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8日，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中）与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左）和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右）在华盛顿白宫举行签字仪式。（Andrew Harnik/Getty Images）

在这个传统外交常常因无休止的援助承诺和短暂的停火而举步维艰的时代，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特朗普）领导下的政府正在形成一种新颖的外交策略。如果和平不仅仅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目标，而是一个结构化的商业模式，那么会怎样呢？想像一下，通过将停火与创收基础设施（例如改变贸易路线的铁路、促进重建的采矿权，或确保长期影响力的港口）捆绑在一起，解决数十年的冲突。

这就是所谓的“和平走廊”（Corridors-for-Peace）战略的精髓，近几个月来，美国已在三大洲部署并展现了这个战略。从东欧乌克兰的矿产地到中非的铜矿带，再到欧洲南高加索（the South Caucasus）地区的一条新运输路线，这些协议公开强调和解，私下却重塑战略地缘格局，以维护美国利益，令竞争对手边缘化，并把国家之间的关系从依赖援助转向自给自足的经济连系。

各方一致的蓝图

综合起来，这些因素揭示出一种看似可以重复的策略。其核心是以安全换取经济：停止敌对行动，换取获得盈利资产的权利。此外，美国还拥有对相关走廊、资金或资源领域的独家监管权或开发权，有意识地改变供应链路线，以削弱俄罗斯、中共或伊朗等对手的影响力。

以2025年4月正式签署的乌克兰与美国矿产协议为例，该协议设立了一个重建投资基金，该基金将从铀、锂、稀土元素和其它关键矿产的未来开采权使用费中，提取50%用于资助乌克兰的战后恢复，美国将获得优先使用权和监督权。在非洲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华盛顿成功斡旋并于2025年6月达成一项协议，用撤军和停止支持叛军换取西方对钴、铜和锂供应链的投资，并向美国支持的资本开放非洲七大湖区，为打破中共封锁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与此同时，2025年8月达成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协议包括“川普国际和平与繁荣路线”（Trump Route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Prosperity，简称TRIPP）走廊，美国获得对一条绕过俄罗斯和伊朗路线的过境线路99年的独家开发权，两国承诺尊重领土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这些举措涵盖解决了不同的冲突，然而都遵循着相同的架构：和平与利润挂钩，由美国掌舵。

公众叙事

公开的叙事充斥着胜利和繁荣。握手和仪式占据了主导地位，唐纳德·川普总统将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协议描述为一次“历史性”转变，昔日的敌人“将长期成为朋友”。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并赞扬该协议对地区繁荣的潜力。卢旺达外交部长奥利维尔·恩杜洪吉雷赫（Olivier Nduhungirehe）称该协议是一个转折点。对许多参与者来说，这种表述是真诚的，这是结束民众苦难的道义责任。然而，这种战略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机制。

战略基础

在这些协议的表面之下，体现出国家的战略深度。它们将美国公司嵌入从非洲铁路线到高加索山口等交通要道，同时改变贸易路线削弱竞争对手。融资模式从无休止的援助转向自筹资金：只有在持续和平的情况下，才能维持稳定的矿产使用费和通行费，以此创造有力的激励机制。

这种模式协调了各个层面的利益：第一个层面是当地的收入增加，拥有持续维护稳定的资金；第二个层面是美国扩大影响力以保障供应链安全，阻止竞争对手控制关键资产并获得外交筹码；第三个层面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展示了交易实力。第四个关键层面是持久性的增强：援助存在着不稳定的风险，根据支持者的说法，与援助不同的是，这些经济引擎将产生持续的价值，使参与各方的倒退成本更高。

成功与局限

和平走廊模式的成功取决于务实主义（pragmatism）。当各国领导人优先考虑妥协而非专制时，这种模式就能蓬勃发展，例如1978年的《戴维营协议》（the Camp David Accords，以土地换和平）或2020年的《亚伯拉罕协议》（the Abraham Accords，绕过核心争端，通过贸易和技术实现关系正常化）。相反，尽管美国和乌克兰签署的矿产基金做出了承诺，然而乌克兰目前与俄罗斯仍然维持僵局，基辅要求完全归还领土，而莫斯科则坚持中立和吞并，这一状况凸显了和平走廊模式的局限性。当然，川普总统与普京总统在阿拉斯加会晤之后，形势又发生了显着的变化。

美国过去的做法

为了理解这个转变，我们不妨将川普的和平走廊模式与美国早期的外交策略进行比较。

在小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执政期间，维护和平方面的努力往往意味着入侵和国家建设，比如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需要大规模的军队部署、数万亿美元的成本，而且局势稳定与当地经济利益之间几乎没有连系。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转向外交、制裁和伊核协议等多边协议，如《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简称JCPOA），各方必须遵守协议才可以缓解制裁措施。然而由于没有美国的经济利益来保障协议的结果，导致协议容易受到政治变革的影响。

乔·拜登（Joe Biden）总统随后采取了联盟推动的援助和制裁，就像在乌克兰一样，在没有自筹资金机制的情况下美国投入数十亿美元，促成和平对各方都有利。

甚至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的《代顿协议》（Dayton Accords）也使用了北约（NATO）执法和体制改革，然而并没有可以产生受益的资产来维持稳定。

川普总统的新模式则完全相反：通过利益共享、美国监督以及竞争对手边缘化，促成和平协议。这种方法追求务实，注重成本效益，并以各方利益为导向。但是批评人士警告称，这种策略可能会因为短期利益而牺牲更深层次的治理改革。

对比全球方法

美国的这个战略与其竞争对手截然不同。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简称BRI）强调以不可收回的对外贷款来施加影响力，这加剧了周边国家对中共的依赖，但同时也容易受到杠杆率变化的影响，北京每年3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与国内微薄的洪灾救济形成了鲜明对比。俄罗斯通过维和部队冻结冲突以控制局势，但缺乏经济上的支持。欧盟的做法是向欧洲国家提供与改革挂钩的入盟激励措施。联合国着重监督停火，但是却没有营收机制。美国的优势在于透明度：明确的、可执行的贸易，通过和平带来利润，以可预测的方式奖励合作，这与竞争对手不透明或强制性的策略截然不同。

辩论与分歧

在国内，不同意识形态的争论愈演愈烈。支持者称赞其高效，认为无需派遣军队就能结束战争，不仅可以大幅削减援助开支，也能起到打击对手的作用。批评者则谴责其为隐蔽的帝国主义，危及他国的主权，并以人权作为代价。刚果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丹尼斯·穆克维格（Denis Mukwege）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协议称为“可耻的投降”（scandalous surrender）。这种紧张局势反映了更宏观的问题：交易式的和平究竟是一种可持续的模式，还是一个危险的先例？

展望未来：预测下一个前沿

如果我们综合分析乌克兰矿产协议、卢旺达-刚果民主共和国框架以及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走廊，我们或许会注意到，它们都取决于六个不同条件的组合。我们可以将这六个条件作为诊断工具，评估“和平走廊”模式在其它冲突地区的潜在适用性，从而识别成功的机会和失败的风险。

•交易行为体：双方必须愿意做出让步，以换取切实的利益。当各方领导人坚持极端主义要求时，就像乌克兰那样，就没有妥协的余地。

•战略资产：必须有能够产生稳定收入的港口、走廊或资源。这种经济支柱是和平得以自我强化的关键。

•可执行的美国领导角色：美国必须有能力监督或确保该协议经济部分的实施，以便遵守协议能带来切实的回报。

•竞争对手的取代：该协议应该排除竞争对手，无论是中共的“一带一路”、俄罗斯的地区影响力，还是伊朗的贸易准入。

•联盟支持：与美国共同投资的盟友分散了风险并加强了承诺。

•国内政治回报：美国选民能够看到胜利的回报，如就业、贸易或收入来源等方面的成果，足以维持国内的支持。

当我们用这些过滤器纵览全球景观时，潜在的全球热点可能就会开始出现。

结论：交易外交的新时代？

总而言之，这个剧本并非万无一失，它只是一种工具，在各方同心同德的激励之下，它可以大有所为，但是在一方顽固不化的情况下却步履蹒跚。

然而，在一个联盟不断变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里，美国押注于自己仍然能够让和平谈判桌成为双方共赢的舞台，而且美国还能获得更多的利益。这个赌注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交易撮合者的技巧，或许还取决于在竞争对手试图打破这种经济粘合力之前，这种粘合力能够维持多久。

时间将会揭示这种做法能否彻底重塑全球秩序。目前，它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那就是和平与经济红利紧密相连。

作者简介：

塔姆兹·以提埃（Tamuz Itai）是一名新闻记者和专栏作家，现居以色列特拉维夫（Tel Aviv）。

原文：Peace‘Deal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Emerging Playbook for Conflict Resolution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