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1957年反右，在中国科学院这个国家级的科学殿堂，一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被推上政治祭坛。我在《中科院反右中消失的一页——寻找青年物理研究者刘治平》近四万字长文中，讨论了这一历史现象。

有读者告诉我，文章太长不能吸引年轻人。为此，我写了这篇相对短一些的文章，将刘治平的故事独立出来；针对官方记录里刘治平“为父报仇”这种唯成分论的偏见，我从第三节开始，补充了新的分析。从更大范围来看，在镇反运动中，很多青年大学生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些人永远失去了父母；然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成为共和国的新生代，最终以党的儿女自居。这种阶级出身与政治认同对立关系，恰恰颠覆了批判中对他们的指控，也部分地解释了他们的悲剧命运。

附录包括三部分文字，都是我在写长文时遍查网络无觅处的重要记录：一科技史研究学者熊卫民提供有关1957年中科院北京区人员统计的相关史料。二中科院物理所杜钧福老师所写物理所女研究生朱砚磐简历，1957年朱砚磐被划右派后，忍辱负重，但在“文革”中不堪迫害而自尽。三作家、科技史研究学者姚蜀平整理的《中国科学院京区单位右派名单》，其中列入了自然科学系所和部门的115位右派的名字和分类统计，还有中科院对“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统计。

附录中这些珍贵史料，为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线索，衷心感谢三位专家老师！

1957-1967：一位青年物理研究者的生死劫——从中科院反右开始的追寻

一谁是刘治平

我写那篇长文，前后几个月，篇幅将近四万字，为了搞清楚刘治平是谁，所涉何事，蹚入了中科院在自然科学家中反右的一潭浑水。

在修改长稿和写这篇短稿的这些日子，我也在“微信读书”上听书，这本书是盖伊·萨杰（Guy Sajer）《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Le Soldat Oublie），一个年轻的德国小兵，在二战的历史上原本如同炮灰，无足轻重。但他从血肉横飞的战争地狱中偶然地幸存了下来，并写下了他三年里的亲身经历。那些血腥、绝望和残忍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留下残影，其中浮现出另一个时空，这里没有炮火硝烟，却同样杀声雷鸣，无数的人如“文革”歌曲所唱道的：“拿起笔，做刀枪”，向自己的同胞冲刺过去。

关于反右，官方统计出来的右派是55万人，加上他们的家人，还有数倍于这个数字之外的“中右”“右倾”“反社会主义分子”等同类人物，这些人是不是炮灰一般的存在呢？这是一个残酷的比喻，细想一下，并不恰当——作为右派一类的受害人没有武器，完全谈不上两军对垒。唯一的关联在于，如同战场上被遗忘的士兵，除了赫赫有名的一些大右派，谁能记住那些永远沉默下来的小人物？

文章中的主角刘治平，1957年在中科院的学术圈里，也要算一个小人物了。他的职称级别也很低，是物理所的12级研究实习员。刘治平的同学李淑娴记得，他来自福建，1952年进入北大物理系时，是班上最年轻的一位。在两份1958年的官方记录里，他的年龄分别被标注为21岁、23岁。中国人有虚岁的算法，折中来算，我推测他可能出生于1936年。

尽管年轻，刘治平在物理研究中已崭露头角。大学三年级结束时，他在导师王竹溪（1911-1983）的指导下完成论文，发表在1956年第12卷第1期《物理学报》上。《物理学报》创刊于1933年，如今是中国唯一被SCI收录的中文物理类综合性学术期刊。王竹溪那时已经是中科院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委员，1957年获物理学诺奖的杨振宁是他在清华大学指导过的研究生。刘治平得名师指导，并在权威刊物上发表了论文，标志着这位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已经站在了一流学者的起跑线上。

杨振宁在“物理学家、教育家王竹溪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致辞（图片来自北京大学新闻网）

刘治平1956年夏毕业，进入中科院物理所工作。不到一年，反右开始了。1957年7-8月间，刘治平被定为物理所头号右派（“第一个点火人”），他的名字，一夜之间由中央媒体昭告天下。8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文章《中科院北京各单位右派分子纷纷现形》，8月1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栏目里播报此文，对刘治平的点名批判，占了整整一个段落。

刘治平从鸣放到反右期间的言论，被详细辑录在《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的第二册中。他先在物理所内受到批判，接着在9月份，与中科院其他四位青年右派一起，成为中科院北京区四千人大会连续四天所谓“辩论”会上的批判对象。

1958年2月，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对106名右派分子处理的意见》一文中，21岁（文中标注）的刘治平名列前茅。在对右派的六类处理中，他得到的是最严重的一类处理——劳动教养，其中，又有开除公职和保留公职两个级别，刘治平属于后者。

有知情人告诉我，刘治平先是被发配到黑龙江兴凯湖的农场，那里本是劳改农场，1958年3月开始接收来自北京中央机关的右派，包括劳动教养人员和其他戴上右派帽子（从二类到六类不同级别的处分）的人员。其中，中科院右派（二类处理，即监督劳动）多数在853农场。大概在1960年10月，因为中苏交恶，幸存下来的劳教者被看作危险分子，迁回至天津境内的清河农场。这两处农场，都在北京市公安局的管辖之内。

相对于刘治平作为右派的高曝光度，关于他的死，我没有查到任何官方记载。他的死因，在北大校友中也有不同说法：一说是他吃了毒蘑菇而死，一说是吃了七个饺子而死——他原本因工伤住院，又发现被病毒感染，吃饺子引发胃穿孔、腹膜炎，病情迅速恶化。因他已瘫痪数月，农场的医生也没有抢救。

时值1967年过年，被划为右派将近十年，刘治平葬身于清河农场的盐碱地，死时不过30出头。

二丧钟为谁而鸣？

中国1957年反右以后的十年，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运动中被整死、自杀者不计其数。右派、劳教分子和就业人员的刘治平，没有遗言，没有遗物，死得无声无息，这种情形并非罕见。我奇怪的是，刘治平并没有被开除公职，但查不到1979年以后中科院为他的右派问题予以改正的消息，也没有物理所为他恢复名誉或开个追悼会的记录。如果不是他的北大同学和清河农场个别难友提及，这一切就像从没发生过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当年，刘治平在北京受批判时，牵连过一位远在兰州大学的研究生，他的同学顾雁。仅因为和刘治平的通信，顾雁被划为右派，这改变了他的前半生——他被下放到天水劳动考察，后与张春元等人共同创办地下杂志《星火》，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

我追踪刘治平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最初只想弄清楚，刘治平是谁？为什么和他通信就落入陷阱？结果发现，他是这么年轻和优秀的科研人才，不仅如此，我还看到另一幅诡异的图景，即科学院以区别对待的政策保护了一批自己有成就、国家有需要的资深科学家，却将青年科研工作者推到了政治祭坛上。他们成为自然科学家中右派的主体，代表了自然科学界反右斗争的战果。

60多年过去，有媒体在报道中科院反右时，重在赞美当时科学院领导和高层的沟通，强调对自然科学家采取了区别对待的保护政策；可是，像刘治平这样一批无辜受害的年轻科研人员，他们的生命代价被抹杀了。这种赞美，还催生了另一种更简单化的论断，仿佛科学院得到过一面盾牌，自然科学家可以自外于反右运动。

事实是，1957年反右，不仅在科学院掀起巨浪，而且造成了本应该成为科学共同体的科学家一次大分裂。当然，读者还可以问，在从肃反延伸过来的反胡风运动中，有艺术家共同体吗？有文化工作者共同体吗？有知识分子共同体吗？其实也是没有的。但1957年反右运动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它以空前的规模以言治罪，自然科学家不可能幸免。反右所针对的言论领域是如此广泛，从公开的鸣放意见到私人空间的个人交谈，从大字报、辩论会到日记书信记录等，我在那篇长文里有具体分析。从中可见，与基层鸣放中较少政治表达的情形不同，在国家级的科学殿堂，这些科学研究人员讨论了很多政治话题，包括肃反、反胡风运动的错误，苏联对斯大林独裁的批判等。他们呼吁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要求广开言路，加强法制，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他们还探讨了关于人事制度、干部政策、党员作风等许多问题……而反右开始后，这些言论全都成为罪证。

我也设想，刘治平，如果他不问政治，能不能躲过一劫？

我觉得，我们设想一位科学研究者要靠隐藏思想、莫谈国事的态度来求生存，这又怎么谈得上忠于真理、探求未知的科学精神呢？还有，尽管你不想过问政治，但政治还是会来过问你，因为1949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不断，政治扫荡着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没有什么人可以自外于政治。

刘治平在1952年进入北大，现在来看，只是一时的幸运；因为那时大学录取还没有实行严格的政审。但他父亲在镇反中被处死，早已开始牵连到他——还是一个中学生时，他曾因此被开除团籍；北大肃反期间，他又受到审查。当他被中科院当作右派典型抛出时，在《人民日报》的报道和后来的官方文件里，一律把他父亲的“罪行”和下场当作他本人思想反动的根源。可见，无论他怎么努力，实际上逃不脱被划入另类的宿命。

是不是将刘治平这类人物清除出去，科学界就得到了纯洁忠诚的群体，受信任的科学家就能高枕无忧了？短期看来似乎如此，长远来看，却是无效的。1967年初，当刘治平在劳教农场的医院里奄奄一息时，“文革”浩劫已经到来，那些批判过他的人们，自己也陷入了灭顶之灾。

从1957年反右到“文革”浩劫，揭示出这样的教训——文明的堤坝不是突然塌陷的，之前每一次反文明、反人道的激流，都在击穿它的底座。而此时，那些先就被碾压的受难者，则成为更脆弱和易受伤害者。1957年中科院四千人批判大会上，有五位青年被抓出来当典型，其中之一徐刍，被划右派后送劳动教养，在“文革”中丧生。中科院被划为右派的二百多人，很多人失去专业前途。那些被调出原单位，在劳教农场或其他地方监督劳动的右派，那些被驱遣回家自谋出路的人，他们个人和家庭遭受的人格侮辱和人身伤害，可以查到的文字有限，但从其他人的回忆里可见一斑。有些人在“文革”后回到科研或教学岗位，还有一些人，没有在网上留下任何痕迹；即使他们幸存下来，显然已流失在社会底层。只有被送兴凯湖或清河农场的劳教人员和被监督劳动的右派，我在同样流放到这两个农场的幸存者如戴煌、巫宁坤、殷毅、杨崇道、冯志轩、从维熙、辛秋水、赵文韬、王书瑶等人的回忆录中，看到了一些名字。我能追述刘治平的故事，也是得益于他们回忆中的记录。

三摒弃亲情与政治认同

前面我设想，如果刘治平不问政治，能否逃过一劫？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被归之于“反动官僚”家庭所属的阶级，是需要清除的所谓“残渣余孽”者。然而这里还隐藏着另一个问题，限于篇幅，我在那篇长文中没有展开；要理解刘治平的冤案，却是绝不能回避的要点，那就是他的阶级出身与政治认同。刘治平在现实中所发表的言论证明，他的思想基础，与他父亲没有关系；这种思想的底色是20世纪50年代的红色主旋律——共产主义，这个现象又意味着什么？

从官方记录中我们读到，刘治平的父亲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被处极刑，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对106名右派分子处理意见》一文中，这一事件，被归入刘治平“历史上的主要问题”之一，但对这位父亲，只有两句说明：“曾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中统特务”，以下没有列出他的任何具体罪行。我认为，如果刘父真的负有血债，这里列出来，才能说明罪大恶极。但此处没有列，那么也很有可能，他仅仅是因为所任职务被处决。

福建镇反运动中，对“反革命”处决比例较大，这在毛泽东转发福建省公安厅关于镇反情况报告的批语（一九五一年四月七日）中也承认的。而福建镇反中有错捕错杀，这方面也有研究予以确定。高绵在《解放初期福建镇压反革命运动述评》一文中写道：福建的镇反运动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肯定，并获得毛泽东的赞扬。毛泽东并将“发动最广大群众参加镇反工作和派遣工作组下去巡视镇反工作”，作为最值得重视和推行的福建经验。这种“群众专政”的方式，如今我们看有关暴力土改的访谈，可以得到相关认识。

高绵在他的文章中，高度肯定了福建镇反的必要性和意义，但他毕竟也不能不承认，在轰轰烈烈的行动中，镇反也出现了偏差：“部分干部和群众滋长了‘左’的情绪，企图单纯以杀人解决问题。由于这些原因，逮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处决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反革命分子，甚至张冠李戴误伤好人。”（《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1期，第50页）。文中有一个统计数字，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5月，福建全省逮捕各种反革命分子85293人，处决26129人。我根据这个数字来计算，处决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30.634%）。由于看不到这26129人的案情记录，因而无从得知究竟哪些人属于可捕可不捕、可杀可不杀者。如果这里的误捕误杀全都由“偏差”二字来笼统概括，而实际上没有进行过对每一个人的具体甄别，那么我们也无法知道，“偏差”究竟意味着什么？涉及到多少条人命？又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偏差？应有的法律程序在哪里？

再说刘治平，他父亲被“镇压”（镇反运动中对处决“反革命分子”的替代说法）时，他才十四五岁，尚未成年。少年丧父，自古以来便被看作是人生的至大不幸。但在1949年以后的新时代，中国的很多家庭，对亲人被“镇压”这般不幸，是存而不论的。因为那种疾风暴雨的群众运动和雷厉风行的处决过程，已经震慑了所有人。被处决者的家庭或已分崩离析，孤立无援，或为保护子女，只能噤声。而未成年子女势单力薄，不会也不敢去核查事实。我们如果阅读1951年的吴宓日记，可以看到与土改和镇反相关的多条记载，其中有很多残忍的暴力行为和家破人亡的惨剧，在校师生受到影响，以至于自杀和精神失常，都是他亲眼所见。吴宓的继任妻子邹兰芳两位兄长被镇压后，她本人，继而是吴宓不得不承担起养育、接济邹兰芳一家九口人生活的重负。当邹兰芳“泣谋葬兄”，吴宓亦函示“只可效光武痛𬙂遇害时泪湿枕席，庶能免祸而全身云云。”（《吴宓日记》续编第一册，1951年2月28日记）

像吴宓这样饱经世故、不忍看革命的暴力血腥者，毕竟也不敢公开表达。而年轻一代中，即使家庭遭受重创，由于追求进步，或为了争取个人前途，绝大多数人，除了拥护新社会，并无其他道路可走。吴宓从学生代表发言中得知，一位杜姓学生，兄被枪决，父服毒自尽，“而杜生怡然学习，毫不动心改容，认为父兄咎有应得，足征进步云云”，吴宓日记中按语：“杜生之真意如何，吾侪实未知。”但在公开场合，确实有很多证据表明，这些家庭的子女，无论情愿或不情愿，都必须表态与父母的罪恶切割。尔后，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党的教育下，产生了这样的共和国新生代，他们背弃家庭，与父母划清界限，最终以党的儿女自居。

我不知道少年刘治平怎样度过了父亲之死的心理关卡，可以看到的是，他凭自己优异的学习成绩，自尊自强地存活下来。而且，他努力加入共青团，将自己融入剥夺他父亲生命的政治力量之中，显示出共产革命中常能见到的“大义灭亲”之举。

然而，在官方文件里，我们看到的是，他要求进步的政治选择被彻底抹杀，他的丧父之痛被强化为“政治污点”，那种无法选择也无法改变的父子关系被妖魔化，小小少年成了这样的老谋深算者：“刘于1950年隐瞒其父反革命罪行混入青年团，1951年在三反运动中，因坚持反动立场、图谋报杀父之仇，被开除团籍。”所谓“坚持反动立场”，有可能他讲过同情父亲的话，但若他真的认定父亲被冤杀，若他真有为父报仇的志向，又何须入团，追求政治进步？如果他与父亲的血缘亲情高于他对政治立场的选择，他又怎会在1957年6月向党写出那样掏心掏肺的诗篇？诗中自称是党的“青年儿子”，他要把一颗心“献给您——党”/“因为这颗心里面，/含的是沸腾的爱，还有赤红的鲜血”。

我还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以此说明这种子女背叛家庭的普遍性和时代意义。1958年，杨沫的《青春之歌》出版，杨沫本人和她笔下的女主角林道静，都是出身于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可是她们克服了种种思想感情的弱点，终于走上了革命道路。这种反宿命论的书写，彰显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光明前途，它在一定意义上颠覆了唯成分论，鼓舞了无数因家庭出身而“背包袱”的青年学生。在《青春之歌》里，阶级顺序是按照革命的逻辑固化的，工农阶级处于光明和优越的地位，剥削阶级则在道德和政治上一路溃败。那么像林道静这样在一个阶级混血的家庭里长大的小知识分子，其实也像所有被毛泽东论之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知识分子一样，何去何从呢？

《青春之歌》把这种阶级排序浪漫化，赋予工农阶级的革命者以人格魅力。出身于旧官僚家庭的林道静，通过和这些理想人物结缘而达成自己的政治认同，从而与革命环环相扣，以身相许。我认为，这一主题要素，正是《青春之歌》大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它满足了整整一代青年皈依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想象。革命的天生骄子，工农子弟可以在小说形象中找到自我的完美镜像，而被划入另册的年轻人也看到了自己的前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啊。否则，《青春之歌》怎么能达到这么高的发行量？短短半年时间，它发行了39万册，至1959年6月印刷13次，发行121万册。

同理，当刘治平听到党的鸣放号召；看到他的母校北大“五一九”运动开展起来，他势必敞开心胸，毫无戒惕地传递起北大的火炬。直到反右开始以后，他还试图为同道鲍诚光辩护。这就是“青春之歌”的基调所在，在新中国的颂歌声中，在共产党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不可能将个人前途寄托在已化为枯骨的父亲那里。正因为如此单纯和真诚，他也不可能料想到，这场最高领袖发动起来的鸣放将是一场“阳谋”，是引蛇出洞。

还有一个细节可以在这里得到解释，在1957年8月15日的新闻联播里，《中国科学院北京各单位右派分子纷纷现形》涉及刘治平那一段，是这样结尾的：“这几天来在多次会上受到群众批判后，他表示愿意坦白交代，并且已初步交代了些材料。”

除了交代，还有“材料”，在反右的高压态势下，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人还能如何自保呢？他表示全身心地臣服，更紧密地向党靠拢，并且毫无保留。他所交出的与北大好友反右期间的通信，不久到了兰州大学；于是兰大的右派名单里，增加了顾雁的名字。

而以亲友间书信定罪，何止是在反右中。共产革命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它必须在现实中贯彻“大义灭亲”的情感逻辑。所谓“义”，即至高无上的阶级性、党性；在这些观念操纵下，亲可灭，任何人伦关系也可以灭，万般皆下品，万物皆可灭。

四抵抗命运

不过，刘治平的故事没有到此结束。看起来，他对自己的命运几乎是无法选择的：党的阶级路线已经预先设定了他之为异类的属性。可是，在这种不公正的处境里，我看到了前所陈述的第一个挑战，这是对自我的挑战。很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在党的怀抱和家庭之间，选择了背叛家庭。刘治平所谓“隐瞒”出身，“混入”共青团，原本是一场自我革命；这与《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与作家杨沫没什么两样。他要证明，自己将成为“反动官僚”家庭的逆子，一个共产主义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