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北京，在一次大游行中，红卫兵挥舞着毛泽东的“红宝书”。年轻人很容易被操纵，当他们为了自己认为的正义事业而齐心协力时，这些事业往往以灾难和大规模暴力告终

我曾广泛阅读和撰写过有关中共党魁毛泽东（1893—1976年）统治下中国人民所遭受苦难的文章，例如拙文“消灭产权制度将摧毁社会秩序”（Eliminating Property Rights Destroys Social Order，04/25/2023）。然而就在上个月保守派青年运动领袖查理‧柯克（Charlie Kirk，1993—2025年）遇刺事件后不久，听到一位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位于俄亥俄州的一所私立大学）学生发表的一段简短言论，我感到非常震惊。

这个学生是个毫不掩饰的受毛泽东思想启发的革命者，主张对“反动派”（reactionaries）和“资本家”（capitalists）实施更多“政治暗杀”（political assassinations），并限制其言论自由。她希望“某些人”在“公开场合表达意见时感到恐惧”。

在大学课程中，她学习了毛泽东时代中国“暴力革命如何解放了千百万人民，解放了妇女”。

她的观点很极端，但她却并非孤例。一项针对美国排名前150位的大学的题为“校园言论：调查显示66%学生支持用嘘声压制校园演讲者”（Campus speech: Survey finds66% of students support shouting down campus speakers，09/27/2021）的调查发现，近25%的学生表示，使用暴力压制有争议的演讲者是可以接受的。在一些女子大学，50%的学生提倡使用暴力。

这位奥柏林大学的女生既自鸣得意，又无知无畏，如果她参加了查理‧柯克的活动，很可能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但想想看，如果她问查理一个关于中国的问题，他可能会告诉她以下这些事实。

英国记者贾斯珀‧贝克尔（Jasper Becker）在他的著作《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1996）中解释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共产党的公开目标之一就是消灭家庭和爱所产生的纽带：

“我们要把人民公社当成自己的家，不要太注重自己家庭的组建……世界上最亲爱的人是我们的父母，但他们比不上毛主席和共产党……因为给予我们的一切不是家庭，而是共产党和伟大的革命……个人的爱情并不那么重要：因此，女人不应该占用丈夫太多的精力。”

也许那位奥柏林学生认为家庭的毁灭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贝克尔写道，由于集体化和普遍的饥荒，“因耕作牲畜的短缺，妇女被迫把自己套在犁上，充当苦力，（因体质下降到极点，）许多人患上子宫脱垂。”

如果“解放”（liberation）意味着赋予某些人专断的权力，让他们制造恐惧和恐怖，那么在毛泽东时代，一些女性的确拥有强大的力量。贝克尔写道：“一位20岁的女孩，黄秀莲，公社妇联主任，割掉了四个社员的耳朵。”

毛泽东饿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幸存者沦为共产主义公社的奴隶劳工。饿死的人如此之多，以至于贝克尔写道：“很少有尸体被埋葬。许多人只是躺在家里，然后死去。”

母性本能被摧毁。一些母亲会对孩子藏起食物，担心孩子会向当局透露这些食物。

贾斯珀‧贝克尔和荷兰历史学家弗兰克‧冯客（Frank Dikötter）都在书中记述过毛时代的食人现象。冯客在其著作《毛泽东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2018）中写道，父母们让自己的女儿（男性被认为更有使用价值）饿死，然后将尸体与另一个家庭交换食用。这被称为“易子而食”。这就是毛泽东将女性从生活中“解放”出来的一个表现。

无限的权力导致性暴力，而女性毫无防御能力。贝克尔写道，毛泽东的解放意味着“女性遭受羞辱，遭人将棍棒插入生殖器”。

冯客记录道：“没有上班的孕妇，被迫在隆冬时节脱光衣服，然后强迫她们从事破冰作业。”女人们在工作中流产的情况屡见不鲜。

冯客写道，在党的官员中，“强奸像传染病一样在道德崩坏的环境中蔓延”，一名官员“几乎对村里的每一位未婚女子都‘动手动脚’”。

冯客写道，在城市里，“为了一张十几美分或二十美分的粮票，或者为了一磅大米，她们会在公园里的偏僻角落提供性服务。那些无法换取食物的人将面临饿死的命运。”

冯客回忆说，在一家工厂里，“当地老板强迫女工裸体工作。1958年11月的一天，就有三百多名女工裸体上班。拒绝工作的人就被绑了起来。”老板们声称他们打破了“封建禁忌”。

贝克尔分享了知名异见人士魏京生的目击报告。魏京生在当年红卫兵时期旅行时，“震惊地看到每个火车站都有饥肠辘辘、赤身裸体的妇女和儿童乞讨食物”。火车上的一位干部对那些挨饿的人不屑一顾，说他们“以前是地主富农，或者只是懒人，挨饿对他们有好处”。

如同那位干部一样，奥柏林的这位学生恐怕也无法在短期内以人性看待他人。

正如冯客所言，“以解放之名，似乎任何行为都能被合理化。”

我们能从中领悟到什么？为何当今如此多人执著于违背事实与理性的观点？

疯狂并非只有左翼人士才会有。如今，有些人竟然会相信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的妻子布丽吉特‧马克龙（Brigitte Macron）是男人，相信查理‧柯克是以色列暗杀的。

美国近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伦纳德‧里德（Leonard Read，1898—1983年）和英国近代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的洞见帮助我们理解人类思维的运作方式。当人们陈述其立场的理由时，并不意味着他们是通过理性得出的立场。

里德在他的著作《谁在倾听》（Who’s Listening，1973）中解释道：“我们只需认识到，无论好坏，思想都掌控着个人；而不是反过来。不是我拥有思想，而是思想控制了我。”

休谟也许会这样说：人们会接受某种激情，比如对毛泽东的热爱、对西方文明的憎恨，或者对犹太人的仇恨，然后找到理由来为这种激情辩护。当根深蒂固的政治信仰被激情驱使时，人们就无法用理性改变自己的立场。

休谟在其代表着《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1739）中发表了他的理论：我们的激情（情感），而非理性，才是决策的主要驱动力。休谟的理论被哲学家们公认为哲学史上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如今，神经科学正在证实休谟的观点是正确的。

然而近三个世纪过去了，休谟的真知灼见仍然未被大众广泛理解。我们不难理解其中缘由。在我们看来，决策往往源于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愚蠢的总是他人而非自己。我们更愿相信自己是人生的掌舵者，通过理性行使自由意志。任何对理性信念的质疑都会令我们倍感不安。

那么，对于我们这些试图捍卫自由的人来说，在面对那些被非自由激情驱使的人们所发动的猛烈攻势，我们该何去何从呢？

里德提出了一个关于天气模式中高气压与低气压的实用类比：低气压引发风暴，高气压则抑制低气压。他写道：“在情绪或斗争的热潮中，个体往往会形成低气压区。”

他解释道：“低压区之于大气，恰似浅薄之辈之于世间。人心中的荒谬之念无处不在，虽常处于沉寂状态，却会在遇见思想空虚或消沉之人时被激活，被煽动得狂暴异常——这些人的头脑空得连奴役与自由的区别都无心分辨。”

我们无法掌控天气。在缺乏理解力的人群中，每天都会形成新的“低压区”。然而，凭借我们强大的理解力，我们可以创造高压区，以阻止不自由的社会情绪。

里德告诫道：“是无法通过打击那些表达糟糕想法的人，而使得其坏想法变得更明智合理的。”他主张，“与其改造他人，不如完善自我认知——前者是徒劳的，而后者是可能的。”

里德阐释道，我们的宗旨在于“提升（自身的）感知能力、洞察力和意识层次”。

自由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对他人人性的缺乏尊重，以及不受理性约束的激情。唯有培养自我理解，个人才能抵御破坏性意识形态的诱惑。事实上，争取自由的真正斗争，每天都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悄然上演。

本文刊自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知名智库“美国经济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简称AIER）的网站。

作者简介：

巴里‧布朗斯坦（Barry Brownstein）是位于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altimore）经济学和领导力荣誉教授。他著有《领导力的内在修养》（The Inner-Work of Leadership，2010）一书，其文章曾发表在《经济教育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和《思想速食》（Intellectual Takeout）等刊物上。

原文：Mao’s Children: How Revolutionary Zeal Is Still Warping Young Mind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