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剑先生在节目中引用人口学家易富贤先生的观点，认为香港反送中运动失败，主要是人口结构的关系。他认为通常政治转型爆发的大规模社会运动，需要有强大的“青年潮”，指15--29岁人口比例超过28%，以及较低的人口中位数。香港反送中运动时的年龄中位数高达44岁，15--29比例仅为16%，因为这个人口结构上的不利因素，决定运动无法成功。

这是很新奇的观察角度，也值得深思。不过，笔者认为，一场政治运动的成败，通常有其爆发蔓延与转折成败的复杂原因，不会只由一种社会因素决定。反送中运动延续三年，其间起伏跌宕，有其必然性与偶然性，值得好好反省。

反送中运动是香港人九七后与中共二十八年较量的结果。早在2003年就爆发反对二十三条立法的五十万人大游行，2014年爆发占中运动，2016年再爆发旺角骚乱，直至2019年的反送中，一波乍平一波又起，香港人的反抗情绪是逐步积累起来的。

首先，香港人一身正气，面对的却是一个蛮横而强大的专制政府，在力量对比上处于绝对的劣势。习*近*平2012年上台，2018年如日中天，心雄世界，不能容忍香港人在眼皮底下造反，因此中港虽互有进退，但中共始终没有让步，这是运动失败的必然因素。

其次，中共的反人民本质，决定他们不会向人民的抗争低头。反送中初期香港政府即撤回送中条例，但对香港人的民主诉求，始终不肯妥协，直至暴力对决，摧毁香港也在所不惜。

再次，三年反送中运动，香港人始终是孤军作战，既没有得到大陆人民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回应，三年耗尽了我们的精神和实力，最终不可避免走向沉寂。

再次，随着运动时间迁延，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变成碎片化，随起随落，对政府的威胁减弱。直至中后期，演变为和理非与勇武派的分流，与警方的暴力对垒参加的人数更少。虽然斗争目标一直没有变，但时间拖太久，难免出现疲态，这也是必然因素。

再次，政府手上有三万警察，有合法的武器执行政权暴力，而巿民赤手空拳，以肉身作盾，缺乏有效对抗的手段，街头对峙很难占上风。

再次，整场运动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缺乏组织和指挥，呈现游击式的短期即兴的特点，不能对警方产生足够的威胁。缺乏领导核心与占中期间兴起的“拆大台”有关，与民主党进入中联办与中共密谈，失去年轻巿民的信任有关。整场运动没有产生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巿民缺乏统一意志，行动缺乏长期规划与统一指挥。

再次，反送中运动中发生了武汉疫情，2020年3月香港政府即推出“禁聚令”，意图打击巿民集体行动的激情。直至群众抗争出现疲态的时候，禁聚令等于是最后一击，导致多数巿民对运动采取了放弃的态度。

最后，反送中运动的出发点，是希望以强大民意为手段，逼迫中共在香港民主进程上松手，但2019年，中共国势仍在高峰位，习*近*平刚开始第二任期，正踌躇滿志，意图争霸世界，当时中共的外部环境相对比较平顺，没有遭致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因此，中共不会采取怀柔政策，变相鼓励人民的抗争，一定要像北京六四那样，以压倒性的姿态一举扑灭反抗怒火。

2020年，中共利用全国人大为香港国安法立法，当时警民对峙，街头暴力盛行，根本谈不上国安法执法的问题。及至禁聚令一下，街头平静下来，为政府的野蛮执法提供了时间与空间，自此以后，香港巿民即处于完全被动的地步，街头行动中止，运动宣告失败。

反送中运动失败的必然因素，是中共的反人民立场以及强大的国家机器，偶然性因素是疫情禁聚令。至于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抗争形式的碎片化，这些都属于较次要因素，但对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

现在回头看，香港人的反送中运动是注定不会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力量太单薄，孤军作战对付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专制政权。我们只有相当有限的斗争手段，缺乏有效的组织和指挥系统，也缺乏足够的斗争经验，一切都只是基于发乎内心的道义感——悲剧虽然发生了，但历史并不站在胜利者那一边。

香港反送中运动是当代世界历史上坚持最久的一场政治运动，也对世界局势和中国历史变迁产生深远影响。香港人虽败犹荣，“反骨”犹在，我们不是溃败，只是螫伏，只是韬光养晦以待来日。至于易富贤的人口决定论，可以存为一说，作为全面反省的参考。

以上我的看法不一定对，也不一定全面，希望大家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深入讨论，这些历史经验，将来都会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