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55万右派获得摘帽改正，但有96人维持原案，其中，被中央认定为右派而不予改正的有五人，分别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仁炳。换句话说，此五人是只摘帽不改正。

陈仁炳是这五人中活得最久、走得最晚的一个，直到1990年才因病去世。其他四人，早在文革前或文革初期，便已离开了人世。

陈仁炳跟其他四位大右派一样，都是因抨击国民政府而成为新政权需要结交和利用的民主党派人士。

但就影响力而言，陈仁炳显然不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三人著名。

其他四个人毕竟都死了，只有他还活着。虽然只是摘帽，没有平反，但待遇还是恢复了，让他继续教书，还搬了家。

至于为什么只摘帽不被改正，陈仁炳一直都在申诉，到死也未能解决。这使他苦闷抑郁，伴随终生。

他到底犯了什么罪过，至死不被谅解？从网上查到的信息看，相当模糊，令人不得要领。

陈仁炳是湖北武昌人，历史学教授。其父是著名基督徒陈崇桂，做过冯玉祥的随军牧师，跟司徒雷登是好朋友，后来也成了右派。父子右派，是老派知识分子在新政权的必然宿命。

陈仁炳幼年在湖北荆州瑞典人所办的教会小学读书。1925年去北京，就读于基督教美以美会创办的北京汇文中学。

1928年去上海，考入基督教美北浸礼会和美南浸信会联合创办的沪江大学。在校期间曾任该校基督教青年会会长。

1932年赴美留学，次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1937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后至武汉，受抗日救亡运动影响，参加武汉合唱团，担任领队。率领合唱团赴东南亚演出，宣传抗日，用义演募捐的款项支援抗日。武汉合唱团在南洋巡演活动中，共募得捐款1150万元，为中国抗战输送了极为宝贵的援助资金。

1940年回国，在重庆广播电台担任总编辑，以及出任财政部秘书等职。

1945年前后受聘为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上海师范专科学校社会学系主任和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院院长。1945年11月经周新民、李文宜介绍，加入民盟。

1947年在进步教授组成的上海市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中，担任干事，同时协助民盟创办了中共地下党直接领导的《展望》杂志，并担任该杂志社副社长。

1948年5月22日，参加上海学联在交通大学举行的反美扶日万人大会，在会上慷慨演讲，激励学生。是年10月，陈仁炳投身民盟上海市支部民运委员会工作，

1949年3月，被任命为民盟上海市支部解放工作委员会成员。解放军渡江前夕，陈仁炳出版了文集《走向民主社会》，在书中严厉批评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

建国后，陈仁炳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第一届政协委员兼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委员。后任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在复旦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

1957年陈仁炳提出“反对乡愿（伪善）态度，提倡贾谊精神”，结果被张春桥点名批判。后来又被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进攻》一文中点名批评，受到批斗，被划为右派。文革中被算旧账，再次遭到迫害。1978年被摘掉右派帽子，但维持原案不予纠正。

不过呢，在政治待遇上，还是给了他一定程度的恢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先后被选为民盟中央第五届中央委员，第六届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第九届民盟上海市委员会顾问。

但维持原案不予改正的阴影，始终罩在头上，成为心灵深处的创伤，无法消除。有人劝他想开点，他反问说，换作你，能丢下吗？

陈仁炳的第一位夫人是去美国留学时在船上认识的，结为夫妻后，却在颠沛流离的大时代无奈分离。后来，前妻曾从美国来大陆看他，却因为信息不对称的阴差阳错含恨而去，成为永远的遗憾。

新政权取得天下后，陈仁炳等人的作用其实已经完成。如果从此独善其身，保持沉默，以求现世安稳，一般也不会有啥麻烦。然而知识分子的惯性思维和天生的批判意识，让正直而有血性的知识分子做不到保持沉默，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旦上面号召大鸣大放，百家争鸣，自然便会在劫难逃。

盛世尘埃，性命如蚁。直言不讳，畅所欲言的结果是致命的。因言获罪的基因代代传承，一个民族的骨气和底气，迟早将会摧损殆尽。

相比储安平，陈仁炳还算是幸运的。

2025年03月01日