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论断也集中体现在中共监狱的洗脑灌输和转化策略中。人们想象不到表面文明执法的背后竟是无休止的秘密软禁、体罚折磨、剥夺睡眠、群体打压、暴力洗脑……直到这个人放弃信仰；人们想象不到这些狱警、刑事犯残酷折磨年过六旬、七旬、八旬的老人如此麻木不仁、习以为常；也难以想象这个中共集中营日复一日的以所谓的心理学手段强行兜售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污蔑法轮功的荒唐说辞，终日洗脑、强迫发言、定期考核，整个监区没人敢承认“有神”、没人敢提“普世价值”，敢为“真、善、忍”辩护的人都被送进了禁闭室。

中共为了掩盖其中的罪恶，一定要把恶的伪装成善的、把坏的说成好的，也一定会垄断对“道德”的解释权。狱警试图将“道德”和“爱国”扯在一起，同时混淆“国家”和“政党”的概念，将“爱国”等同于“爱党”，最终演变成符合中共意志就是“道德”的荒唐逻辑，而且在实践中她们也确是如此操作。另一方面，对于“道德感”空前危机的今天，很多人只看重得失、擅于权衡利弊，而监区内部“逆向淘汰”的机制，也恰恰迎合了这部分刑事犯踩着法轮功学员往上爬、争头功、获得更大生存权的需要。在如此意识支配下，狱警指示、哪怕仅仅暗示迫害谁，这些人会不打折扣的一拥而上。这令人心惊，但并不会令大陆人感到陌生，尤其是中共体制内人士。实质上，这种思维和道德观贯穿了整个中共统治时期对中国人的思想洗脑、言论钳制、行为操控。

中共所定义的“道德败坏”

极权暴政下的“清醒”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文革中敢于真言的张志新，被轮奸至精神失常，枪决前被割了喉管；又如那些千千万万被划为“右派”、有独立思想、能够清醒判断是非的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不得翻身。在那个以阶级立场划分道德的年代，把手指向被揪斗者的附庸们认为在别人身上踏上一只脚就是“思想先进”的、就是“道德”的。

再看今天中共集中营这个具化缩影，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与法轮功学员走的近的刑事犯，会在这里被称作“道德败坏”。狱警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同时，也要把一些有悖中共意志的“逆行者”或“自由派”往死里整。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刑事犯袁琳杰在集训矫治一个月后被当众批斗，被其他刑事犯诋毁“简直不是人”，被狱警评价为“道德败坏”；只因为她帮助法轮功学员之间的联系。刑事犯陈雪飞，原某市一银行高管，因其才智在十二监区被指定为“小队执行员”，参与“转化”迫害很多法轮功学员。同样因“原则问题”被一撸到底，被当众指责“虚伪”、“道德不好”；在出工期间，身材纤细的她被狱警指定去卸货，每天徒手搬运几十斤重的货箱，干最累的活，艰难度日。曾经的一个约见日，她正被狱警在栅栏门前罚蹲，被延迟了会见，狱警告诉她父母，她因“劳役表现”正被处罚。陈见到父母后，假称自己很好，却从父母担心忧虑的表情中看出了端倪……说到此，陈红了眼眶。从此，狱警指示、甚至暗示她对法轮功学员做点什么，她从不敢怠慢，若领会错了被骂被罚是常态。

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十二监区集中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大多密闭在一个房间内、封锁消息；而对这些刑事犯的整治则是明晃晃的摆在明面上，表面理由千奇百怪、冠冕堂皇，实质基本都涉及在迫害、整治、洗脑、监视、管制、夹控法轮功学员等问题让狱警不满意，有时仅仅是“不积极”就容易被盯上。于是，时而出现几个“典型”每天被罚蹲、被罚坐小板凳、被罚对着监控背监规、被罚拿小刷子刷整个走廊、被罚集训矫治被批斗、被罚饿刑：每餐只一小块饼子、饿到面黄肌瘦、饿到精神萎靡，并伴有狱警偶尔高分贝的叫骂……让所有人看着以儆效尤。在一波又一波的整治中，逼迫那些良知尚存的刑事犯，看透其中的潜规则，不断坚定立场，对法轮功学员绝不敢心慈手软。人与人之间的友善被人为的间隔对立，在这个党文化弥漫的空间，即使平时殷切关怀，只要风向一变，立即可以同室操戈，生生把人变成了鬼，中共对人性的摧残罪恶空前。如果说在文革中是以阶级立场划分“道德”；那么在今天这个中共集中营则是以对法轮功的态度来划分“道德”。前后几十年，中共本质如一，昭然若揭。

一个监狱，本应是将坏人教化成好人的地方，却将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作为服刑人员的“劳役”，不断的学习如何演戏说谎、如何整人治人、如何打人、骂人、折磨人……迫害的越积极、越狡猾凶残，越靠近“政府”，而这一切在这个密闭环境中却被标榜为“正义”，黑白颠倒着、“存在即合理”着。狱警肆意践踏法律，却声称是代表“政府”，把人整治的战战兢兢，然后站在权力的制高点，去评说善恶是非，所以那些丧尽天良的迫害行为统统被定义是“道德”的，这就是中共的道德观。在这里没有普世的价值，只有中共的意志。

这些或许并非某些狱警真实所愿，作为中共体制的一员，也是卷在其中的受害者。从警校毕业也曾心怀善念的年轻人，到折磨七八十岁奶奶辈的老人而不手软，成为了魔鬼在人间的代言人，这种魔变是身处墙外的人难以理解和想象的。中共究竟要让人性堕落到何种境地？究竟要将一个人带向何处？似乎真的应了那句——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