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蔡澜仙逝，引起坊间对“才子”的热议，这在金庸﹑倪匡和黄霑去世时都没有发生过，这是因为蔡澜比起其他三位，都更有一种传统才子风流倜傥的性情吗？

在所有相关文章中，最奇特的是有一位在信报发表的文章中，自拟了一个四才子名单，其中竟然有马英九。把马英九比作才子，简直辱没了“才子”这个引人好感的名号。

说某人是才子，不是凭想像和好感得来的结论，是要看他的作品，从他的文章﹑画作或乐曲中，领略到一种异乎寻常的感染力。马英九做英文翻译出身，如果有写文章，大概都是一些官样文章，我从未看到过他写了稍有文采的散文，他既无才，才子之名就不能白给。说马英九是才子，失礼的不是马英九，失礼的是把他封为才子的人。

有人从香江四才子，又联想到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和徐祯卿等江南四才子，从中国古典文学史长河来看，所谓江南四才子，文名都排不上号，他们可能诗酒风流，但他们的作品都没有广泛流传，可见文学艺术价值并不高。

事实是，所谓才子并没有一定的标准，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有人一时兴起胡乱起号，不料口耳相传就被当真了。任何人都可以把这个那个说成是才子，那是他的自由，一旦流行起来，变成一种定见，别人也没有办法，但可以肯定，“马英九是才子”这种说法，只是一个笑话。才子起码应该有点才情，完全没有才情而被名为才子，那只是让人恶心。

才子要有才情，才情有部分是先天的，有部分是后天修养得来。通常我们说才子，都是指在文学﹑美术和音乐方面有过人天赋和专业成就，金庸﹑倪匡﹑黄霑和蔡澜，都是其中佼佼者，说他们是香港四大才子恰如其分。与金庸同时代的，至少还有梁羽生﹑刘以鬯，不过既然没有标准，也就不必计较了。

才子没有一定标准，但至少应该有才情，才情横溢的人，在以下几个方面应该有过人的优势，比如记忆力﹑观察力﹑感悟力﹑思考力﹑表达力，没有过人的天赋，不经后天刻苦的努力是做不到的。才子通常玲珑剔透，才思迅捷，张爱玲说的，敲一下脑壳脚板底都会响，他们想人之所未曾想，道人之未能道，以其尖新的理念和别致的表达方式令人倾倒。

中国现代作家中，张爱玲和她的前夫胡兰成都是才情横溢表表者，细读他们的文章，时常为那些不期而至的奇妙的遣词与造句击中，那些超乎寻常的表述方式，有如电击的感染力，包含对世道人生独特的细察与感悟，有的会令你记一辈子。

才情之于女作家，似乎比男作家更有优势，这大概因为女性比男性更敏感，感性更丰富，她们对生活细节的观察也更细致。不同的文学艺术门类之间有通感，因此有人的才情，未必只局限在某一个别领域，比如黄霑和罗大佑，既能作曲也能作词，蔡澜能文也能书，梁羽生能写武侠小说，诗词对联也功力深厚，黄永玉不但画好，文章也非常精采。

因为谈论才子，有人又拈出大师的称号来说事，才子与大师不能相提并论，才子只重在一个“才”字，大师却重在一个“师”字。既为师，不但要有才，更要有德，甚至应该说，有才的人很多，才德兼备的人是凤毛麟角。

今日大陆，扔一个石子上天，掉下来会砸中一个大师，大师俯拾即是，也是今日世情奇景。才子没有标准，大师却不是随便叫的，大师不是某一个行业的“老行尊”，不是一种专业权威。一个人可以是大作家﹑大画家﹑大音乐家﹑大学者，但他很难有机会成为大师，因为大师要对时代与历史有深远影响力，要有一种文化的建树，足以造福后人。

我以为近现代中国，称得上大师的，唯有胡适和鲁迅。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至今仍是医治民族痼疾的良方，胡适的自由主义，强调思想和言论自由，强调宪政法治的主张，至今依旧震聋发瞆。鲁迅塑造的狂人﹑阿Q﹑祥林嫂，仍可鞭挞当代中国人，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怀，仍足以警醒我们。鲁迅死后被中共利用，但鲁迅在本质上恰恰是中共的敌人，老毛曾经说过，若鲁迅活到四九年后，他要嘛噤声，要嘛就在牢里。

大师是他们的思想人格影响几代人，他们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他们的德行与学问足以改变历史。相对来说，有的人专业学问深厚，个人品格也无可挑剔，但他们的思想无法引领广泛的精神领域，他们离大师的位置就还有很大距离。陈寅恪和钱锺书都是大学问家，可是他们对时代精神的影响，就远不如胡适与鲁迅。

你可以在自己的思想意识和文化积淀中，找到胡适和鲁迅留下的精神馈赠，但你找不到陈寅恪钱锺书两位的身影。所谓大师，便是他们塑造了时代精神，前瞻了历史方向，他们规范了我们的道德准则。

关于大师，刚过世不久的大画家黄永玉先生曾有过一些很有趣的说法。他说：“我也时常被朋友们称作‘大师’，有时感觉难为情，暗中的懊丧，看到朋友一副诚恳的态度，也不忍心抹拂他们的心意，更不可能在刹那间把问题向他们解释清楚，就一天天地脸皮厚了起来，形成一种‘理所当然’的适应力。”

“直到有一天，我那些学生﹑学生的学生都被人称为‘大师’，他们都安之若素的时候，我才彻底明白，我们的文化艺术已经达到一种极有趣的程度了。”

黄永玉不但画好，文章也令人绝倒，他也是当之无愧的大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