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19年3月15日，一名武装警察在天安门广场站岗。示意图。(Fred Dufour/AFP via Getty Images)
在中国，几乎所有外国媒体驻华记者站都配有本地雇员，即“新闻助理”。不同于多数国家的自由招聘，这些岗位必须通过外交部下属的外事服务公司派遣。表面上，他们负责翻译、联络与行政事务；实际上，他们既是外媒记者不可或缺的桥梁，也处于制度性管理之中。
新闻助理（News Assistant，业内俗称fixer），是外国新闻机构驻华记者站聘用的中国籍雇员。主要负责翻译、资料搜集、采访联络、日程安排和行政事务。在西方新闻传统中，新闻的本质并不在于歌颂社会的正常与美好，而在于发挥‘第四权力’，对政府和社会权力进行监督与制衡。然而在中国，新闻往往被中共塑造成自我歌颂的工具，而新闻助理的角色，有时也被当局用来监控外媒的运作。
周女士是台湾一媒体驻北京记者。她介绍说，在华记者站通常只有国际主流媒体才会配备新闻助理。“主要是一些西方电视台，也有外媒会招聘新闻助理协助做一些简单的采访，记者再完成后期制作。当然，这些报导必须符合普世价值观，而大陆新闻助理也愿意参与其中，因为他们能在过程中体会到西方记者的新闻处理原则。”
在中国，新闻助理是外媒报导的幕后支撑。他们既是语言与文化的桥梁，又因制度限制成为外媒与官方之间的“缓冲地带”。在新闻自由受限的环境下，他们的存在凸显出外媒在华运作的特殊复杂性。
和外媒申请常驻记者证一样，雇用新闻助理同样必须经过严格审查。不同的是，这一环节甚至比新闻审查更为严苛：所有助理都必须由外交部指定的机构派遣。
周女士打了个比方：“好比你必须买一部安装了监听装置的电话，才能进行工作，除非你不要新闻助理。当然，外媒记者很天真，他们觉得报导内容没什么秘密，公司也没什么秘密。也有大陆国安人员试图接触我们，要请我们去吃饭，唱卡拉OK，我会婉拒。”
2008年10月17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新闻机构常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第18条规定：外国新闻机构常驻机构或者外国记者如需聘用中国公民从事辅助性工作，应通过外交部或地方外办指定的“为外国人服务的单位”办理，不得直接聘用。若违反规定，第21条授权外交部可作出警告、责令停业或吊销证件等处理措施。
一位曾在国际媒体驻华记者站任职的新闻助理小顾（化名）回忆，她曾在一家英国驻华媒体工作：“工资并不是外媒直接打给我，而是先交到劳务公司，再扣除社保和管理费，才到我手里。”
她坦言，许多助理都清楚，劳务公司既是名义上的雇主，同时也承担制度性管理职能。这种安排使新闻助理处于“三方关系”中，劳动关系名义上隶属于服务机构，工作实际依附外媒。
外国驻华机构招聘中国籍助理，常见的劳务渠道包括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及其下属人力公司，负责与中方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代发工资、缴纳社保和公积金等。外媒在法律上仅被视为“实际用工单位”，虽然日常工作安排和考核均由外媒决定，但并不享有正式雇主身份。
国际新闻保护组织（CPJ）亦指出，外媒在华依法不得直接聘用中国公民，必须通过官方劳务渠道。这种制度一方面确保官方能够统一管理，另一方面也使助理在劳动争议、职业独立性与权益保护方面存在天然局限。
外媒新闻助理的规模一直不大。国际新闻保护组织在2011年的一份调查中估计，这一群体人数“少于200人”，而《环球时报》在2015年的报导中则称“中国境内的新闻助理人数估计为数百人”。两份估算虽有差距，但一致显示这一职业是“小而精”的群体，且高度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
在外媒报导中国新闻过程中，新闻助理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一位曾为美国电视台工作的助理张女士接受采访时说：“除了翻译，其实更多是前期安排，比如帮忙联络受访者、确认采访地点是否允许、收集背景资料。”
她回忆2003年4月SARS（非典）时期，外媒希望进入北京传染病医院采访，但遭拒绝。“记者很着急，我得马上想办法。我想到去北京理工大学找胡星斗教授、去郊区医院找医护人员采访，至少能补充一些角度。”
助理的角色，既是翻译和协调人，也是心理缓冲器。张女士说：“外国记者喜欢追问，但有些受访者很排斥。我就得解释：问题可能不会都出现在报导里，也要安抚受访者。”
另一位新闻助理陈先生说，公司曾提醒他们要注意外媒记者的行为是否“触犯中国法律”，“如果出现明显违法的报导而我没有汇报，当局也会追责。”他说：“官方的理由是‘确保外媒记者采访的安全’，但我感觉自己拿了外国人的钱，又要替政府盯着他们。”
不少助理形容自己始终在记者、受访者与官方三方之间“做人”。
陈先生回忆：“一次采访非法集资维权，受访者临时被家人劝阻。记者在旁边着急，我只能安抚受访者，说可以不露脸、只录声音。可他们还是拒绝。最后我只能跟记者说：‘没办法，换人吧。’当晚，我就接到电话，被问到当天采访的情况。”
他也提到，他们常常面对突发状况。“有时候受访者答应了，临时又被社区干部拦住。记者埋怨我没安排好，我只能硬着头皮沟通，说这是正常采访，不涉及政治类话题。有时能糊弄过去，有时只能放弃。”
不过，当记者追问是否需要汇报时，他只回了一句：“你懂的，我就不说了。”（原话如此，出于安全考虑他不愿详述。）
新闻助理的心态复杂，背景模糊，让很多西方记者无法判断他们是在替记者做事，还是在监督记者。
一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外媒记者说：“他们（新闻助理）做事情很努力，但要他们联系人权律师，包括709律师，无论是北京的还是河南的，他们似乎很为难，常常联系不到。我就直接和律师联系，我也理解他们的处境。”
新闻助理陈先生说，他也承受着心理压力：“采访维权人士、律师或强拆现场时，我比记者更怕，因为没有记者证的保护，我更保护不了外国记者。”
老黄曾为一家外媒工作多年。他说：“新冠疫情期间，政府严格限制外媒采访，我也被警告不要带记者去封控区。拿着工资却不能帮他们正常采访，我很矛盾。再加上家人担心安全，最后我选择辞职。”
在记者追问老黄真正辞职的原因，他的话一语双关：“我不愿做违心的事，我不想成为某种权力的工具。”
有业内人士披露，新闻助理很容易成为公安或国安部门的拉拢对象，前者希望了解外媒记者采访中国新闻的内容，而后者更多想探知外媒记者的背景。一位曾遭遇报复的匿名人士说：“有的助理拒绝配合当局，但往往会受到报复。”
在过去，也曾发生新闻助理遭遇法律控诉的案例。2014年10月，为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工作的中国籍新闻助理张淼在北京被警方以“扰乱秩序”为由拘留，背景与香港抗议报导相关。她被羁押约九个月，律师称其在审讯中遭遇强制措施。德国政府对此表示关切，要求中方妥善处理。
在另一案件中，时任某报北京办公室研究员赵岩于2004年被捕，最初面临“泄露国家秘密”指控。2006年8月，北京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三年有期徒刑。赵岩于2007年9月刑满释放，多家国际机构持续关注此案。
中国外国记者俱乐部（FCCC）在2021年年度报告中指出，疫情期间骚扰情况显着增加，警方和地方力量对外媒的跟随、盘查更频繁。报告披露的案例包括：一位驻华记者在湖北采访疫情时被陌生人尾随数日，甚至深夜敲门施压；另一位记者的中国助理在协助采访后，被警方传唤长达十小时。
FCCC还强调，2020年上半年至少18名记者被迫离境，其中不少与疫情报导有关。报告同时记录了多起消息来源被威胁或约谈的情况，有受访者在接受采访后立即接到官方电话，要求保持沉默。
曾经常年受雇于外媒的私家车司机葛明（化名）告诉记者，新闻助理很容易成为官方了解外国记者立场的工具。他说：“新闻助理是中国籍，你能不听官方的话吗？外国记者走了，你还得留在中国，这叫‘可控’‘可查’，除非你不做助理。”
现居德国的前新闻助理郝先生对记者解释：“所谓‘可控’，就是官方能通过劳务公司掌握记者行踪，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可查’，就是助理要反馈采访过程，方便查清采访了哪些人、写了什么内容。”两人的说法从不同角度印证了同一逻辑。
他称，中共外交部内部确有部门负责收集驻华外媒稿件备案。虽然这一点无法独立核实，但多位受访者都表示，他们长期感受到“写稿谨慎”的氛围。
在中国新闻助理制度的演变中，还曾出现过短暂的“自由期”。据CPJ 2011年的一份调查，1990年代之前，几乎所有新闻助理由外交部直接指派，外媒记者对他们没有选择权。进入1990年代以后，情况开始松动，不少外媒记者站能够自行招聘助理，与候选人直接签约，这些助理往往更愿意专注新闻业务，而不愿与官方发生过多联系。然而，这种自由并没有持续太久。
2008年《条例》实施后，外国新闻机构再度被严格要求必须通过外交部指定的外事服务公司聘用助理，直接招聘的通道被全面封堵。此后，新闻助理重新被纳入官方派遣体系，其身份模糊、受制于制度的格局也由此确立。
除了制度上的身份模糊，新闻助理的招聘过程本身也带有鲜明的“派遣制”特点。
根据条例和多位受访者的说法，招聘程序通常分为几个环节：首先，外媒驻华机构提出岗位需求，明确语言、专业背景和人数；其次，由外交部指定的外事服务公司（最常见的是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筛选候选人，有时通过高校推荐，有时通过内部渠道。候选人需经过外媒记者站的面试，但最终录用仍需派遣公司批准。
此后，服务公司与助理签订劳动合同，外媒仅作为实际用工单位，并支付相关成本。
有知情人士透露，部分高校学生进入候选名单前，还要经过“政审”程序，以确保政治立场无问题。这一制度确保了新闻助理从招聘到上岗的每个环节都处在官方监督之下。
前外交部官员廖华秋（化名）回忆：“如果报导不利于政府，首先会警告，说报导失实，要求更正。严重的会取消采访权，不再给签证延期。”
近年来已有公开案例：2020年中美关系紧张，《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多名记者被驱逐出境。2012年，某报因披露中国高层家族财富，其记者签证遭长期搁置。廖华秋补充说，涉及领导人海外财富的报导，往往是最敏感的议题。
除了硬性措施，当局也常使用软性暗示。一位曾常驻北京的英国记者回忆：“他们会请你喝咖啡，看似关心，其实在提醒。”对话常带有暗示：“你喜欢中国吗？……你的签证快到期了吧？”
北京一位新闻传播学者（不具名）认为，新闻助理制度体现了“双重逻辑”：“它既是桥梁，让外媒记者能在中国社会活动；也是闸门，保证一切在可控范围内。”
他总结说，这一制度的作用包括三点：一是确保外媒活动可追踪；二是通过签证和许可形成震慑；三是通过软性提醒制造自我审查。“这是一种综合性控制工具。”
对外国驻华记者而言，新闻助理是他们在华报导中国新闻不可或缺的幕后角色。他们懂语言、懂人情，能找到报导切入点，却被限定在“非记者”的身份。
在开放与限制的夹缝中，新闻助理既是沟通的桥梁，也是制度性的节点。一位助理说：“没有我们，很多故事无法发生。”他们的存在提醒人们：当局对外媒的开放始终有限，而新闻助理制度正是这一现实的缩影。
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总结, “新闻助理既是外媒的桥梁，也是当局的闸门。他们拿着外国人的钱，却要替政府盯着外国记者。没有新闻助理，很多故事无法发生；有了他们，故事却始终被监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