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位于百老汇大道的富国银行费城总部大楼。（肖捷／大.纪.元;）
2025年7月，美国富国银行（Wells Fargo）华裔高管、国际保理商联合会（FCI）主席茅晨月女士，因在中国涉嫌一宗未公开的刑事案件被禁止离境，事件迅速从一次普通商务行程演变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不仅令金融业人士感到震惊，也在全球外企与外交圈引发广泛关注。
这一事件不仅牵涉个人命运，更折射出中美关系紧张背景下的法律透明度、外交博弈与跨国企业运营风险的复杂交织。茅晨月作为深耕国际保理与贸易融资20余年的资深高管，其遭遇引发了外界对中共出境禁令的广泛质疑，也让外企在华经营的信心受到冲击。
争议事件：华裔高管被禁出境
茅晨月，上海出生，现居美国亚特兰大，美国国籍，现任富国银行董事总经理，负责国际保理业务，并在2025年6月当选国际保理商联合会主席。她在国际贸易融资领域深耕20余年，长期为跨国客户提供跨境资金战略咨询，获FCI“2025年跨境保理创新案例”荣誉。
富国银行作为全球六大主导中国进出口美元支付业务的银行之一，在上海和天津设有保理子公司，茅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掌控着富国银行高达80%的中美跨境保理业务，经手包括小米、蔚来等企业在内总计17亿美元的融资，被业内人士誉为“中国出口商的现金流奶妈”。
2025年，茅晨月因商务目的入境中国，具体日期与行程未公开。然而，在计划返回美国时，她在机场被告知因涉及一宗刑事案件被禁止离境，需配合调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执法部门依法采取限制出境措施，但未透露案件细节，仅强调其有义务配合调查，未提及刑拘或逮捕。
富国银行迅速回应，暂停所有员工赴华商务旅行，密切关注事态，并通过渠道协调以确保茅晨月尽早返回美国。美国国务院则强调保护海外公民安全，批评中共“任意出境禁令”缺乏透明度，敦促中方允许公民离境。
事件发生在中美关系高度紧张背景下，可能与地缘政治博弈有关。外界推测，茅晨月被禁可能涉及金融犯罪，如敏感资金流动或协助调查腐败资金外逃，甚至可能与近期中国IT经理徐哲伟在意大利被捕事件形成“对等反制”。类似孟晚舟案的“人质外交”先例，让外界对事件性质的猜测更加复杂。
制度缺陷：司法不独立、法治不透明
茅晨月事件表面上是配合刑事调查，实质暴露出中共司法不独立与法治不透明的痼疾。中共《出境入境管理法》虽赋予公安或法院限制个人出境的权力，但其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成为当局在维稳、安全与外交议题中可灵活运用的“软暴力”工具。至少具有以下四大缺陷：
第一、程序模糊与随意性：出境禁令触发条件宽泛，常因“协助调查”而非正式指控，程序不公开，当事人常在试图离境时才获知，缺乏明确解除机制。茅晨月未被刑拘或逮捕，仅被要求配合调查，案件细节却秘而不宣，凸显司法程序的随意性。
第二、行政干预司法：中共司法系统受党控制，缺乏独立性，执法常受政治目标驱动。出境禁令可能被用作恐吓异议人士或在国际谈判中的筹码，而非纯粹司法目的。近年中美关系恶化，中共出境禁令频发，被美方视为“政治绑架”或人权侵犯。
第三、长期滞留与权利侵害：被限制者可能面临数月至数年的不确定等待，案件细节通常不公开，又不允许律师介入，严重影响工作与生活。茅晨月作为美国公民，未能获得透明的司法程序保障，其人身自由受限，这种黑箱操作削弱了外界对中共法治的信任。
第四、企业运营受限：由于面临跨境资金冻结、关键人员滞留、数据设备遭查封等风险，影响业务连续性与信誉，导致跨国公司对中国营商环境产生怀疑，从而缩减人员派遣、资金布局与扩张计划。
茅晨月事件对外企在华运营敲响警钟，凸显法律与人身风险的叠加效应，可能将促使跨国企业缩减在华布局，降低对华依赖，影响深远。富国银行暂停赴华出差，其他外企（如瑞银、野村证券）也因类似事件调整出行政策。
美国商会调查显示，9%的会员因人身安全与法律责任担忧减少赴华，4%因出境禁令受影响。欧盟中国商会主席Jane Eskelund则指出，此类事件加剧外企赴华顾虑，削弱中国吸引外资的努力。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像茅晨月这样的华裔美国人，在中共法律视角中，往往被视为“特殊对象”。即使已加入外籍，其中国出生背景仍可能被中共强制认定为“具有中国国籍”，在执行法律时不予承认其外国身份。
这种身份模糊，令华裔在华遭遇“法律双重标准”，也使其在外交保护上处于更为弱势的位置。美国国务院二级旅行警告指出，华裔美国人在华可能面临“任意执法”与出境禁令风险。茅晨月的身份使其在中美法律体系的夹缝中显得尤为脆弱。
茅晨月被业内称赞为“聪明的创新者”，她利用天津公司的NRA账户、FT账户、渤海银行系统及信保保单质押等技术手段，结合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降低融资风险和融资成本，吸引大量企业青睐。然而，这一业务因涉及巨额跨境资金流动，经常会牵涉多方机构与复杂的资金链。
此类操作属国际保理行业的“灰色地带”，富国银行作为流程中介，仅需承担流程性责任。然而，在当前中国经济下行、财政吃紧背景下，中共加大金融监管力度，严查外汇异常与非法资金流动，茅晨月可能因昔日灰色操作被倒查，成为“杀鸡儆猴”的对象。
中共的小流氓伎俩：假法律名义搞“人质外交”
茅晨月事件不仅是司法问题，更可能是中共对美博弈中的“人质外交”策略。当前正值中美关系紧张的特殊时期，两国在贸易、科技、人权等领域摩擦不断，地缘政治风险显着上升。中方或借茅晨月事件报复美方在技术、人事领域的制裁。类似“人质外交”的操作在中美博弈中并不鲜见，中共早就劣迹斑斑。仅举数例。
孟晚舟案：2018年，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中共随后拘留两名加拿大公民，事件被视为“以人换人”的外交博弈。孟获释后，两名加拿大人次日即被释放，未走任何司法程序，凸显中共“流氓做法”与司法工具化。
徐哲伟案：2025年初，中国IT经理徐哲伟因涉嫌2020年黑客攻击美国系统、窃取新冠疫苗数据，依据美国FBI通缉令，在意大利被捕。茅晨月事件与之时间接近，可能为中共“对等反制”。
安斯泰来案：2025年，一名日本安斯泰来（Astellas Pharma）制药高管在中国被判间谍罪三年半，同期茅晨月被禁出境，引发地缘政治联想。
据有关统计，1995-2019年间，中共对128名外国人实施出境禁令，其中29名美国人、44名加拿大人，约1/3与商业活动相关。2023年《反间谍法》与《数据安全法》修订后，中共对“国家安全”的定义更为宽泛，普通商业行为（如数据分析、市场调研）可能被认定违法，进一步增加外企高管风险。
比如，2023年，日本野村证券野村证券驻港高管王仲和因协助调查被禁出境近一年；风险咨询公司德安华（Kroll）香港籍高管Michael Chong因协助调查被限制出境，至今未获释。
同年，美国尽职调查公司美思明智集团（Mintz Group）在华遭搜查，多名员工被拘，其新加坡籍主管曾被禁离境，公司因涉及未经批准的统计工作，被罚款150万美元。
这种做法不仅侵害个人权利，也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司法丧失信心。
结语：
茅晨月被限制出境事件，凸显了中国营商环境的恶劣与法治透明度的风险，其模糊执行与潜在政治化用途，令外籍高管随时面临失去人身自由风险。而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动因可能与中共对美“对等反制”有关。跨国人士或许会因国籍、身份或业务敏感性成为“风险对象”。不独立的中共司法则为“人质外交”提供了便利：模糊的法律程序与宽泛的罪名定义，使当局可随意扣留外籍人士，而无需公开证据或走公正司法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