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在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作了一年研究生，导师是钱三强先生。1950年7月随导师离开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工作。有时星期六回清华，在叔父家住一晚上。
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理学院合并入北京大学。叔父离开了北院七号，搬到北京大学镜春园76号。镜春园76号是民国以前建造的四合院。朝南的正屋较大，左右分住两家，各三室一厅，背面各有厨房和工友房。叔父实际上只用了一室一厅，另外两间堆放书籍。四合院的东西厢房各住一家。院子里的树木较高大，房子比较阴暗。各家都有卫生设备，但没有暖气，自己生火取暖。1954年近代物理所搬到中关村，我常骑自行车到叔父家。
1956年春，叔父告诉我，他正在治装，准备跟竺可桢先生一起去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快要走时，忽然上级通知他留下，叔父没有告诉我上级是怎样解释的。竺可桢、刘仙洲、李俨（其他两人不详）等五人参加了那次大会。现在我猜想，很可能是叔父的那一段抗日的历史引起上级的不信任而不让他出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叔父因无官职，没有受冲击。1967年初叔父告诉我，几天前，北京大学“革委会”带了几位外调的人到他家询问一些1937年在天津的事情，并说，他们询问后就走了。当时北大有两大互相对立的造反派，当权的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和作为反对派的“井冈山兵团”。“新北大公社”当时并没有就这件事贴出什么大字报。过了几天，“井冈山兵团”得到了消息，忽然发难，贴出“打倒CC大特务叶企孙”的大字报，同时“揭露聂元梓包庇CC大特务叶企孙”。于是，聂元梓一派也贴出了“打倒CC大特务叶企孙”的大字报，随即两派对我叔父实施专政，强迫劳动，竞相批斗年届七十的老人。
1968年6月28日，叔父被以“CC特务”罪名逮捕，关入北京卫戍区监狱，还戴上了手铐。他在狱中的情况迄今是个谜。叔父坚守狱中对人的承诺，顾全大局，至死未吐露一字。当时我只知道叔父忽然被捕，是什么机关以什么罪名逮捕，没有通知家属，可以说是忽然“失踪”。我们家属不敢问，也不知问谁。1969年10月我去二机部湖北干校劳动，1973年3月回北京。
我回北京后，不知叔父住在北大什么地方。我向物理系提出要看叔父，过了大约两个月，通知我可以去看他。他住在家属公寓的一间房内，有一位老工友给他做饭。叔父两只小腿全部肿胀发黑，很可怕，可能是很严重的丹毒，是在监牢里得的，走路极其困难。由于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他日夜坐在一张破藤椅上。他说，小便失禁，坐在藤椅上好处理一些。我劝他去看医生，他断然拒绝。大约1975年中，北大组织一批老先生到北京大学去作体检，有我叔父、冯友兰等，通知我陪同。我记得是由一位中年医生为他检查。医生一看，很惊奇地说，你的腿的病情这样严重，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应该赶快治。第一步治前列腺肥大。对老年人像你这样的病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割睾丸，手术很简单，效果很好。医生还说，不久前，他给一位80岁的老先生做过这样的手术，效果极好。叔父不加思索地回答说，“不做。”医生十分发急，大声讲，“不治很危险，有性命危险。”叔父发火了，声音比医生的还高，“我就是要死！”医生只好让步，说，“那我给你一种药吧，不过不太有效。”？药名我忘了，药内含有雌性激素和安眠药物。医生没有想到，叔父几十年来几乎从来不吃药，这种药居然有奇效。小便失禁大为减少，可以卧床睡觉了。可是，过了几天，叔父拒绝继续吃药，他说，老是昏昏欲睡。幸好，一点点药起了大作用，从此小便不失禁了，可以卧床睡觉，叔父的生活才稍微恢复正常一些。两只小腿还是全部肿胀发黑，叔父置之不理，拒绝就医。
1977年1月13日，叔父病逝，物理系党总支书记跟我谈开追悼会的问题，我提出我的叔父还没有平反，以及悼词怎样写的问题。他说，“叶企孙的问题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追悼会。”他还答应说，校党委将开会讨论悼词，悼词拟好后会征求家属的意见的。那时离追悼会还有六天。我就等着，没想到，每天的回答都是，校党委还没有开会。一直到举行追悼会的前一天，会还没有开，说是当天晚上开。悼词一直没有给家属看。悼词的基调仍然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我叔父的评价极低，只轻描淡写地这样几句话：“叶企孙先生长期从事物理学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对培养我国物理学工作者和开展物理学事业作出一定成绩。叶企孙先生对中国科学史也做过研究工作。”当时参加追悼会的叔父的老同事、老朋友、学生们议论纷纷，大为不平。吴有训先生悲愤交集，追悼会未终，便拂袖而去，以示抗议。
追悼会后，我就去找某位负责人，我提出：“还没有平反，请北大向上级报告，从速处理”。他说：“不需要，校党委的决定就是最后的决定”。我说：“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是平反”。接着，我提出，“希望北大向新华社提出，叔父去世的消息见报，像不久以前清华大学化学系张子高老先生去世后那样，报上发布了短短几个字的消息，这样好让亲友知道，他不是反革命”。他回答，“不必要，不是人人死了都见报”。话说到这里，我也就不再多说而告辞了。稍后，我去找吴有训先生，他见了我，愤愤不平地说：“你叔父没有平反，你一定要上告！”我明白了，我无法通过北大向上反映。我只好上访、写信、找关系向上级递申诉信，到北京市的接待信访单位去申诉，向中央统战部、中国科学院方毅同志、姚依林同志等写信，为我叔父要求平反。同时，很多叔父的同事、朋友、学生和学术界的人士也到处奔走呼吁、写文章、查历史材料，要求平反并恢复叔父的名誉。
通过大家的长时期多方面不懈的努力，经过艰难曲折的过程，1984年8月20日中共河北省委做出“关于熊大缜特务问题的平反决定”，指出：“熊大缜同志是1938年4月经我党之关系人叶企荪、孙鲁同志介绍……对冀中之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定熊大缜同志为国民党CC特务而处决，是无证据的，纯属冤案”；并特别指出“叶企荪系无党派人士，爱国的进步学者，抗战期间对冀中抗战做出过贡献。……叶企荪根本不是CC特务。”这个平反熊大缜的决定附带平反了叶企孙，叶企孙被误写为叶企荪。
在1984年中共河北省委做出决定约两年后，北大在1986年印发了“［86］224号文件”为叶企孙平反。198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沈克琦、孙佶和汪永铨三位先生合写的纪念文章《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在报纸上公开为叔父平反。此时相距1977年叔父病逝，差不多过了将近十年。虽然平反了，叔父投身救国，却含冤而死，在家属的心中，一直十分沉痛，心情很难平息。
原载《中关村回忆》，蔡恒胜、柳怀祖等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