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感到内疚和悔恨的

1954年，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也牵连和冤屈了一些好同志。使我终身感到内疚和悔恨的，是对李常青同志的批判。

李常青同志当时是哈尔滨市的市委第一书记。他对党忠心耿耿，工作兢兢业业，生活艰苦朴素，缺点是工作上有点家长式领导的作风。总的来说，是一个忠诚的党员，是一个好同志。由于工作上与高岗有些联系，便被诬指为高岗线上的人。当时我任哈尔滨市委第二书记，东北局一位负责同志亲自打电话给我，说李常青的问题非常严重。因此，李常青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错误的批判。对此，作为市委第二书记的我是负有很大责任的。

后来，李常青同志被调到教育部任司长，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内蒙古去劳动改造。在一次骑自行车时，遇车祸不幸身亡。一个为党的事业奋斗几十年的老同志，就这样落得非常悲惨的结局！

对于李常青同志的不幸遭遇，我一直有一种沉重的负疚感，对他的悲惨遭遇，比我自己在"抢救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折磨和迫害，更加感到痛心。这是我心上一个永远难以愈合的伤口。

反右当中的"滔天罪行"

1956年9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我对党的"八大"是衷心赞成、完全拥护的。特别对于"八大"报告中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今后的任务是向大自然作战、搞经济建设，我从心眼里高兴和拥护。对于"八大"之前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和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也是非常赞成的。因此，在"八大"以后，我觉得心情特别舒畅，对工作干劲倍增。全国也是一片欢腾，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可是，好景不长，"八大"闭幕以后，毛主席又在青岛会议上作了内部讲话，提出和"八大"决议完全相反的意见，认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样，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疑虑，"八大"决议还算不算数呢？但心里还是想:毛主席和党中央总是正确的，这种重要提法的改变，一定是经过集体讨论的。只有一个问号：这么重大的问题，为什么不召开党代表大会呢？至少要由中央全会作出决定。我万万不会想到，这是毛主席个人决定的。

1957年"反右派"斗争，我在哈尔滨市任第一书记，我也抓过"右派"，整过人。当时我对毛主席所讲的"引蛇出洞"的做法虽有疑虑，但总的来说，还是忠实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的。按我个人的水平和胆识，当时不可能不按上级的指示办。但由于我对那种做法有疑虑，因而也做了一件违反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的事。

当我看到中央下发的就要掀起抓"右派"的绝密文件后，我担心如果市委、市政府党员副局长以上的干部不了解中央的意图，怎能领导好这次运动呢？所以，我未经报告省委和中央，擅自把《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两份文件在党员副局长以上干部中进行了传达，并要他们绝对不要再往下传达。

由于这些干部了解了中央意图，所以在鸣放当中都比较慎重，这样，在市委、市政府党员副局长以上的干部中，就没有出一个"右派"。我的这一行动，在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上来说，完全是错误的，但是却使那次抓"右派"的运动没有扩大到市委、市政府副局长以上的干部中，这也算起了点保护干部的作用吧？

"文化大革命"中，造拍派揭批我在"反右派运动"中使哈尔滨市副局长以上的干部中的"大右派"都漏了网，我也"罪责自己"犯下了"滔天罪行"。

庐山会议后整过一个"反党集团"

在1959年发起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我也是一个忠实执行者。对于当年召开的庐山会议，黑龙江省是第一书记欧阳钦、省长李范伍参加的，我在那时只能从欧阳钦回来的传达和中央的文件中知道一些情况。

我记得，大概是庐山会议闭幕以前，哈尔滨正在召开市党代表大会。我在大会上代表市委作的报告，关于反对浮夸风、瞎指挥风，反对主观主义等，还是有一定分量的。这本来是对的。但在那次大会闭幕的前两天，我听到庐山会议关于反右倾的信息，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为使大会代表和领导干部有反右的思想准备，我在大会闭幕之后，未等代表散去，马上又召集参加和列席会议的原班人马，开了一个干部会议，作了一个讲话，把庐山会议反右的精神加了进去。市党代大会通过了市委的报告，并形成了决议。市委第一书记紧接着又在干部会议作了一个相反的"重要讲话"，这确实是极少见、极反常的。但在当时，我只能和只好那样做。

紧接着，一个"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在全党、全军、全国开展起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像全国一样，也揭批出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错误的人。甚至，哈尔滨市委，也像许多地方一样，搞出一个所谓的"反党集团"。这是在一次市委扩大会议上，由于过火地错误地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根据错误的认定，并经省委同意的。我作为市委第一书记，对于受到冤屈的同志，负有重要的责任。

1962年初，中央召开了7000人大会，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出，对于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凡是过了火的，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一风吹。这样，这次运动中受到处分的，比之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要幸运得多了。

在一风吹中，做平反的工作，对我来说，比之揭批的时候要主动积极得多。给人平反，向人道歉，我心情是高兴的，唯恐做得太慢了。7000人大会后，我一回哈尔滨就抓紧平反工作。在市委召开的平反大会上，我公开进行了检讨，并向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对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人，我还亲自到他们家中去赔礼道歉。

只是对于那个错定的"反党集团"，因为比较复杂，没有随着"一风吹"及早平反，后因"文化大革命"，又拖了几年，是我至今感到遗憾的事。

关于"四清"和"文革"

1963年至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认为刘少奇同志的做法有些"左"（集中体现在"桃园经验"上），对于把农民养几只鸡生几个蛋，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也有不同的看法。

1964年中央开会讨论制定"二十三条"时，我还误以为毛主席在纠正刘少奇同志的"左"，没想到毛主席是认为刘少奇"右"。结果"二十三条"比刘少奇更"左"，最后"左"出个"文化大革命"。"二十三条"中提出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始时，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怎么也不会想到刘少奇会被定为中国共产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怎么也不会想到我自己也成了哈尔滨市的最大走资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