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高调追责地方隐形债务，专家认为作用有限。示意图。(Shutterstock)

中共财政部8月1日通报了六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单个案例的最高新增隐形债务达683.96亿元（人民币，下同）。中国问题专家认为，案例凸显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矛盾尖锐，背后是体制问题，追责作用有限。

8月1日，中共财政部再次通报了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问责案例。此次被通报的六起案例共涉隐形债务的总金额为1410.14亿元，其中有两起案例超过了600亿元。其一为福建省厦门市通过国有企业垫资实施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安置型商品房项目等，新增隐性债务683.96亿元；其二为四川省成都市通过国企垫资实施城市有机更新项目、垫资建设市政道路等公益性项目，以及替政府缴纳轨道交通建设发展专项资金，导致新增隐性债务614.08亿元。

福建省和四川省2024年年底经中央认定的隐形债务余额分别为3589.3亿元和8208.2亿元，如今被披露的新增隐性债务683.96亿元和614.08亿元，相当于分别增加了约19%和7.5%。

隐性债务是指地方各级政府在法定限额外，通过其它企事业单位操作，由政府承担偿还或者担保责任的债务。这样的债务不被登记在政府资产负债表中，因此被称为“隐形债务”。与隐性债务相对应的是法定债务，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以及省级政府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

巨额隐形债务曝光中央地方矛盾激化

中共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问题由来已久。中共官方公布的信息是：2023年末，经过逐个项目甄别、逐级审核上报，中央确认全国隐性债务余额为14.3万亿元；并宣布要在2028年底前化解全部隐形债务。

中国问题专家王赫于8月2日告诉大.纪.元;说：“这一次爆料6家数额惊人，是以前2022年曝光隐形债务以来典型案例所没有的，达到历史最高峰。”

王赫表示，中共当局当初公布现有隐形债务规模时有隐瞒，估计规模高达50万亿，但中共中央只承认了14万亿。

“剩下的怎么办？地方还是根本扛不动，目前来说中共搞的地方隐形债务的化债，基本上是杯水车薪，地方还得要维持运转，还得要不断地搞隐形债务。所以这一次中央想，我已经花了那么大力气，你地方还不争气，还在给我乱搞，所以上面财政部加大了审查力度，这次爆出来如此巨额的隐形债务。”

“这是空前的，是以往历次披露典型案例都没有的。这说明了是什么？”王赫说，“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尖锐了，非常激化，这是第一个看点。”

地方政府骗国债资金

六例被披露的案例中，有两例是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其中，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通过国有企业举债融资实施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新增隐性债务5.2亿元；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通过国有企业举债融资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新增隐性债务1.45亿元。

王赫说：“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在是个香馍馍，各地都在想方设法去套取中央相关的国债资金。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运行成本其实非常高，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现在的问题是各级地方政府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做成一个拉动基建投资，拉动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环节，都来瓜分这个‘唐僧肉’。

“所以中共的国债资金在分配和使用上的问题非常严重——资金投资效果效率很低，其实是加大了中共的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

王赫还提到：“这不是简单的一个腐败问题，里面肯定会掺杂腐败问题，但主要的问题是违反财政纪律。”

中共财政部发布的通报结尾处强调了要“严肃问责”。现任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专任教授的孙国祥于8月2日告诉大.纪.元;说：“对于这种所谓的问责机制，我个人认为短期追责有用，但是长期效果有限。”

隐形债务背后的体制问题

孙国祥解释说：“这种问责通报作为政治工具，有助于传递中央整顿隐性债务的决心，但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是一种体制性、结构性的问题，并非仅靠惩处几名官员就可以解决。

“许多地方政府面临上有政策下无资源的困境，即便想要守规矩，也难以推动地方发展和履行公共服务的责任。问责可能导致地方官员不作为，进一步影响地方治理的经济活力。因此，问责是一种政治信号，但若缺乏配套财政改革与制度调整，长期的效果有限。”

就隐形债务的根源，孙国祥认为这与中共的财政分权制度、官员业绩的评判指标，以及地方财政依赖房地产的状况有关。

孙国祥说，“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共中央掌握大部分的财权，地方则承担大量的支出义务，像是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因此导致地方财政缺口扩大，难以应对日益扩大的支出责任，进而衍生出依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来进行举债搞建设。”

中共长期以GDP增长作为评判官员能否晋升的主要指标。孙国祥说，“因此地方被激励举债拉投资，债务变成推动政绩的工具，尤其在过去多年以来基建刺激政策之下，债务规模不断地膨胀。

“中国地方财政与房地产的周期反转息息相关，土地出让收入曾支撑地方财政跟债务的偿还，但近年房市下行导致土地财政的崩塌，债务风险进一步地暴露。

“最后是缺乏透明监管跟风险转嫁机制，许多隐性债务并未列入地方政府的正式预算体系，因此导致监管滞后，地方以像是城投债、PPP模式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来规避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