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点。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问题是：中国真的能掌控这场大变局吗？答案并不乐观。表面上，中国似乎仍走在一条通往“民族复兴”的大道上，实际上却被推上了一场豪赌的赌桌，14亿人都成了赌注。

2017年，中共领导人提出东升西降的判断，认为西方走向衰落，而中国正在崛起。这一论断一度点燃了民族自信，也塑造了中国内政外交的主旋律。无论是“一带一路”的扩张，还是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展示“大国担当”，都折射出这种战略叙事的雄心。然而，现实的发展远比叙事残酷，川普上台后，美中关系急转直下，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外交战轮番上演，原本维系美中之间的90多个对话机制几乎全部冻结。制造业出口受阻，科技企业被制裁，国际资本疑虑，外部环境骤然恶化。所谓东升，尚未全面实现;而西降，也远未到衰落的地步。

为应对外部封锁，北京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试图用庞大的内需市场对冲外部压力。表面上，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消费群体，似乎足以成为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制造业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失去美国和西方庞大的市场，立刻陷入产能过剩困境。传统依靠房地产和基建拉动的模式已走到尽头，投资效率递减，债务风险攀升。新兴产业虽具潜力，却受制于核心技术缺口和国际标准壁垒。

至于消费升级，本应成为经济新引擎，却受到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不足、老龄化加速等多重掣肘，难以在短期内释放足够动能。换句话说，“内循环”不是一条坦途，而是布满荆棘。它要求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结构调整，而这本身就是旷日持久的。

中国的困境，根子在于全球化的退潮。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市场体系推动了全球分工，中国凭借“韬光养晦”和改革开放搭上这股浪潮，成长为“世界工厂”。过去40年，中国依靠出口导向与外资驱动，累积了庞大的财富与产业体系。然而，全球化的红利并非单向馈赠，它同时意味着深度依赖。2008年金融危机已揭示出裂缝，新冠疫情与俄乌战争更是加速了逆转。西方国家纷纷将关键商品与产业上升至国家安全层级，强调“去风险化”“供应链再本土化”。所谓“全球市场”，正在被“地缘政治”所重塑。对于中国而言，这意味着赖以腾飞的全球产业链正在断裂。出口链条被削弱，技术链条被切断，资本链条被收紧。中国不仅在经济层面“掉链”，更在国际体系中遭遇空前的孤立。

更深刻的挑战在于，这场博弈早已超越了经济层面，演变为制度与价值的对抗。美国与西方强调自由与民主，中国则强调集中与稳定。这种根本性的分歧，比任何关税壁垒都更难调和。在西方的认知中，中国模式被视为对其价值体系的挑战;而在中国的叙事中，西方的压力则被定义为对民族崛起的围堵。这种对抗注定长期存在，并将在未来几十年塑造新的国际格局。

历史的讽刺在于，曾经的全球化最大赢家，如今却成了退潮的最大受害者。过去中国依赖出口、依赖技术引进、依赖国际资本;如今，却在市场、科技、金融等方面遭遇全面封锁。未来，中国面临两条道路：其一，押注自主创新，走“内循环”的长期路线，但要承受类似日本“失落20年”的阵痛;其二，尝试缓和与西方矛盾，争取重新融入部分市场，但这可能需要在战略与意识形态上做出妥协。无论哪条路，都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未来十年，将决定中国能否重塑增长模式。人口红利正在消退，老龄化加速，外资信心动摇，地缘风险层出不穷。如果无法探索出新的增长动力，中国很可能步上日本式停滞的轨迹。

但历史也告诉我们，中国从不缺少在困境中突围的智慧与韧性。问题在于：今天的中国，是否还有足够的勇气与胆略？是否仍拥有足够的时间与耐心？赌局已经开场，14亿人已无法离席。下一轮骰子掷下时，中国究竟能否接上那条断裂的链条，还是彻底掉“链”？答案仍在悬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