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文革经历的人中，很少有供述自己当年“劣迹”的。而文革中发生过那么大规模的迫害，现在却只看到被迫害方的“一面之词”。施行迫害的一方呢？那是很巨大的群体，远远超过被害方，如今却默然无语。这就叫“选择性遗忘”吧？

不过也是，那些迫害行为实在太恶了：残忍、疯狂、兽性、无耻、野蛮……需要用这些最坏的词汇去形容。谁愿意把这些词汇揽到自己身上呢？而且，那些当年施暴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大多数恐怕也并非真的“坏人”，只是一时陷入了疯狂，等回过神儿来，难免不愿承认、不愿记住、不愿回想，干脆不愿相信自己曾经“兽性大发”吧？

笔者不想“选择性遗忘”，但想来想去，自己做过的“恶”无论质还是量都实在微不足道。但这绝不是说自己有多“善”，只是当年没机会而已。文革中狂暴的“红八月”（1966年）时，咱才上完小学五年级，没资格当红卫兵。如果能当红卫兵，我那时一定会当。如果有机会去扫四旧、清理黑五类，也一定会参加。如果面对黑五类，自己也一定会下手，而且也一定轻不了。不仅是我，当年的哥们儿、同学也会像我一样，我们都是同一套思想体系教育出来的“革命接班人”。

虽然“分量”不够，但笔者当年确曾参加过一次“清扫黑五类”：斗争地主婆，应该供述记录下来。下面就是从笔者老文章中摘出的一段——

我家住百万庄，那里住的都是干部家庭，不是清理黑五类的重点地区，这让居委会的积极分子们很难过，感觉被红卫兵冷落了。于是挨家挨户摸底调查，终于查出几个坏蛋，赶紧去附近中学报告。那天，总算盼来了几个红卫兵到我们寅区清理一个地主婆。接应红卫兵的街道积极分子是个又高又壮的半大老太太，宽脸上有几个麻子，嗓门特大，而且嘴包不住牙，所以外号叫‘大呲牙’。

红卫兵太少了，大呲牙就招呼在附近玩的小孩们一块去抓地主婆，人多势众。中学生都去学校闹革命了，只有我们小学生在家玩，此时正闲的不知干什么呢，一听斗地主婆，高兴坏了，连呼带喊的跑着去，而且越传越远，一群群的小孩都跑来了，全往前挤，弄的红卫兵都闲着了，插不上手。

等把地主婆从家里揪到院子里，我才捞着机会挤到跟前。太让我失望了，这个地主婆太不像地主婆了，长的慈眉善目，远不如大呲牙像地主婆。但既然红卫兵没拿大呲牙当地主婆而拿这个更像好人的当地主婆，我们也就不必担心‘有没有搞错’，于是拳打脚踢，吐吐沫，扬土，扔石头，一会儿地主婆就倒在地上了。大呲牙说她‘装死狗’，命令她站起来，于是她赶紧往起爬。肯定是装的，要不就是吓的，因为她已经尿裤子了，湿了一大片。她爬起来又倒下，再爬起来再倒下。于是一个红卫兵把小孩们推开，一边命令她站起来，一边解下腰里的大皮带。这下提醒了我们，也赶紧解皮带。我刚解开又系上了，因为裤子往下掉。人家红卫兵是两条皮带，一条系裤子，另一条才解下来抡，如果只有一条皮带是不能随便解的。但有的小孩不管不顾，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抡皮带。我只能抡拳头，但刚要出拳又改主意了。决不是可怜地主婆，是没地方下手了，她身上头上全是吐沫和土，我怕脏了手。那就出脚吧，但刚要出脚我屁股倒先挨了一脚。出脚的人太多，谁挤到前边谁倒霉。

有个孩子让人一推，扑到地主婆身上了，粘了一脸一身的吐沫，转过身大骂：“操你妈！是谁推的？！”。

后来大呲牙命令地主婆爬到一个水泥的乒乓球台子上跪下，有个比我还小的孩子赶紧从地上捡起块碎玻璃扔到台子上。这招儿小说里有，坏蛋让好人跪玻璃碴子，这孩子记性真不坏。那地主婆跪在台子上，脸煞白，双眼紧闭，使劲的哆嗦。她已经脏的不能再脏了，浑身上下全是土和吐沫，还不时的大哆嗦一下，那是挨了一石头或一皮带，还真有不怕弄脏皮带的。大呲牙威风凛凛地大声宣布，勒令地主婆24小时内滚回老家去，不然决没有好下场。

那天我和弟弟是第一次斗争地主婆，所以非常兴奋，回到家还在交流感想，没注意到我爸爸在一边脸色越来越不对。突然他狠狠地问：“你们俩打人没有？”虽然声音不大，但带足了气。

我知道爸爸没弄清楚，赶紧解释：“打的是地主婆！”。

“别管谁也不许打！”爸爸的火气更大了。

我有点糊涂：打地主婆怎么啦？这就像1加1等于2那样错不了啊。于是理直气壮地对爸爸说：“打的是地主婆！是欺负穷人的地主婆！”

这下爸爸没词儿了，可还瞪着眼不甘心。过了好一会才拿准主意，放低声音问我俩：“你们知道爷爷奶奶是什么成分么？”这我还真不大清楚，但肯定是劳动人民，附近的老头老太太里就数我爷爷奶奶最勤快。

谁想爸爸却说：“知道么，是富农！”。爸爸声不大，可却像一声惊雷。我顿时木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真有那种一盆凉水浇下的感觉，凉透了，动不了了。

好一会儿我才又能想问题。虽然我不服气，爷爷奶奶从头到脚都是劳动人民的样，怎么能是富农呢？但爸爸的话无法怀疑，这事能随便开玩笑吗？再一想，我不由大舒一口气，幸亏爷爷奶奶几个月前（1966年5月）回老家了。要等到现在，我一想那个地主婆挨揍，立刻吓的都不敢往下想了。

这还得佩服爸爸。从我记事起，爷爷奶奶就跟我们住在北京，直到几个月前才突然收拾行李要搬回老家了。我实在不想让他们走，是他们把我带大的，他们好像也不愿走，是爸爸非让他们走。我当时对爸爸一肚子气，到了这会儿才明白，爸爸简直是神机妙算呀。

再后来我慢慢知道了，爷爷奶奶在老家（河北阜平）还可以。生活当然比不了北京，但决没有遭到北京黑五类那样的大难。乡下人待人另有一套。爷爷奶奶都是和气得不能再和气的人，从没得罪过村里什么人，所以也没人故意难为他们。当然了，严惩阶级敌人的风也刮到了乡下，爷爷每天上工要跟一群地主富农一起（好多还是年轻人，子继父业），专干重活累活。隔三差五的队长还要上门训话，有时还要去公社集中听训话。

不过呢，因为我三叔是军人（1945年参军的，解放后富农出身的就不许参军了），所以逢年过节，队长前脚上门训我爷爷奶奶一顿，后脚又带着人敲锣打鼓的再来，把‘光荣军属’的红纸条贴在门上，弄好了还给点慰问品。乡下人就是头脑简单，根本不管这一前一后有什么矛盾没有。

不管怎样，我的革命劲头被爸爸弄的荡然无存。爷爷是富农，我不就成黑崽子了么？虽然隔了一代，但那会儿家庭出身都是查三代呀。有好几天我都不想出去玩了，再出去也是心怀了鬼胎，小心翼翼地看看院里的哥们儿。虽然他们不知底细还像过去那样对我，但我觉的自己已经跟他们不一样了，有点像暗藏的坏人。

——上面写的这些对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已经有点难于理解了：为什么当年的孩子都那么起劲儿的去打地主婆呢？怎么会那么凶野？是那个地主婆犯了罪、作了恶么？那也该由公安部门处理呀？甚至有可能，年轻人连什么是地主婆都不知道了吧？什么黑五类、红五类，通通不知道了吧？

或早或晚，我们这代人从小受的“阶级教育”，被装满头脑的“阶级觉悟、阶级仇恨”，还有“阶级斗争精神”，统统都将湮灭在记忆的尘埃中。真的，回忆当年，自己也有恍如隔世之感，社会的基本观念已有太大的改变。现在大富大贵的都是什么人？当局哪还敢再搞阶级斗争？而当年曾以为天经地义的许多道理，现在已经无比荒谬。

所以，也该留下一些记忆，特别是用当年的语言，当年的观念，当年的逻辑思维，别让真实的历史那么容易就被随意涂改。

2024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