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柴静对话国共内战幸存者：“忘记苦难历史的人，必将成为下一次苦难的受害者”

近期两岸紧张局势再度引发关注，在台海战争的阴影笼罩下，柴静通过一期节目回望了一位九旬老兵的内战记忆，通过这段尘封于历史之中的深重苦难，引发了观众们对两岸未来的深入思考。

高秉涵先生用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提醒人们战争并非遥远的教科书条目，而是与无数个体和家庭紧密相连的鲜活历史，其痛苦影响深远。他那句“政治是无情的，忘记苦难历史的人，必将成为下一次苦难的受害者”，是对当下所有人的沉重警示。

1948年，13岁的高秉涵遵母命，在国共内战爆发时从山东逃亡。他的父亲因国民党身份被处决，更令人唏嘘的是，他的两位姐姐都是资深共产党党员，其中一人曾获毛泽东表扬。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令一家人骨肉分离。母亲给他象征仇恨的血衣绳子，叮嘱”跟着帽檐有太阳的人走”，这成为他们最后一面。

高秉涵随着国民党军队撤退，亲身经历了军队的混乱和失序。北方部队南下后举步维艰，军纪败坏，随意抓捕平民充当挑夫。年仅13岁的他，曾以军法官身份亲手处决过试图逃跑的挑夫。部队还放火焚烧村庄，破坏水井。逃亡路上充满恐惧与饥饿，他多次濒临死亡，支撑他的唯一信念是再见母亲，在极端环境下他也曾遇到过施以援手的解放军士兵。

经过14个月跋涉，高秉涵抵达厦门，踩着尸体登上最后一班驶往台湾的船。抵达台湾后，他睡在火车站长凳上，与野狗抢食垃圾。台湾岛屿涌入大量人口，资源紧张，高秉涵凭借母亲留下的初中肄业证明，他考入学校并最终成为军事法庭法官。

在金门任法官期间，他首个案子是判处一名为看望病重母亲而擅自离队的士兵死刑。他内心痛苦，认为换成自己会逃得更快。尽管试图抗拒，但在上级命令下，他不得不执行，理由是“军人离阵脱逃者一律死，杀一儆百”。他在行刑前为士兵准备酒菜，并请求延迟几分钟行刑，希望让对方少受痛苦。这一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政治和战争对人性的巨大压迫。

蒋介石去世后，老兵们反攻大陆的希望破灭。解严后，他们发起”想家”运动。高秉涵通过美国转寄信件回乡，却得知母亲已去世。1991年两岸开放探亲后，他终于回到老家，但已物是人非。他在档案馆找到了父亲被处决的档案，罪名是“国民党反动分子”，同批有被注“杀错了”的人。他认为父亲的死是历史革命的必然，没有个人仇恨。他拜访了被母亲怀疑是举报人的唐叔，展现了他超越个人恩怨的人性。

高秉涵珍藏母亲遗物，并帮助台湾老兵将骨灰带回大陆安葬。他因亲历战争残酷而极度恐惧战争，深信”不战最好”。面对当前局势，他建议两岸应多交流，“因为咱们是兄弟”。他认为个体不应依附权力，而应用行动去减少大时代下人的痛苦，要看到自己的责任，他对年轻一代寄予厚望。当被问及是否担心被贴上“统战”标签时，他表示自己展现的是人性，台湾养大了他，山东是他的根，两边都是他的母亲，“不放弃，永远不放弃”。

二、中国民间档案馆｜回眸夹边沟：劳改农场如何成为死亡集中营？

近日，由前驻华记者、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张彦（Ian Johnson）创办的公益组织“中国民间档案馆”（China Unofficial Archives）发布了一篇报道文章，讲述在“反右运动”期间，甘肃酒泉戈壁滩上的国营夹边沟农场里，一批知识分子被“劳教”的往事。

夹边沟农场计划任务书。图源：中国民间档案馆

文中记录道：

1956年到1957年，在中共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鸣大放”号召之下，中国的各界知识分子积极向党谏言，结果却被卷入“反右运动”，数十万人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他们的言论也被视作是“对党的恶毒进攻”。其中，约3000名“右派分子”被送到位于甘肃酒泉戈壁滩上的国营夹边

被送到夹边沟农场的这些人，只是全国50多万右派分子中的一小部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能活着离开夹边沟。酷刑般的劳动，加上规模空前的大饥荒，让夹边沟农场留下累累尸骨。那些死里逃生者，则终生背负

2000年代初，得益于中国当时比较宽松的言论环境，一些夹边沟的幸存者开始发表回忆录和接受采访讲述自己的经历，希望以此警醒世人，让悲剧不再重演。同时，夹边沟的惨烈情况也吸引了一些记者、作家的注意。他们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走访幸存者及遇难者家属，查阅资料，试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一书即是这段时期的成果之一。作者邢同义历时数年写成此书，通过挖掘隐藏于时间夹缝中的碎片，为读者拼凑出一幅关于夹边沟的相对完整和可靠的历史图景。邢同义曾任酒泉地委副书记和酒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这层身份使他得以接触到一些关键史料和人物，也使得这本书在当事人口述的基础上，还补充了重要的历史背景和信息。例如，通过后来的夹边沟林场场长，作者获得了当年建立夹边沟劳改农场（后改为劳教农场）的《计划任务书》，读者从中可以看到，一个纸面上看似设想周全、合理的劳改农场，如何在现

邢同义还通过当年酒泉县检察院的检察官，了解到当时因“抗拒劳教”而被起诉的四十多名“右派分子”的情况，这是目前关于“反右运动”的作品较少触及的内容。邢认为，这些人是“不幸者中的最大不幸者”，他们大多是因饥饿而偷吃、盗窃或者发表“反动言论”而被起诉。这一个个不幸者的故事，让宏大历史中的模糊面孔变得真实而清晰，也揭示出政治运动的残酷与荒诞。例如，邢同义在书中详细讲述了“右派分子”马述麒的故事。当时农场一头黑骟骡因与其他牲畜抢食而被踢伤，经精心护理仍不治而亡。因为黑骟骡是重要劳力，农场为此写了一份详细的说明材料，还向酒泉县人民检察院提请以破坏生产罪逮捕当时担任饲养组组长的马述麒，指其偷吃牲口饲料才导致牲畜打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批因劳累和饥饿而死亡的右派分子，死后连一个坟头都没有

《恍若隔世》中亲历者的讲述清晰揭示出，“反右”并非如官方所说，是一场不小心走过头的言论纠偏运动，而是当权者对于异议言论的蓄意打压；大饥荒也并非不可抗的自然灾害，而是极权制度下的一场人祸。书中不少受访者，包括作者自己，都将问题归结于共产党因犯了“左”的错误而将反右运动推向极端。但书中人物的经历表明，这些右派知识分子明明都是共产党的忠实拥护者。他们在中央号召下提出的建议，从反官僚、反特权，到警惕“党天下”，都恰恰是为了帮助党践行其掌权之初对全社会的

通过这些个人讲述，我们可以看到，在1949年后政治运动频仍的中国，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遭遇却如此相似，背后的极权逻辑也一以贯之。当社会中只有一种声音，当权者就可以垄断真相、“指鼠为鸭”,只为讲好整齐划一的“中国故事”。近年的例证之一就是新冠疫情中的封控政策：民众在荒谬的封控之下艰难求生，官方却在另一边制造着举国体制战胜疫情的幻象，并将所有试图传播真相的人划为敌对者或境外势力。讽刺的是，反右运动中，有的人（例如书中的李景沆）是因为提意见不够积极而被打成右派，学校领导认为他“不说，却比说还要反动”。可见，在翻云覆雨的政治运动裹挟之下，人们连沉默的基本自由都被剥夺，就像2022年底不堪忍受而发起白纸抗议的人们，连举

通过挖掘被埋葬的真相，邢同义让那些被官方长年屏蔽的、历史幕后的主角走到了前台，为无声者提供了发声的平台。如今，网络的存在让个人更容易分享自己的故事，但同时我们也面临更加严酷的言论审查和更具隐蔽性的政治宣传。即便如此，还是有无数为真相和自由而奔走的行动者，一次又一次冒着失去自由的代价，记录下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这些珍贵的记录，让不同时空的普通人得以看到对方，意识到自身境遇的系统性，也将不断为人们争取自由的抗争提供动力和指引。

三、南华早报｜中国新一代监控工具借力AI：已监控7000万Telegram账户、可自动检测翻墙行为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在最近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警用装备博览会上，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展示了一款能监控Telegram的工具，据称该工具目前已收集超过300亿条消息，监控了7000万个Telegram账户，以及39万个公共频道和群组。此外，南京的一家科技公司也展示了一款可自动检测翻墙行为的工具。

以下是这篇报道的中文翻译：

在北京举行的年度警用装备博览会上，参展商表示，中国未来的警务工作将由人工智能监控工具驱动，这些工具不仅可以监控Telegram和VPN用户，还能利用受DeepSeek启发的模型分析案件线索。

这些监控设备本周在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警用装备博览会上展出，该展会于周六（5月17日）落幕，是国内同类规模最大的警用科技展。展会为来自全国的警用和防务设备供应商提供了与公安部门争取订单的机会。

参展商包括隶属于中国最高警务机构公安部的研究所，以及多家民营企业。

人工智能技术成为展会上各类产品的重要卖点，包括监控工具、刑事侦查设备和无人机干扰装备。其中一项展出的技术是公安部第三研究所推出的“个人极端行为多维情报分析”。

据该研究所介绍，中国在对“个人极端事件”进行预警时面临安全挑战。该所已开发出AI模型，通过分析购物记录、搜索历史和社交媒体帖子，识别高风险人群。

研究所表示，这款工具基于中国初创公司Dify的AI代理服务开发，Dify是一个开源大语言模型（LLM）应用开发平台。

过去一年中，发生了多起“独狼”袭击事件，令中国社会震惊。最严重的一起发生在去年11月，珠海一名男子樊维秋驾驶SUV冲入体育中心外人群，造成至少35人死亡、43人受伤。樊维秋已于今年1月被执行死刑。

自那起事件后，北京方面多次强调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要求地方官员识别可能实施此类“极端事件”的人员。

该官方研究所还展示了AI辅助的手机取证工具和逃犯追踪系统。

许多厂商将警用设备的安全性作为主要卖点之一。

有公司宣称，其工具可以监控警用设备的使用情况，特别是上网行为，从而能够迅速发现“涉密信息的非法发布、传输、存储或处理”，以此“确保国家机密和警务工作的保密性与安全性”。

去年，北京对一项旨在保护国家机密的法律进行了重大修订，扩大了其适用范围。

随后出台的政府规定，要求厂商“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创新安全保密产品和涉密技术装备”。

这些规定于去年9月生效，并承诺对“对相关技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个人和组织给予奖励。

保密也是今年展会的一个主题。

参观者需通过扫码申请才能入场，必须实名登记并提供身份证号码，通过审核后方可进入展会。

展会上，许多潜在买家身着警服，一些展商要求参观者出示警官证后方可拍摄产品。在某些情况下，产品说明书仅限执法机构购买的设备随同发放给警员。

展厅内一条醒目的标语写道：“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展示了一款号称可以监控Telegram（一款以隐私和安全著称的即时通讯应用）的工具。该所称，该工具可监控用中国手机号注册的Telegram账户，而中国手机号有严格的实名制要求。

据该机构介绍，目前该工具已收集超过300亿条消息，监控了7000万个Telegram账户，以及39万个公开频道和群组。

该机构的宣传视频展示了如何通过入侵的中国手机号登录Telegram，监控群聊中的毒品交易。

他们还表示，可以监控Telegram上涉及政治及香港相关话题的消息。研究所称，2019年香港反政府抗议者广泛使用Telegram，是开发该工具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