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里，吉祥照相馆老板金承宗和徒弟阿昌，冒着生命危险，把日军摄影师伊藤秀夫拍下的日军屠杀中国军民、奸淫妇女等罪行的部分底片，缝在衣角送了出去，经西方报纸刊发，外界才得悉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恶，纷纷抗议日军暴行，声援中国。

真实的历史里，冒死送出日军暴行影像罪证的，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费奇。

相关影像是由美国圣公会南京道胜堂传教士约翰·马吉拍摄的。

马吉也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他有一部16毫米摄影机，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冒死偷偷拍下了大量日军暴行现场画面，总共有4盘胶片，总时长105分钟。

约翰·马吉

为了让西方国家知悉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马吉托付乔治·费奇，把这些胶片送出日军控制下的南京。

1938年2月，费奇向驻守南京的日军指挥部提出，要到上海去采办一批药品，获得了通行证，他把胶片偷偷缝在自己的驼毛大衣夹层，乘坐日本军列去了上海。

他把胶片交给英国记者田伯烈，后者送到柯达公司进行冲印拷贝，原始胶片分别通过外交邮袋与商船两种方式，送到英国和美国。

1938年3月，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部分照片，立即引发国际震动，也让日本当局甚是惊慌，外务省辩称，“那些照片是伪造的”。日本政府一时灰头土如，以至于后来在武汉等地都不敢再搞大屠杀，这是历史事实。

费奇还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讲，并放映马吉拍摄的影片，不断地向美国人揭露日军在南京的罪行。

乔治·费奇

后来在东京审判中，费奇送出的马吉影像，被军事法庭列为第324号证据，有力地指证了当年日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纵容部下屠杀的罪行。

马吉拍摄的纪录影片，是迄今发现的记录南京大屠杀情景的唯一动态影像，后来，与《拉贝日记》一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约翰·马吉在鼓楼医院拍摄下的被日军刺了37刀的李秀英

中国人有没有保存过那些日寇屠杀中国人的照片？答案是肯定的。电影里面阿昌原型叫罗瑾，时年15岁，1938年初，他到南京估衣廊附近的华东照相馆当学徒，一次，他给一名日军军官冲洗胶卷，发现有许多日军屠杀军民、奸淫妇女等暴行的照片，大受震惊，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加印了30多张，后来挑选了16张，贴在一个小本子上，做成一册，把其他的烧毁了。1940年，罗瑾从照相馆辞职，到伪当局办的交通电讯集训队学习，地点在毗卢寺内，他把相册藏到集训队宿舍的床板下。1941年初的一天，伪当局宪兵突然到寺内进行大清查，罗瑾匆忙把相册藏到寺内的厕所墙洞里，外面糊上泥巴。

罗瑾自制的小相册

几天后，罗瑾在集训队的同学吴旋上厕所时，偶然发现了墙洞里的相册，看到那些骇人的照片，他既高兴又害怕，就秘密藏在寺里一座佛像的底座下。罗瑾以为相册是被发现了，自己会被抓走问罪，他吓得立即逃离了南京。后来，吴旋一直秘密珍藏着相册。1946年，南京政府张贴布告，向市民征集日军罪证。吴旋就把那本相册交了上去。在对侵华日军战犯进行审判时，那本相册成了给南京大屠杀案主犯、原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定罪的“京字第一号铁证”。也就是说，在日本投降之前，华东照相馆的学徒罗瑾并没有把日军的罪证送出去，更谈不上刊登在西方报纸上，引发国际关注了。

真正第一时间冒死把日军在南京暴行的影像胶卷送出南京，并且在国外媒体公开披露的，是美国人费奇等西方人士，而非华东照相馆中国学徒罗瑾等人。庇护南京百姓和撤退国军的也是外国传教士，外国医生，外国记者.…这部电影只字不提。

也许，《南京照相馆》的编导是希望由国人来完成此一壮举，心情可以理解，但编导在不可能不知道马吉、费奇等西方人士当年的壮举情况下，依然罔顾史实，改成电影主角国人阿昌来完成，可谓有移花接木、偷梁换柱、抢夺他人功勋之嫌。非常不地道。

八十年来，我们知道南京大屠杀已经是1980年代末，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拉贝日记》？本来，拍十部电影来褒扬当年在南京的“国际义人”对南京人民所做的一切都嫌不够。无论中国人或政府都还没有来得及隔空对他们说一声“谢谢”啊！

而这部《南京照相馆》的编导为了打造这部“爱国主义”题材的商业片，电影的主题相片和照相事迹都是虚构的，用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情节安排彻底抹杀了约翰·马吉、乔治•费奇等“国际义人”的英勇事迹，可谓置中国人于忘恩负义之境地。

我们民族知恩图报的优良传统呢？

我们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呢？

（图文均来自于网络，稍有改动。向原作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