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年仅33岁的准聘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东思嘉离世，有人认为是“非升即走”的压力导致她走向极端。

而就在十几天前，另一位青年副教授黄凯也选择结束生命。据知情人透露，履历优秀的他在“非升即走”的最终考核中，成为同届中唯一未能通过的人。

两位年轻、有才华的学者接连离世令人叹息，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学者在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早早离世，这也再次引发了对高校“非升即走”考核制度的讨论。

33岁科研新星

倒在“非升即走”的赛道上

回顾东思嘉的33年人生经历，是一条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的成长轨迹。

2010年，她以全院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四年本科，她几乎拿遍所有奖项，包括国家奖学金、校级三好学生、全国仅有5人获得的李四光优秀大学生奖等。

辅导员回忆，她像一台不停转动的机器，上课永远坐第一排、笔记密密麻麻，实验室待到闭馆，周末也泡在图书馆。

她早早开启了自己的科研生涯之路，在本科毕业前就参加了国际学术会议，获得同行的认可，科研新星已经崭露头角。

2014年，她赴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博士，师从国际知名的海洋地质学家。

博士期间，她三次登上科考船，跨越太平洋和阿拉斯加，顶着晕船的痛苦也要完成实验，照片中的她头发凌乱，但满眼都是对科研的热爱。

她研发的深海沉积物采样装置，因为实用性强、精度高，最终被写进海外高校教材。

博士毕业后，她进入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继续在顶刊发文，捕捉到碳封存技术的潜力，顺势创立公司，将科研转化为应用。

这几年，她白天搞科研，晚上带项目，周末管理公司，在旁人眼中她就像上了发条的陀螺一样，永远在高速旋转，永远不会累。

2023年，她谢绝美国导师的挽留，选择回国回到南大，成为准聘助理教授和博导。

回国后，她的任务更重了，不仅要做自己的课题，还要带5个研究生，对接3个合作项目，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申请经费，甚至还要承担一些教学任务。

在学生眼中，她知性、美丽、学术能力强，在同事眼中，她是拼命三娘，办公室凌晨两三点还亮着的灯，一定属于她。

但是，今年年初，身边人开始发现东思嘉出现了反常，不仅整个人很疲惫，有时候凌晨四点还看到她办公室的灯还亮着，组会取消也越来越频繁...

直到传来悲剧，大家才发现她早就被压得喘不过气，原本她的人生可以不断攀登科研的高峰，但却以最残酷的方式收尾。

其实，2024年至今，已经有7位40岁以下的高校青年教师非正常离世，有人因非升即走考核失败抑郁自尽，有人因科研经费迟迟不到位而焦虑成疾，有人过劳而死。

压垮他们的不是科研的失败，而是四个字——“非升即走”。

高校“青椒”

困在论文和项目中

“非升即走”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是部分高校对青年教师在规定聘期内晋升副教授的考核制度，未达标者将不再续聘，该制度主要针对讲师或准聘副教授群体。

东思嘉回国时，虽然已经带着国家级青年人才项目，但是在学校“非升即走”的考核里，这也只是起跑线。

她还要在3年内，再发表至少3篇顶级SCI论文，拿到一个省部级以上的重点项目，同时带研究生、发表论文、参加竞赛。

但现在学术界卷得厉害，不仅论文审稿周期长达几个月到半年不等，而且项目申请僧多粥少，成功几率非常低。

由于申请数量连年增加，青年项目的成功率也越来越低了。2009-2019年，国自科的申请量已经从9.7万项增长到24万项，资助率则从22.91%下降到17.62%。

2019年，有近20万人在项目申请中失败。青年基金项目的资助率持续下滑，2020年只有17%左右。今年国自然刚刚放榜，资助率只有12.29%。

图源：知识分子

东思嘉常常被寄予厚望，外界认为她能力强，一定可以做得更好，这些评价也成为了压垮她的另一座大山，让她时刻不敢放松。

因为一旦在临聘期限内，不仅失去了副教授的头衔，还要离开这所学校，甚至还要归还学校当初承诺的补贴。

2024年，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了一篇《高校“青椒”之死：困在“非升即走”里的海归博士》其中提到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宋凯的经历。

宋凯在首聘期考核未通过后，被学校降职降薪，并被要求退还安家费及购房补贴。最终，这位38岁的副教授选择在家中结束生命。

图源：三联生活周刊

论文、项目指标是青椒的任务list，而年龄是他们的终极ddl。在申请国自然等项目时，35岁是男性的红线，40岁是女性的极限。

宋凯33岁完成海外学业入职，这是搞科研的黄金年龄，但在国内高校和项目申请的角度来看，留给他的只有两年时间。

青椒们只能把自己当做牛马，不停地卷，几乎没有容错空间。

今年2月，中国计量大学光学与电子科技学院讲师石召君博士，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2月8日去世，终年32岁。

图源：网络

她本科毕业于山西大同大学，硕博均就读于南开大学，毕业后入职中国计量大学光学与电子科技学院担任讲师。

很多人认为她是过劳死，从2022年博士毕业到今年2月份去世，她的职业生涯还不满3年，人生才刚刚开始。

“非升即走”

在中国水土不服

“非升即走”其实是舶来品，这一考核制度起源于美国哈佛大学的Tenure-track，用于教师的晋升评估。

这一制度规定，在一定年限内，通常为七年，如果教师未能达到晋升标准，将会被辞退。

图源：Reddit

21世纪初，这项制度通过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引入中国，然后在985大学中发扬光大，最后成为包括二本在内的高校管理青年教师的制度。

在美国顶尖高校，新教师招聘时通常直接和终身教职名额挂钩，一个系需要几个Tenure名额，就招聘几位助理教授。

大多数新聘任教师的预期，就是最终能获得Tenure,考核通常在5-6年后进行，要求包括科研、教学与服务三方面。

学校会提供启动经费、减轻前两三年的教学负担、鼓励资深教师带新教师合作。

图源：饶议科学

虽然也有少数名校，例如藤校的热门院系在过去会采用招2人留用1人的竞争上岗制度，但这种做法在20年前已经被大多数学校废除。

拿到Tenure后，教授的最大变化是拥有了稳定的学术环境，可以更自由地进行研究。

芝加哥大学的赵彦钧教授就表示，Tenure不是一个生死门槛，而是一段自然的过程。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能拿到，只是等它发生而已。

和美国不同，中国的“非升即走”是海选式引进，985/211高校经常一口气引进几十、上百位青年学者，明确告诉他们考核期后，只有少数人留下。

中山大学因此一直被青年教师称为“学术缅北”，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曾提到，中山大学6年内引进了8000多青年人才，但最终能够留下来的少之又少。

图源：知乎

早几年武汉大学也因3+3聘用制度引起过争议，当年在教师论坛有人吐槽，自己在入职武大前被告知达到副教授水平就有编制，结果第一个三年119人只有4人通过考核入编，淘汰率高达97%。

除了转正机会低之外，国内青椒往往处于鄙视链低端，没有资源、没有额外的支持，而且教学任务非常重。

对于海外博士更是如此，国内博士尚且可以依靠导师的资源，以及博士期间积累的人脉资源，但是海归博士就只能孤军奋战。

青年教师不是耗材

他们是科研的希望

说到底，“非升即走”又是一个海外制度移植国内水土不服的案例。

原本在欧美高校，这一制度的目的是激励青年教师快速成长，留下人才，但在国内却变味了，成为了优胜劣汰的管理制度。

究其根本，其实是我们的学术界评价体系过于单一、过于功利化，大家削尖了脑袋水论文，就是为了完成指标，飞升转正。

图源：pexels

这就导致学术生态乌烟瘴气，论文发了不少但实际的推动某一领域发展的突破性研究却不多。

《经济学人》引用的数据显示，在2003年，美国的论文数量是中国的20倍，2022年以来的最新数据，中国的高被引论文占比已经超越了欧盟和美国，成为全球领先者。

但是如果要论引用量，中国论文的引用次数往往低于来自美国、英国或欧盟的论文，而且在《自然》、《科学》这两大顶尖期刊上的发表数量仍然远少于美国。

这反映出一个深层次问题，中国的科研产出数量庞大，但原创性、突破性的成果有限。

图源：经济学人

原因在于，真正高水平的原创研究需要长期积累和深耕，需要研究者敢于冒险、容忍失败。

但在国内的考核环境下，大家等不了那么久。青年教师没有耐心，也没有制度保障去等待十年磨一剑的机会，只能追逐眼前的热点和短期能出成果的方向。

这种压力甚至给到青年教师下的研究生，一些课题组要求学生也必须卷入这种丛林竞争，急功近利成为普遍心态。

可以预见，如果“非升即走”继续和功利化考核绑在一起，中国的科研产出可能还会保持高速增长，但距离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学术强国的鸿沟可能越来越大。

东思嘉的故事令人惋惜，但她的离开不该只是一个悲剧，而应成为一次警醒。

青年学者不是耗材，他们的热情与创造力，决定着一个国家科研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