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消息传来，今年9月1日政府将落实强制社保规定，有人形容为影响波及个体工商户的雇员。已有上海包子铺打出新招聘，要的是60岁以上的店员，他们带退休金，无需缴纳社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新世相，有隐痛有讪笑，好像也抵消不了什么。

强制社保在舆论场的评价，整体上是不高的，因为政策周边的疑问像泡沫一样增长。这么大的政策变动，为什么不经过全国人大的批准？这是一种程序疑惑。强制社保能改变现有社保的不平等状况吗？这是一种更吸引听众的实体存疑。

从一些低声嘀咕的民意可知，现有的雇佣场景下，社保成为老板与雇员之间可弹性磋商的砝码，不缴社保就多给点现钱，缴纳社保就少给点工资，显示了短期雇工这块协商的灵活性。强制社保的推行，意味着这些社会领域的灵活性消失。

也有另外一些声音提及，强制社保本身是用工方的义务，政府强推无非是将这些义务给确定下来。支持强制社保的声音比较少，受到的嘲讽也很多，是因为就连支持者也无法否认，现行社保的阶层差异大，体制内外悬殊刺眼。

舆论向强制社保规定释放的一个强有力问题是，假如强制是为了“开源”，增加社保的大盘子，为何不同时“节流”，在社保支付端限高？或者说，为何不先“节流”，再视情况“开源”呢？可以想象，这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疑惑，不会有部门站出来释疑解惑。

社保的最高征收部门从人社部调整为税务局，已经很能说明问题。据此，一些人将强制社保定义为收入税，足见社会对这种变动的敏感。“收入税”或是一种比喻，可这种修辞背后的郁闷情节是难以掩饰的，尤其当社保的现实被引入讨论当中。

一种引人注目的观点认为，现行社保制度是对体制内外两种国民待遇的延续，是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也有人说，若加上企事业单位，不是两种而是三种分层。抛开分层数不谈，许多数据佐证社保在分配上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

未经确证的举例，是体制内退休金一两万，而农村老人月补一两百。前阵子，前媒体人彭远文多次撰文，针砭这方面的现实与弊政，揭晓的问题意识令人振聋发聩。可强制社保规定悄无声息地定下时间表，足见相关公共讨论在决策中的零存在。

一个颇有意味的情况是，正当舆论热议强制社保的当口，一篇关于蔡英文取消社保三六九的简明文献得以广泛流传——在这个时刻里，没人在乎要不要在对岸人名身份上加引号，在乎的是两岸强烈反差，其中映照的幽暗民心可见一斑。

在强制社保的同时，启动社保改革，以挽救大国寡民的孤绝心态——现实一点说，也是维持整个社保大厦不倒——成为大家我口说我心的舆论一致。即使是那些享受高社保福利的人也明白，不改革贫富悬殊的社保制度，对谁都不好。

关于社保制度的改革方向，前媒体人朴抱一率先破题，提出目标思路，其四分之一的谏言是：冻结1万元以上的退休金涨幅10年，优先增加农民退休金到1000元每月，优先增加3000元以下的城市居民退休金，3000-5000可以小涨。

在政府对强制社保没有解释说明，没有相关改革承诺的前提下，民间对社保改革念念不忘，会不会在某个时间时候得到回响，谁也不知道。但可以与社保改革相提并论的，是户籍改革的先声与现状，改革虽迟但到，却不一定符合最初的民意。

也许不得不相信，计算社保基金是否有耗尽的风险，政府掌握着无比详细的数据，职能部门掌握着全部的趋势，所行的步骤都有切实的依据。但今年4月国家审计署对各省挪用社保资金的披露，又让人对哪怕是对资金冗余未雨绸缪的设定，都会无比不安。

这场关于强制社保的全民大讨论，是民间借舆论场袒露单边观点的机会，全民以不安心态凝视着巨大的社保现实与阴影，却感到虚空当中无有反响、无以回报。这本是家国一体的凝聚时刻，却因为尖锐的实情心生间隙，三世如来能借一双慧眼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