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五四运动，没有不知道曹汝霖的。

1919年的那场“五四运动”，无数学生走上街头，将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合称为“三大卖国贼”。愤怒的学生们甚至游行至曹汝霖家，痛打章宗祥，焚烧曹氏宅，史称“火烧赵家楼”。

一时间，曹汝霖成为千夫所指。北洋政府迫于民愤，不得不在6月10日下令罢免曹汝霖。

经过这次事件，曹汝霖深受刺激，发誓不再过问政治。

这一年，曹汝霖42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却意外翻车，于是毅然选择了激流勇退。

说起来，曹汝霖也是学霸级的人物，他早年东渡日本求学，回国后参加满清朝廷举办的留学生特设考试，名列第二。

他曾为当时的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讲授时政问题，被徐世昌认为“学识兼优，才堪大用”，先后7次向朝廷保举他。不久，西太后点名招他入宫讲解日本宪制。

他在担任交通总长期间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完善全国交通网络；主导交通银行改组，引入现代金融管理制度，推动纸币发行的规范化。

这些过去的光荣因为卖国贼的骂名一落千丈，曹汝霖退出官场后选择移居天津德租界，数年后再寓居山东青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方面出于占领需要，多次拉拢诱惑曹汝霖，想让他为日本政府服务。但曹汝霖坚守立场，始终拒绝在日伪政权中任职。日军筹组华北伪政权时，曾把他作为总理大臣人选，但他不为所动。伪政权先后给他挂上过“最高顾问”和“咨询委员”的头衔，委任他为新民印书馆董事长、“中日恳谈会”会长等职务，他都一概置之不理，从不到职视事，也未参与过任何汉奸活动。

相反，曹汝霖还做过一些保护民众的事情。“七七”事变后，日军在天津新车站用机枪扫射难民，曹汝霖听儿子曹朴讲述后，立即给占领军打电话说，“新车站住的都是难民，不是军人，并无敌对行动，为何要开枪射击这些无辜的百姓？”日军停止行动后，曹汝霖叫儿子曹朴出面联系商会，在河北公园设立收容所和粥厂，解决这些难民的食宿问题。

像这类善事，曹汝霖一直在做。他曾发起创建北京中央医院，对贫民实施免费救治，并长期担任院长。同时每年冬天还会定时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棉衣，向穷人施舍棺木。知情人都称他为“慈善家”。

曹汝霖做慈善讲究方法，注重实效。每年冬季，北风呼啸的时候，曹家都会拿出100套棉衣，施舍拉车的车夫。施舍时不搞公开发放，而是由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衣衫单薄的车夫，便雇他的车，叫他拉倒背静的小胡同里，付过车钱后，再给车夫一套棉衣。如此循环操作，以确保棉衣发放到真正需要的车夫手里。

曹汝霖做得最好的慈善是创建医院。1920年代，曹汝霖出面联络了20多人共同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附近创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落成后，除去购买所需的医疗器材外，尚余20万元，全部存入新亨银行。中央医院属于慈善性质，穷人看病是不收费的，就用存入银行的20万元作为医院的开支。曹汝霖担任中央医院院长期间，所需经费都由他来筹措，就连冬季用煤，也都是他担任董事长的正丰煤矿提供的。曹汝霖主管中央医院工作长达二十余年，从未领取过一分钱的工资。日军占领华北后，曾想要控制这家医院，曹汝霖同日军交涉说：“医院是私人合资经营的，而且属于慈善性质。”日军这才罢手。当时，协和医院被日军强行接管，一些名医像钟惠澜、周华康等都不愿替侵略者服务，纷纷投奔中央医院。

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院长职务，请钟惠澜继任，他诚恳地对钟惠澜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这么多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日本人占领北平后，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出面应付。现在日本人走了，就请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

曹汝霖起初的专业是在法律，他是民国首位执业律师，他的证书编号是第壹号，曾代理过妓女程月贞与太监张静轩的离婚案。程月贞是张静轩用300两白银从妓院中赎身的小妾，后因不能忍受张的虐待起诉离婚。审案时，法官立场在于劝和，驳回起诉，一审判决不予离婚。曹汝霖于是改变上诉方向，以人口贩卖非法切入，指出程张二人的婚姻违背民国法律，要求改判。三天后再次开庭，法官林鼎章当庭宣判：“求破镜之重圆，恐复有蒺藜据石之占，……所以聚头萍絮，何如池水分流？”听得程月贞一头雾水，问法官：“你这是判决离还是不离？”曹汝霖笑着跟程月贞解释说，这是准予离婚。

这起案件在当时受到报界关注，加上后来曹汝霖办理过的多起标志性案件，使他声名大振，名噪一时，客观上推动了当时的司法改革。鉴于民众不懂法律的情况，曹汝霖向大理院建议普及法律程序，提出在法官宣读判词后，应向当事人大声说明若不服从判决，可在法定期内上诉，超过二十天视同放弃上诉；若当堂声明不服也算上诉，可事后递补呈状。后来大理院根据他的提议，通告各级法院一律照此办理。

曹汝霖也因此而受到袁世凯关注，民国二年被委任为外交部次长。只因这一番进入官场，在民国四年参与了签订“二十一条”的修正案，受到全国声讨。后来又因巴黎和会期间，支持把部分中国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引起公愤，被痛斥为“卖国贼”。

但其中曲折，又并非外界传说的那样堕落，据著名外交家顾维钧说：“我认识曹汝霖，并与其在外交部，特别是当签订‘二十一条’时共过事。就我们所共之事而言，我始终感到曹先生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是拥护国家利益的。”

与此相呼应的说法，是曹汝霖晚年在回忆五四运动时曾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曹汝霖之所以说牺牲得不明不白，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在签订“二十一条”这件事上，被大家误解了。1915年1月18日，日本提交了他们拟定的“二十一条”。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中说：“我与陆子兴（陆征祥）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日本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把上面这段话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在谈判中经我方力争，减少到不满十条，其中第五项辱国条件，最终因中方的坚决拒绝，日本方面只好撤回。应该说，在当时的背景下，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结果世人并不了解交涉内容，就以讹传讹，说曹汝霖等人签订了卖国条约。真是有点冤枉。

问题是舆论一旦形成，再要纠正，难乎其难。所以一顶卖国贼的帽子，曹汝霖戴了一辈子。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整个八年抗战，曹汝霖固守了民族气节，从未有过汉奸行为。所以1945年抗战胜利时，曹汝霖敢坦坦荡荡地致电蒋介石表示祝贺；而蒋氏也在复电中给予了亲切慰问。曾经，北平军统站在清查汉奸时，将他列入了伪华北政府汉奸名单，蒋介石审阅时，特意将曹汝霖的名字从名单中一笔划掉。

三年内战时期，曹汝霖从北平迁居上海，1949年前往台北。1950年经香港赴日本，后迁居美国，1966年在美国底特律去世，享年90。

千秋功罪，交与后人评说。

2025年0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