶像产生了全然的怀疑——如果他确实足够伟大，那么为什么要编造这些谎言来欺骗我们去敬爱他呢？
回头再想想，不管周-恩-来到底有没有存款，有没有子女，又和他算不算“人民的好总理”有什么关系呢？到底他是不是个好总理，还得看在他任职总理期间到底为人民做了哪些好事。
有人常用当时周总理并不实际掌握权力、“身不由己”来为他开脱，官方媒体则往往用轻描淡写的“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来一笔带过，却不肯告诉我们他到底说过哪些“违心的话”，做过哪些“违心的事”。我们只知道他保护过一些老干部——主要是老朋友和老同僚，却不知道他没能保护乃至参与打击和迫害过哪些人物。我无意探究他是否对干女儿、亲兄弟、卫士长的遭遇负有某种责任，只想问问这位终身总理是否也要对当时的政局负有一点与其职位相称的责任？
不妨拿公司来做个比方，一个总经理如果仅仅不贪不占兢兢业业，是否就可以不用对公司业绩负责了呢？即使他是慑于董事长的淫威而唯唯诺诺曲意逢迎，在保全自己之外也保护了个别老同事，却任凭整个公司经营惨淡，那么他是否还够格继续担任总经理，一直到身患绝症仍要做到底，并以此获得哀荣，这也算是很有特色的吧。
姑且不问周总理在文革期间到底有哪些“违心”的所言所行，就来看看他在三年大饥荒（以往曾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但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在那三年间根本没有发生过超出常年的重大自然灾害，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承认：“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期间的非凡决策，在此摘录几段原外贸部副部长兼海关总署署长林海云纪念周总理对外贸工作的指导的文章：
“1960年因自然灾害和人为的因素，我国决定从国外进口小麦。当时，美国粮食很便宜，我们买不买？从经济利益角度着，买美国粮食当然好，但是从政治上考虑，我们不能买……在周总理指导下，我国对一些东欧国家的贸易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例如，我们对民主德国给予照顾，把我们国内供应也很困难的大豆卖给它。对亚洲国家朝鲜、越南更是如此，我们节衣缩食，挤出物资支援它们。”
“当周总理看到非洲马里等国需要从中国进口茶叶，而且其他生活必需品也很缺乏时，他不是从赚钱的立场出发要外贸部向这些国家推销茶叶等商品，而是指示我们派出专家帮助马里种茶、制茶，同时帮助它建设火柴厂、纺织厂、糖厂等。在对马里的援助取得一定经验后，接着帮助几内亚、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国搞工业企业的建设。1962年，我率领贸易代表团前往巴基斯坦商谈双边贸易和提供援助事宜。行前，周总理告诉我，我们可以给巴贷款，并且不要利息。如果到期后还不了债，还可以延期。到达巴基斯坦后，我拜会了政府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向他说明中国政府的这一意向。阿里很惊奇，既然是提供贷款嘛，怎么会不要利息呢？在我阐明了我国对外援助的政策后，他相信了。以后，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到我国访问时，接受了我国提供的贷款，又同我国签订了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方面的协定。”
“1960年，我国财政赤字已经高达80亿元，但为保证最低限度的国计民生的需要，还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国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他强调，在外汇的使用上，我们花一个美元都要认真考虑考虑！……在周总理直接过问下，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
基于如此非凡的对外政策，自然为一位终身总理在国际社会造就了非凡的哀荣。考虑到迄今他仍然在相当多的民众中间保有神圣的光环，如要发表对他的形象不利的言论，将招致无知者无畏的攻讦，但再回顾一下在这位“人民的好总理”的光环后面上千万饿死的中国人横尸遍野的情状（2005年9月中国民政部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对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我们不掌握”，而根据国内外历史学家的统计，当时非正常死亡的国人在1000万人至4000万人），我又不得不再次请问，“人民的好总理”，人民不好总理怎么好？
片面的报道和反复的谎言自然造就虚假的偶像，尽管在信息还没能透明之前幻象还难以破灭，但是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国人认识到，评价一个从政者，更多的要看实绩而不只是其个人品行。政客无圣人。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王笃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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