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柯克（Charlie Kirk），美国转折点组织创办人暨执行董事。图为柯克于2018年7月26日在华盛顿乔治华盛顿大学举行的“高中领导力峰会”上发表演说。（Samira Bouaou/大.纪.元;）

美国知名保守派青年领袖、非营利组织“美国转折点”（TPUSA）创办人31岁的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2025年9月10日于犹他州一所大学演讲时遇刺身亡，引发全球关切，到处出现哀悼场面，而美国总统川普还下令为他降半旗。

年轻殉道者查理‧柯克

柯克是一位虔诚坚定的基督徒，也是坚定的传统价值观的拥护者，更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政治现场组织者、网红、电台主持人、非营利组织领导者和公众演说家。2012年18岁时就与他人共创TPUSA，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保守派会议和大学校园的演讲、辩论。9月10日是柯克秋季学期全国大学巡回演讲——“美国回归之旅”的开端，没想到演讲进行了约20分钟后，他就遭枪杀。

凶手是个22岁的年轻人，出身共和党保守派家庭，曾经是个成绩优秀的有着保守思想的开朗年轻人，但上了大学只念了一年就变成极端左派分子，参加了一些极左组织，接受仇恨暴力的洗脑，思想开始极左。再经美国极左媒体成年累月的宣传蛊惑—妖魔化查理‧柯克是纳粹法西斯，把倡导回归信仰、回归传统、回归常识、回归家庭等等所做的努力视为异端，终而认为诛杀有理。

我们不禁会有这样的疑问：正统、保守的家庭培养理念为何在极短时间就被异端邪说击垮？柯克善意、动人的公开演说、论辩为何难敌妖魔邪说？当今的大学是否已是极左思想主义者的温床？

魔性强烈的社会主义

大体而言，左派崇尚社会主义，右派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拥护者。不过，“社会主义”（socialism）这个名词却难有明确的概念。社会主义派别很多，激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温和渐进的费边主义是两个极端，其间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等。他们之间的不同是在方法上，而终极的经济结果是一致的，亦即生产手段国有，分配和交换则由中央统制，以衙署命令取代市场机制，以社会正义取代利润诱因。

社会主义自1848年以来，百年之间吸引众多知识界领袖的认同，但它在清明的思想界曾经没落过，且那些反社会主义的议论，竟然有些是出自社会主义阵营份子，该现象被称为“社会主义者的觉醒”，主因有三：一是社会主义下的生产不但不比私营企业的生产多，反而是大减；二是社会主义并未导致它所许诺的更大社会正义，反而建立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而且是比以前更严峻的社会阶层；三是社会主义并未实现更大的自由，反而助长新暴政的出现。

尽管有过这种转变，但在社会变迁下，政府的职务除了维持治安与国防外，服务性的措施扩展了。由于市场机能无法妥善解决若干经济问题，于是政府进场干预补足，但往往让市场功能瘫痪了。另一方面，热心的社会改革家，虽放弃诸如生产手段国有化的传统社会主义步骤，但新方案对于自由的危害并不小于传统的社会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是明目张胆、公然扼杀自由，新的方案则是暗中蛀蚀自由。前者是“热的社会主义”，后者是“冷的社会主义”。

冷的社会主义者大都是自由主义者，他们也承认私有产权，也尊重民主的政治秩序，因此他们比热的社会主义者更能获得拥护和支持。已故的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M.Friedman）就说：“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自由的扩张看作是促进福利与平等最有效途径，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则把福利与平等看作是自由的前提条件或自由的替代品。”于是强制性的所谓“福利措施”应运而出。

洞悉社会主义祸害的先知米塞斯、海耶克

对于社会主义的祸害及批判，奥国学派的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和海耶克（F.A.Hayek，1899~1992）两位是代表性人物。米塞斯系由自身生活经历中体悟到经济干预和社会主义的危险，坚持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他在1920年写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计算问题〉（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这篇批评社会主义的一鸣惊人文章，1922年再将之扩充为《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分析》（Socialism：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这本书，指出社会主义既然承诺取消资本财货的私有产权和交换，就必定无法让资源作有效率分配，毕竟中央计划者根本不可能得知如何有效率分配资源，任何形式的官僚制根本无法替代市场价格体制。本书虽一炮而红，却让全球的社会主义者都讨厌他。

当1930年代在德国迅速蔓延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即将取得胜利时，米塞斯明白其随即会威胁奥地利，一旦纳粹占领奥地利，盖世太保一定会找他，于是在1934年避居瑞士日内瓦。在瑞士期间，他写出了毕生最重要的著作《人的行为：经济学专论》（Human Action：A Treatise on Economics），但直到1949年才改写成英文出版。该书第235页里写着：“当今大多数大学里以‘经济学’为名所传授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否定经济学。”而1948年之后大学课堂里的“经济学”几乎都是“凯因斯经济学”，就是认为政府可精心调节整体经济，虽然仍强调“市场”，但其实是赋予政府以各种政策来“干预”，骨子里是道道地地的社会主义。配合当时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整个美国都被社会主义淹没而不自知。经历社会主义奴役社会的米塞斯，在1940年移居纽约时惊觉事态严重，赶紧在1944年接连写出《官僚制》（Bureaucracy）和《全能政府：极权国家与总体战争的兴起》（Omnipotent Government：The Rise of the Total State and Total War），一小一大的两本书力挽狂澜，奈何曲高和寡，不但撼动不了潮流，自己还备受冷落，无法在大学谋得正式教职。

至于海耶克这位可算是米塞斯弟子的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国学派第四代掌门人，在1944年也写了《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这本畅销全球的书，该书也在揭穿社会主义的真相，其影响力虽远高于米塞斯的著作，但海耶克却备受学界冷落。他认为“社会主义对当时的美国人是思想上一种新的感染，他们对于罗斯福的新政狂热仍在高潮中，那时有两群人，一群是普通公民，他们对这本书颇感兴趣，但从未读过它，他们只是有听到这本书是支持资本主义的；另一群人则是学术界人士，他们正中了集体主义的毒，感到这本书是对最高理想的一种背叛，必须加以辩护。”因此，海耶克遭受到不可置信的辱骂，其严重程度甚至到了完全毁坏他在事业上信誉的地步。1949年海耶克也移居美国芝加哥，并不是由芝大经济学系聘任，而是受“社会思想委员会”所聘。虽然被大学冷落，但海耶克在受欧美诸国邀请宣讲《到奴役之路》时，遇到一些志同道合者，但散居各处，于是在1947年4月1日成立“蒙贝勒兰学会”（the Mont Pelerin Society，简称MPS），邀集古典自由主义者每年集会共同交流，维系并推广古典保守自由主义。到1978年80岁高龄时，海耶克想把终身辩驳社会主义的任务作一了结，于是想邀请全球居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与自由市场秩序主张者，相聚一堂，举行一场摊牌式的大辩论。不过，由于拟邀请的人选难产而未能实现，海耶克只好将准备辩论的备忘录稿整理成书，在1988年以《不要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The Fatal Conceit—The Errors of Socialism）书名出版。海耶克为使本书能有“宣言示”效果，下笔时避免艰深的析理，不用注脚，希望一般读者乐于阅读。

米塞斯和海耶克这些奥国学派学者都主张一种全面的自由市场，也就是无须干预的经济状态。而米塞斯一生致力于揭露真相，一辈子捍卫保护私产、公理正义之前人人平等、主张市场自由，却被像个国家政敌般看待，迄今全球各地的政客仍对他的学术遗产心存疑惧。菲律普‧巴古斯（Phillip Bagus）和安德列亚斯‧马夸特（Andreas Marquart）两位德国学者在2014年出版的《国家偷走我的钱》一书中告诉我们：“显然他们害怕，万一人民知道真相，发现原来国家在经济与社会上的干预，经由事实证明是错的，根本弊大于利，那么他们恐怕就会沈沦到无轻重的地位。”

他俩也对“为什么奥国学派的理论从来没被一般民众听说过呢？”在书中释疑说：“对国家与政坛人士来说，奥国学派理论让他们感到超级不舒服。而且因为还没有人成功反驳过此学派的学说，所以让这些东西销声匿迹是最简单干脆的方法，不准教导、也不许在课堂上讲授。无论是大学或其他（公立）学校都不行，而有些教授就算百分之百知道他们自己（必须）传播的知识是不良理论也都噤声不语，因为太啰嗦，可能工作就不保了。如果他们对国家统治提出质疑，他们还能继续坐在位子上吗？因为这些议题是禁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今世道，身为经济学家却支持奥国学派，就会在国家掌控下的教育体系内不得其门而入。而且，不仅觅教职难，个人收入与学院名声都会被大打折扣，就像米塞斯的遭遇那样—终生被拒于国立大学门外，不曾在那些学校成为正规教授。就像是罗斯巴德（M.Rothbard，1926~1995）这位奥国学派第五代的代表人物，晚年时虽获得拉斯维加的内华达大学教职，但从未被授予指导论文的权力。

夹缝中存活的奥国学派

绝大多数的奥国学派都主张一种全面的自由市场，也就是无须国家干预的经济状态。但因政客最热爱的活动就是给社会制定一堆规定和法律条文。对于国家和政治面来说，他们一定得为所有经济与社会问题找到可以怪罪的对象，米塞斯在《官僚制》书中就写说：“经由国家介入而造就的所谓‘进步’政治，其支持者最爱用的政令宣传伎俩，就是把当今世况所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都归罪于资本主义，但一切好的、善的，都归功于社会主义。他们从来不发功夫去为其令人迷惑的原理提出实证，也向来不为其国家经济原理的争议辩驳。他们全心投入的焦点在于侮辱对手，以及怀疑对方的动机。但很不幸地，一般人民并无法识破这其中的诡计。”为了让一般民众不识破这其中的诡计，就得极力将好的学说和更好的理念隐藏起来，而不良学说与不良思维成为主流，一代接一代学习流传。米塞斯亟力寻求突破。

米塞斯夫妇在1940年移居美国纽约，系由洛克斐勒基金会资助，像其他古典自由主义者一样，在威廉‧沃克基金会支持下，米塞斯担任纽约大学无薪客座教授，在纽约大学研讨会和他的公寓非正式讨论会上，吸引了慕名而来的大学生和高中生，聆听他精心准备的演说，长达二十年。虽然培育一些人，但只可说凤毛麟角。他的著作也对“学界以外”的美国人起到了影响，其中最著名的是小说家艾茵‧兰德（Ayn Rand，1905~1982）和记者兼专栏作家赫兹利特（Henry Hazlitt，1894~1993）。

俄裔美籍的艾茵‧兰德，1926年流亡美国后，短短几年就以非母语的英文写作在好莱坞电影圈和百老汇戏剧界成名，后来又经由报纸专栏、小说和哲学作品成为影响卓著的公共知识分子，被誉为“重写世界的女性思想家”。她生前每周末在自己的公寓私人授课，知名的前美国联准会（Fed）主席葛林斯潘，在硕士生时每周都去听讲，深受启发，将兰德视为精神导师。兰德的重要著作有《阿特拉斯耸耸肩》、《源泉》、《自私的美德》、《一个人的颂歌》、《致新知识分子》、《资本主义：未知的理想》等，而《阿特拉斯耸耸肩》是最具挑战性意义的小说，被誉为“继《圣经》之后对当代美国人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做为哲学家，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受到举世瞩目，层面涉及政治、经济、流行文化等等，影响广泛而深入。她的最知名追随者除葛林斯潘外，还有前美国总统雷根、好莱坞巨星安洁莉娜裘莉等人。

赫兹利特是米塞斯的仰慕者，他堪称是美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经济专栏作家，曾任职于《华尔街日报》、《纽约邮报》，并为《纽约时报》撰写社论，批评罗斯福“新政”不遗余力。他在《纽约时报书评》大力推荐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并安排美国各地的宣讲，使该书晋入畅销书之林。他也协助米塞斯的《人的行为》等著作找到出版商出版。1946~1966年，他在《新闻周刊》辟设固定专栏，教育数百万读者了解经济学入门知识，并传播自由经济观念。赫兹利特的最重要著作《一课经济学》（Economics in one lesson），一出版即成畅销书，销量超过一百万册。他一生写作不辍，共有18本著作和无数评论文章。重要著作还有《通膨、美元、货币的一课经济学》、《凯因斯经济学批判》、《道德的基础》等。他一生以捍卫人的自由、经济自由为职志，每每对于政府干预经济的错误政策抽丝剥茧、予以抨击，并且强调要看政策的长远和全面的影响。赫兹利特以米塞斯为榜样，在原则上豪不妥协，却也因此被迫放弃了四个新闻舆论界的高薪职位。

尽管1982年在奥本大学成立了“米塞斯研究所”，该研究所在1987年创刊《奥国学派经济学评论》（一年后改为《奥国经济学季刊》），而且也有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出版的《卡托季刊》和《市场过程》等属于奥国学派的极少数学术期刊，而米塞斯研究所也举办会议和提供助学金、研究指导、参考书目等活动来延续奥国学派香火，但奥国学派和奥国经济学都属于边陲，尤其在凯因斯经济学兴起，数理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当道之后，在一般大学的经济学教育上，早已不见奥国经济学。纯奥国学派学者都很难在大学谋得有薪教职。

反观来自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却在美国知识分子中开枝散叶。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进入高校，女权、族群平等、环保主义等激进理念成为教育主流。学生与青年教授将欧洲的变种社会主义作为美国教育的新方向。这些思潮本意在促进社会平等，但逐渐沦为分化社会的舆论工具，社会对立与敌视的情绪中，被割裂成难以共融的群体，评论好坏人的标准从道德的优劣变成身份标签。当拜登民主党2020年上台，实施激进社会主义的民主党议程，将社会主义政策发挥到极致，眼见美国一步步走入汤玛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预言的“不归路，将如罗马帝国当年的殒落般下坠”，没想到2024年共和党川普竟冲破重重难关，再度当选美国总统，刻正急切地扫除社会主义，让美国起死回生，原因何在？美国年轻人的觉醒是主因。再深入观察，查理‧柯克和他成立的“美国转折点”居功厥伟。

查理‧柯克异军突起

正如十年前就受邀到“美国转折点”集会演讲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创始人兼总裁杰弗里‧塔克（Jeffrey A.Tucker）所言：“柯克创办的并非一个专注于室内游戏和学术秘传的私人知识社团。”被这个组织和柯克吸引的人，并非优等生、游戏玩家、野心家和老师的宠儿。塔克认为，柯克的工作是为“难民”们提供一个家，而这些“知识分子难民”来自大学圈子，他们迫切地渴望了解真相。因为他们的好奇心、思想的独立性而受到羞辱、惩罚、排斥和恐吓，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他们屈服于校园里那些占据主导地位的奇特意识形态。柯克给了他们一个港湾，并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确信，他们并不是疯子，也没失去尊严，而事实上，他们可能是对的。

塔克指出，21世纪美国主流校园里，其课程总会以妖魔化白人基督徒男性及其在历史上所代表的一切为最终目的。是对西方思想体系的谴责，对基督教信仰的否定，将白人身份与男性气质视为应予消灭的病态，并宣称校园内所有思想、言论与行为都将受到监控以确保安全。于是时时刻刻都在收到这样的讯号：整个性别群体、整个族群、整个信仰传统，其本身便已遭到谴责，而这一切是发生在开学第一天的第一堂课开始之前。塔克感叹说，这一代的大学生在校园里饱受恐吓、羞辱和训斥，被非人化对待、被严格监管。对于这些学生来说，除了丧失斗志之外别无选择，他们从未真正接受过教育，对历史毫无真知灼见。结果是整整一代人被剥夺了权利，整整一代人遭到了背叛。

塔克在“美国转折点”对4百名充满好奇心的学生演讲之后才明白，这些年轻人根本没受过传统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个体制之中，他们所受教育的本质是憎恨自己的国家、憎恨他们传承下来的宗教、憎恨他们的家庭结构、憎恨他们历史中的道德和习俗，最终则是憎恨他们自己。

柯克的“美国转折点”以“信仰、家庭、自由”为本质，提供了另一条道路，致力于将人类尊严从大学官僚主义中拯救出来。柯克倡导和平对话与理性辩论，鼓励坦诚交流不同思想与观点。他的使命不断发展，并开始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他口齿伶俐、博览群书，对米塞斯、海耶克等奥国学派的学说知之甚稔，其智力成长日益显着。柯克勇敢地走进校园，并在美国各地举办现场研讨会，而且延伸到欧亚，直接邀请学生就所有热门话题展开辩论，以敏捷的思路和清晰的逻辑，劝导年轻人独立思考，拥抱婚姻、养育子女，过健康、有信仰的生活。讨论的课题无所不包，举凡种族、性别、宗教、政治、历史、跨性别等等。柯克从不隐藏自己的观点，更是无所畏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的“简单常识”震撼了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迷惑的年轻人，许多青年因此回归理性、回归人性、回归信仰。除了针对迷茫的年轻人之外，柯克也邀约各界人士一起从事回归传统、致力于崇尚自由和人类尊严的事务。由他遇刺之后引起的全球悼念、追思会中冠盖云集足可得知其影响力之巨大。

接棒柯克风起云涌

如塔克所言，如果凶手的目的是让柯克闭嘴，那么结果正好相反，它激发了一场全球运动，并非建立在复仇的幻想上，而是以找寻真相为首要原则，重新致力于崇尚自由和人类尊严。

柯克形体虽去，但其精神却活在世人中，我们但见柯克遗孀接起“美国转折点”担子，19岁的布里林‧霍利汉德（Brilyn Hollyhand）立即接班柯克，无数申请成立“转折点”的学校如雪片飞来，世界各地无数年轻人高呼“我是查理”。看来查理‧柯克的精神已然薪火相传、快速扩大，“接棒柯克”已是“难行能行”，而“截窒世下流”、“真人回归”、“人类得救”已然在望！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