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澳洲维多利亚州发现金矿，继美国旧金山之后，掀起第二波淘金浪潮，吸引20万华人奔赴袋鼠国。

高度闭抑的华夏农耕模式和恋土格局，直到明清才开始发生动摇，出现了华夏居民向海外移迁的缓慢潮流。点燃这种“出洋”欲望的，无疑是“郑和下西洋”事件。他的舰队在马六甲和印尼（如三宝垄）建立起小规模的殖民地，用作兵营、物资采购站及其仓库，为此后的南洋华侨社会奠定了基石。尽管朝廷此后继续抱守海洋封锁政策，甚至不惜发动剿倭战争，但移迁的暗流一旦开始涌动，便势不可挡，并在帝国衰微时刻汇成宏大潮流。福建广东居民，以客家人（主要成员为造反失败后残留的太平天国将士）为先驱，背弃世界中心（“中国”），向东洋、南洋、西洋和北洋四个方向出征，形成“四洋移迁路线图”的主体叙事框架。

东洋：主要指东亚海域对岸的日本，有时也包含琉球（冲绳）和朝鲜半岛（尤其是晚清时期外交语境中）。甲午战争之后，作为胜利者的日本，以近代化的成功经验诱惑中国知识分子，令大批青年学子踊跃赴日留学，求教于德先生（科学）和赛先生（民主），并在1900年代初期达到高峰。（这些留学生中比较著名的政治人物如陈天华、秋瑾、徐锡麟、邹容、黄兴、宋教仁、蒋介石、廖仲恺、汪精卫、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董必武和蔡锷等，文人如鲁迅、郭沫若、傅抱石、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何香凝等）。此外，来自福建、浙江沿海的商贩也赶赴日本经商，两者汇聚成东洋华人移民的基本阵列。

南洋：其地理目标包括东南亚海域，包括越南、泰国、马来半岛、新加坡、印尼群岛，后期则被淘金梦所勾引，路线继续向东南延伸，直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明清之际，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就已开始出洋贸易、务工和垦殖。19世纪—20世纪初，英国与荷兰殖民者在马来西亚发现锡矿，在印尼发现橡胶树资源，亟需勤奋而廉价的工人，于是贫苦华人踊跃响应，而有钱人也伺机而动，最终形成闽南、潮汕、客家为核心的华商网络。经南洋线实现移迁的华人，目前估计总数在3,000万以上，显然已是“四洋”之最。（据统计，截止到2024年，海外华人移居国前10名分别是：印尼1120万，泰国700万，马来西亚690万，美国580万，新加坡310万，加拿大200万，澳大利亚145万，法国80万，南非50万，英国50万）

西洋：初期专指欧美（尤其是英国、法国、葡萄牙等殖民国），后扩展至整个欧洲和整个美洲。推动该潮流的是19世纪西方传教士，他们以“上帝之手”推动第一轮灵魂（信仰、思想和知识）的交流。从1870年代起，以容闳为代表的留学生逐批踏上欧美土地。19世纪中叶加州发现金矿，引发大批闽粤华人以“卖猪仔”方式赴美，此后又加入美国西部铁路的艰辛工程。这方面的案例，恐怕还应包括古巴和秘鲁的苦力贸易。所有这些早期劳工和学生，以肉躯为石板，以血汗为沥青，替20世纪的留学生和知识移民，铺就了奔赴西洋的康庄大道。

北洋：原为中国北方沿海（直隶、山东、辽东）及渤海和黄海海域的称谓，并不直接指涉国外，但在移民地理学里，却被延展为北方的跨境移民方向——朝鲜半岛北部、俄罗斯远东地区（海参崴、伯力、外贝加尔），以及满洲里、蒙古国与西伯利亚一带。该区域在清代被视为流放之地，是严寒、拓荒、政治避难和苦役的象征。清末开放中俄边境贸易，华人移居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主要从事农业垦殖和药材毛皮贸易。此后，俄国修建西伯利亚铁路时，20万华工充当了主要角色。华侨社会就此逐渐形成。

但出乎意料的是，北洋路线在20世纪经历过三次大清洗：沙俄扩张期（1900），爆发了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中苏冲突期（1929），爆发了中东路战争后的驱逐与迫害事件；斯大林大清洗期（1937–1938），海参崴及整个远东华人社区以“间谍罪”而遭遇灭绝性摧毁。以上三次大清洗导致至少60万华人被杀、投入劳改营或驱逐出境。北洋华侨社会灰飞烟灭。

穷苦华人推着独轮车，加入了移迁北洋的艰苦历程。他们根本不知道的是，在道路尽头等待他们的，唯有死亡。

在“四洋地理学”的叙事中，华夏居民的移迁欲望，尽管倍受挫折，却在东洋、西洋和南洋三线赢得了终极胜利。印尼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1960年代，当地华人曾因某种政治原因而遭大肆屠杀，但华人人口此后竟急剧反弹，到2024年，已经多达1,100万，跃居全球华人移民国家首位。在澳籍中国女作家丁小琦的剧作中，“四洋”中的三洋是华人的“天堂之门”（澳籍华人女作家丁小琦剧作《天堂之门》，1994年和2017年两度在墨尔本上演，描述80-90年代中国留学生前往澳大利亚留学务工的艰辛历史。该剧名暗示了中国人对南洋线的基本判断），只有北洋是“地狱之门”，成为苦难、毁灭和死亡的暗黑象征。

本文根据2025年澳中博览会论坛演讲腹稿写就

2025年8月16日于墨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